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日昨宣布要參加國民黨初選，爭取代表國民黨競選2020總統。
一時之間，各界議論紛紛。
由於郭董在太陽花運動不久之後曾說「民主不能當飯吃」，再加上他的主要投資都在中國、他的企業強人形象深入人心，不少質疑者憂慮，一旦他當選總統，台灣人民所珍視的自由民主，恐怕不保。
為解消此一質疑，近日他澄清說：他一向堅持民主，只是「民主動能須化為經濟的成果」，就算簡化為「民主不能當飯吃」，也絕不代表他就否定民主。
郭董的這一番澄清是否足以解消民眾對他的疑慮，尚未可知。
因為許多民眾都相信，增進人民的經濟福祉是民主社會政治領袖的本務之一（因此，任內經濟表現不佳的總統通常會失去民眾的支持，無法連任），甚至都知道，雨露均霑式的經濟發展，對鞏固民主秩序，非常重要，但不少民眾擔心的，其實是郭董對中共併吞台灣的野心過於輕忽（因此說出了「國防靠和平」的奇論），無法排除他當選後，也許會接受某種「一國兩制」版本的自由民主台灣方案。
換言之，大家憂慮的是，台灣的政治領袖，即使在理念上不否定民主，但在實踐上，卻以「經濟繁榮」之名去冒險，而逐步讓台灣人民（或其後代）失去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而且中共越強大，這個「台灣變成另一個香港」的疑慮，就越揮之不去。
有些論者稱這種心理為「恐中」、「懼中」，相當準確。
已經決定要競逐總統大位的郭董，若只一味強調「政治要為經濟服務」，恐怕就畫錯了重點，要如何向台灣民眾證明他爭取來的經濟奶水沒有「毒」，才是關鍵。
即使擱置上述的疑慮不談，僅就總統候選人的格局而言，郭董主張「政治要為經濟服務」，雖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理念高度不足，遠遠次於「民主政治要為社會正義服務」；郭董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其實也只是工具（雖然極為重要），而不是目的本身。
不可否認，郭董的「政治要為經濟服務」，是一個相當流行的庶民觀念。
它聽起來非常務實、明確，對照而言，「社會正義」則顯得抽象難懂、似乎見仁見智、永無定論。就郭董的人生經驗而言，以經濟作為競選的關鍵詞，比起去論述社會正義是什麼，既可以展現自己成功累積財富的記錄，又可以省去無謂的知性糾葛，絕對是一項勝選策略。
然而，在民主國家的大選中，總統（或總理、首相）候選人避談自己對社會正義的理解與具體的實現方案，是極不負責的表現。
這是因為社會正義涉及的，是個人可以對其政府有所主張，或有道德權威要求其政府去保護和保障某些利益的權利問題，而且政府原則上必須最優先予以處理，不是可有可無、錦上添花、行有餘力再做不急的問題，也不是如何有效增進人民整體福祉的問題。
郭董可以在2012年，以企業家的身份，反對馬英九政府以正義之名開徵證所稅，並大聲質問：「人都是聰明動物，什麼叫做正義？」
但宣布參選總統後，郭董不能只問不答了。
他現在必須自己去回答這個問題，而且還要公開向民眾說明：什麼是他必須以社會正義之名去做的事情（社會正義要求政府制定什麼法律、推動什麼制度和政策）？
任何人打開一本現代政治學教科書，都可以看到：民主，就是由人民普遍享有方便行使的投票權、自主地行使投票權，來解決爭議，產生必要的集體決定（包括選舉各級政治領袖）之程序。
就這個意思而言，民主政治沒有保證任何結果，民主政治的「品質」如何，端視參與者以什麼理念去引導自己的決定。如果說以社會正義為名的民主政治，就是參與者公開接受以社會正義為最高理念的民主政治，那麼，如何讓台灣的民主政治成為以社會正義為名的民主政治，就是我們的共同事業。若然，那麼，在各級選舉的過程中，候選人透過自己對社會正義的公共論述，去鼓勵民眾反思社會正義的內涵、激發他們接受社會正義引導的政治意志，就是一項無法拋棄的政治責任了。
以社會正義為名的民主政治，並非人類政治生活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有待人為的努力才可能逼近的理想。作為一個理想，它蘊藏著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巨大動力，許多論者仍然相信，以社會正義為名的民主政治是人類文明化的未竟之業，而其實現的可能性（相對於不可能性而言），也正是（如康德、羅爾斯所言）人類繼續存在的意義之所在。明乎此，郭董既然準備棄商從政，何不選擇走一條意義非凡的道路？
作者為政治哲學工作者，相信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同樣重要，認為具體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也同意羅爾斯的觀察：沒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難哲學問題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本文獲「思想坦克」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