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霖表示，利益迴避只是管理機制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利益相關資訊揭露則是整套管理制度的開端。
「利益衝突的第一道防線在於揭露，」好讓研究機構、大學及公眾判斷「你收到這樣的利益，會不會影響學術研究的公正客觀。」王偉霖直言。倘若研究者有切身利益牽涉其中，就可能會使研究成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利益揭露後，才有辦法進一步管理利益衝突的因應。而揭露之後，「迴避」未必是完全退出案件，而是取決於利益衝突的強度。舉例來說，根據「台大利益迴避審查委員會」的實務運作，各委員可以依據揭露情況，建議創作人或發明人「無須迴避」、「應召開作價會議」、「不作專屬授權」、「不參與授權金分配」、「完全退出」等。
「並不是發明人有關的公司，就絕對不可能取得授權。」劉宏恩解釋，回歸科學研究的客觀性、讓成果商業化等考量下，「如果與發明人本身有利益衝突的公司，是當下最佳的選擇，可以讓技術效益最大化時，那還是可以選擇與該公司合作。」但重點是，有一個獨立運作的「利益衝突審議機制」來討論利益迴避的作法。
反應慢半拍的政府，在陳垣崇與翁啟惠案後，終於意識到制度上的缺陷，相繼兩度修正《科技基本法》及相關子法。一八年初所通過的《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才增訂研發單位「應建置利益衝突迴避、資訊揭露等機制及審議會議等作業程序。」
《科技基本法》及相關子法逐漸完善，符合學者一致的呼籲，開始看重利益衝突管理。理想上，應該可以期待各研發單位據此制定的內規，將有效管控「利益衝突」。
中研院內規 仍舊不足
回顧翁啟惠案發生之初，翁啟惠一再聲明，已根據中研院利益衝突規定做資訊揭露。然而，當時中研院內規將利害關係人限定在二親等內，明明子女是二親等，但中研院在揭露表上的例示獨漏「子女」一項，遭輿論與各界學者撻伐。
此外，翁啟惠也對外宣稱，女兒翁郁琇已經是成年子女，財產是她的個人隱私，也不能揭露。這些爭議點在兩年後，中研院內規調整仍然有限。
根據「中央研究院利益衝突事項處理要點」第六點，針對財務利益的揭露，只限定在「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中「前一年內」與企業有「超過十五萬元」的財產利益往來，或者持有「五％以上」的股權，始須揭露。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邱文聰曾就利益衝突管理到美國考察史丹佛、哈佛大學等校，他認為，和美國制度比較起來，中研院制度仍有不少落差。
他表示，美國的利益揭露區分成「顯在衝突」（real conflict）與「潛在衝突」（potential conflict）兩大類。顯在衝突的管制在於「每年定期申報」，僅須申報「視為本人利益者」即可，而「本人利益」包括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類似我國的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在此情況下，「自然無須揭露成年子女的財務隱私」。
但是，「潛在衝突」的管控則完全取決於個人揭露，美國並沒有明文規定該揭露到什麼範圍。「但若讓人覺得足以影響研究的公正性，基於學術倫理，有任何顧慮就該主動申報揭露。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成年子女就應該要納入。」他說。
這是一場「願意承擔多少風險的評估」，倘若日後發生任何爭議事件，屆時所付出的代價恐遠高於填表申報的繁瑣。一旦申報潛在衝突後，研究者就相當於獲得體制的背書，責任完全移交至「審議委員會」，由其決定研究者是否須退出，以及退出的程度。
邱文聰表示，中研院的內規刻意不區分兩者的差異，將定期申報與潛在衝突的主動揭露兩相混淆，顯然誤解美國的制度。他並表示，針對此誤解，他已多次在檢討會議或其他場合呼籲，卻未受重視。
本刊察看「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益揭露表」的填表說明，上面將揭露區分成年度揭露與個案揭露，而個案揭露的表格上除有依據要點第六點，要求創作人揭露與廠商間的財務、與親友是否任職董監等詢問外，另有一「空白欄位」，開放創作人自行填寫，雖無上述所揭露的利益關係，但「本人自認有其他利益衝突情事」就可補上。
也就是說，中研院意識到潛在衝突的揭露，重要性不亞於定期申報的揭露，因而在表格上開放創作人自己填寫申報，但在內規上卻有意模糊處理、未多加說明。
中研院是台灣至高研究機構，規範應更完善，並比政府法令更嚴，
才能保護學者免於落入利益衝突爭議。(圖片攝影/吳東岳)
美國名校利衝內規
反映高度自律
多數人以為美國法規對於學研機構技轉、衍生新創公司最為開放，殊不知美國對於利益揭露也最為嚴格。劉宏恩表示，美國名校在技轉上利益衝突的規範逐漸緊縮、審查趨嚴。如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要求揭露「最近親屬」（immediate family/household）的情況，並未區分是未成年或成年子女，廣義上甚至可以解釋，就算親等關係較遠的家人，只要同居在一個家庭中就必須揭露。
但再怎麼自認滴水不漏的利益衝突規範，仍有漏洞。即使是哈佛大學、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地位崇高的學術機構，近年也發現學者未如實揭露產業與研究的資金連結，喧騰一時。
美國也要求藥廠只要給予學者超過十美元的金錢利益，就得上報並公開揭露，作為藥品審核的利益衝突參考資料。等同藥廠請教授喝一杯咖啡，都得上報到公開資料庫。但這麼嚴格的法規，美國人還嫌不夠積極，已有聲音開始呼籲，目前法規僅禁止藥品審核前的金錢往來，也應當重視審核後金錢往來造成的利益衝突，並補齊法規。
「利益衝突的瑕疵不至於要落到《刑法》貪污罪處置。」劉宏恩嘆氣，指出利益衝突機制未完善，以致學者落入官非，是學研單位的內規及行政上的疏漏。內規訂得多嚴，也就體現了學研單位重視學術倫理的程度。
「利益衝突是保護所有人的機制。」劉宏恩表示，在事前沒有揭露的情況下，研究者被質疑特惠某間企業時，欠缺制度或機構背書，只能尋求願意相信你的人來擔保信譽，這也落入了願意相信的人就相信、不相信的人始終不相信的困境。
相反地，如果研究者事前揭露，在遭質疑利益輸送時，正因為他揭露在前，清譽自然是整個制度來背書。這是各大學者與學研單位都應該重視的課題，否則下一個翁啟惠、陳垣崇，仍有可能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