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是香港首次能體會台灣的感覺——大國角力下，位居夾縫的感覺。」二○一六年高票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朱凱迪苦笑一聲。他口中的大國角力，指的正是今年打得火熱的中美貿易戰，以及貿易戰底下，香港獨立關稅角色遭遇的挑戰。
一四年「雨傘運動」後，中國政經影響力在香港愈來愈明顯，包括逐步緊縮香港的自主空間，多次起訴政治異議者與社運人士，法院取消與中國立場相悖的議員選舉資格，公民團體不論在社運或政治路線，雙雙被堵死。港府也遭外界批評把司法當成政治工具，讓香港經濟獨立的基石——法治受到懷疑。
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成長出現衰退，中美貿易戰暴露出中國弱點，也為港人提供了一處破口——重新討論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以加重對中國的打擊。
像是今年九月，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去信美國國務院，提及香港回歸後愈來愈悖離民主，因此要求美國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又稱《香港關係法》）的特殊待遇。
一國兩制經濟獨立
握有國際金融地位，連結內陸發展
一八年底，美國國會轄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年度報告也論及，目前中國未能遵守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治，建議評估「現行把香港和中國視為獨立關稅區的政策，能否滿足美國對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管制。」
香港獨立關稅的地位動搖，能對中國造成一定的損害，源自「一國兩制」為香港留下經濟獨立的特殊性。前港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香港《主場新聞》創辦人、知名評論家劉細良解釋，「當年的『一國兩制』是中國對世界的承諾，據此維持了香港資本主義的規則，讓香港成了不同於中國城市的特區。」經濟的特殊地位，加上獨立的司法制度，保障了香港的商業發展不受中國政策的影響。即使回歸後，依然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