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發布的《2018年世界投資報告》，截至一七年底，台灣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為868.2億美元，絕對數值不到韓國2305.97億美元的四成。若觀察成長幅度，韓國一七年的FDI總量，比一○年多了70％；台灣同期間只增加近38％。
另一項數字，則更令人憂心。台灣至一七年的FDI總額，僅占GDP15％，遠低於全球平均的39.24％。經濟部也引用相同資料分析，自1997年以來，已開發國家FDI總額占GDP比率平均值，已超過開發中國家，這代表比起低廉人力與生產要素，跨國公司更傾向在技術與人力素質較佳的先進國家投資，但台灣顯然沒有跟上這波全球潮流。
「當外國企業對一個國家失去投資信心，直接的影響是產業無法升級、經濟失去動能；長期而言，將造成薪資成長停滯、人才外流、產業空洞化等後遺症，進一步使投資環境惡化。」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李沃牆解釋缺乏FDI衍生的負面效應；而這些負面效應，正是台灣近年來持續面臨的困境。
缺乏FDI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台灣企業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大舉西進中國尋求廉價勞力壓低成本；與此同時，國內又沒發展出新的潛力產業，讓外國企業找不到投資目標。
曾任友達光電總經理的天來創新集團董事長陳來助指出，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科技業的主要經營模式是「台灣接單研發，中國生產，行銷全世界」；在「台灣加中國」的方程式下，外國企業不會優先考慮投資人力成本較高的台灣，而會將資金往實際生產地中國聚集。
李沃牆則認為，當全世界都在講究產品如何「物美價廉」，台灣卻受制於整體國際形勢，無法如韓國、東協等競爭對手大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享受零關稅優惠，不僅加速本土企業將生產線移往海外，也進一步降低了外商來台投資誘因。
然而，這幾道阻礙台灣招商的高牆，在中美貿易戰後，逐漸出現破口。
陳來助指出，全球金融海嘯以後，陸續有些國家開始思考自由貿易並非全然有益無害，因此採取反傾銷、反補貼等制裁措施，保護本地產業；當各國紛紛建構策略性的貿易障礙，成本導向的「全球供應鏈」結構也連帶面臨挑戰，中美貿易戰，則讓上述趨勢更加明顯。
「過去的主流就是便宜，但未來便宜將不再是唯一考量。」陳來助預測，全球產業結構終將走向兩極化，一端是將成本壓低到極致，另一頭是強調高附加價值。其中，走高附加價值路線的企業，尋求投資機會時，不會只重視成本，更會分析當地的人力素質、技術水準、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等條件，「比起單純的『吸引台商回流』，吸引高附加價值的投資案，帶動產業升級轉型，更重要！」他說。
「這一波機會稍縱即逝。掌握住了，台灣經濟會全面轉骨；沒把握好，就後患無窮。」陳來助補充。
毫無疑問，當中美貿易戰讓全球貿易與供應鏈重新洗牌，台灣確實獲得難得一見的招商機會。但政府創造環境吸引台商或外國企業投資之前，應先回答的關鍵問題是：「哪些產業符合台灣未來發展願景？」接著才能進一步釐清，「該如何吸引這些產業來台灣投資？」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建議，政府吸引投資應該界定重點產業，如半導體研發中心，或自動化程度高的製造業；至於一些高汙染、高耗能，就連在中國生存都有困難的產業，當然不會是台灣鎖定的目標。
「台灣的定位是航空母艦，是創造力、活力的母體與基礎。」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明確指出，台灣地狹人稠，要調配製造業比例，不宜把有限土地、人力資源虛擲，在政策上應鼓勵將高單價、低耗能、有附加價值的環節建立在台灣。
但檢視賴清德在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上，要求各部會「由需求端驅動，提供客製化單一窗口服務，並以創新作法滿足廠商用地需求、充裕企業所需人力，同時協助台商快速融資」。乍看之下，政府似乎並未預設立場，而是傾向敞開雙臂，協助所有願意回流的台商。
「台商就像外地遊子，不一定每個孩子都適合回家。適合回台灣發展的，政府當然要全力協助；不適合回來的，就幫忙他們到世界各地打拚，以免耽誤彼此的青春。」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教授陳錦稷研判，就鼓勵投資的立場而言，政府當然不便公開「挑選」台商，但實務上必然有所取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