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完結篇收視率衝到3.6創新高，登戲劇龍頭，這告訴我們，爭議議題在台灣不是不能討論，而是用什麼方式討論，也代表台灣的影視圈不是寫不出好劇本、拍不出好故事，在前瞻計畫經費加持下，不免令人懷疑，過去鼓勵優良戲劇的經費都被哪些人拿走了？
我們難道永遠只能期待公視拍出好戲劇，卻又一邊被其他只會拍婆媳爭產劇的商業電視台高層指責：「觀眾就只愛看這種啊？」
若按此邏輯，難道魏德聖導演在拍攝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時候，會擔心裡面沒有婆媳元素、沒有總裁，所以觀眾可能會不買單嗎？所以，到底有問題的是觀眾，還是電視台？
或許，我們可以用世代衝突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比方說，台灣的長輩們就是愛看不用動腦，只想虐心的中國宮廷劇，整個電視打開都是鼓勵腦袋放空智商降低的影像時。下一個世代的影像工作者或是觀眾們，是要選擇有樣學樣，繼續跟這些已經不需要隨著時代進步的長輩們一起沉淪，或是更努力地創造出好劇本，說好故事，支持打動人心的好創作？
或許有人會說，工作這麼累了下班就是只想放空，不行嗎？
對，就是不行。
因為台灣年輕人運氣很差，是一出生注定被制度剝削一輩子的崩世代，沒有本錢讓自己放空，除非我們甘心成為那些長輩口中的草莓族、水蜜桃族，然後等到我們上了年紀了，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以及沒長進，繼續創造新的標籤貼給下一代，水果名稱用完了可能換糖果。
因為世界無時無刻都在轉動，產品、資訊等等生財工具的生命週期不斷在縮短，我們不可能冠冕堂皇的對外告訴別人：台灣要走向世界，回到家我們只願意接受總裁偶像劇來麻痺自己。
這樣的要求是否過度嚴苛？其實，每個國家其實都有無腦愛情劇。可是當西方國家已經《紙牌屋》、《黑鏡》、《西部世界》，日本已經有《半澤直樹》、《法醫女王》，甚至《月薪嬌妻》都是在討論社會問題時，我們還在看王偉忠們拍那些討好特定族群的眷村故事，看哪位女模又被物化成總裁的女友，或是看永遠只有爭財產的婆媳長壽劇，其實，這就形成了一個不鼓勵思考的社會氛圍。
近幾年，假新聞迎合著台灣社會喜歡膝跳反應不做長遠思考的風氣，一躍變成「民眾心中最受信任的人物」；許多厭倦藍綠，對政治人物完全不信任的民眾，卻意外的信任假新聞帶給他們的憤怒感，媒體高層為了捧中國，基層為了收視率交差，無所不用其極的把新聞媒體變成一種製造社會對立的工具。
《與惡》恰巧的在這個時間點出現，並提供民眾一個緩下思緒的思考方向。
該劇講述兩個家庭面對失去家人的自我療癒，過程中出現了台灣主流社會從來沒有面對過的思考──「原來一場悲劇中，不是只有受害者才是受傷的人，每一位跟這個事件牽扯到的人，其實都受傷了，哪怕是加害者的親友」甚至，透過螢幕接受媒體標題殺人、聳動畫面灌輸的我們，觀看整起社會事件的同時，其實也讓自己的心靈成為受害者。
因為人類會懼怕、會想排除、會想避免這樣的悲劇有任何的可能發生在自己或周遭的人身上，但台灣社會如前所述是個膝跳反應100分，長期思考0分的社會時，會怎麼做？答案是一股腦支持死刑，或者，包圍警察局。
吳慷仁飾演的死刑犯辯護律師，在這時候出現的恰到好處，誰說不照觀眾的思考就會沒票房，當觀眾以為會有包青天開鍘劇情套路的時候，劇本卻又帶大家走向另一個華人社會從來沒有過的思考，死刑犯為什麼會殺人？是社會使他必須殺人？還是人生經歷？還是他天生就愛殺人？
又或者我們換個思考，我們如何避免出現更多殺人犯？用死刑、教育、感化？
《與惡》所要討論的心靈修復，是漫長且需要勇氣的，該劇用溫柔的方式對社會大眾喊話，死刑的辯護未必就是不正義，試圖修復因為人倫悲劇而破裂的社會關係，本身就是一種正義。
試想，如果今天我們社會只會永遠包青天，虎頭鍘一落下但後續問題都假裝看不到，不從其他源頭去遏止犯罪，包青天模式之後，這個社會有學到什麼嗎？
所以重點還是思考，如果有人說他會用快速簡潔的方式替你處理問題，首先你要懷疑他的動機，再來是懷疑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權利被交出去了，而你沒有察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有非常多，思考是證明你有在參與這個社會的一種方式，也是對想操控你思想的人做出的抵抗，除非我們一開始就放棄思考了。
那麼，我們就跟惡沒什麼距離了。
作者本身是個工科人，誤打誤撞走進政治的領域後就回不去了，曾經擔任過基進黨的中執委，現為電台主持人
本文獲「思想坦克」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