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民進黨出人意料的慘敗還有其他許多無法詳談的原因，然而追根究柢，最關鍵的還是經濟長期低迷這個結構性因素，讓不分藍綠的兩大政黨先後被選民狠狠教訓，同時也惡化族群對立等問題。
文/趙文朔
到25日凌晨才結束開票的本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以和2014年同類型選舉執政的國民黨大敗非常類似的結局收場。連代表民進黨在執政超過20年的高雄出征的資深政治人物立委陳其邁，都以跌破不少專家眼鏡的差距，被八月還無人看好的韓國瑜擊敗。欲尋求連任的台中市長林佳龍也慘敗給國民黨立委盧秀燕，甚至被視為綠營銅牆鐵壁的台南市資深立委黃偉哲和高思博的差距，都比預期的少很多。
這才是蔡英文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卻遇到了通常是在第二個執政期間才會有的慘敗，乍看非常讓人出乎意料。本文將試圖解釋為什麼這種勝負在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擺盪的選舉周期會提前到來，並對選舉結果會如何影響台灣政經情勢，做出分析預測。
2014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遭到重創的原因非常明顯：是馬政府欲在立法院強行通過《服貿協議》卻引發青年學生攻佔立院議場的太陽花運動的後續效應。而這抗議運動本身，又是對馬政府長期以來試圖以強化兩岸經濟整合來解決台灣經濟困境卻成效不彰的強力反彈，與失去台灣身分認同主體性憂慮的大爆發。在選舉中被重創的馬政府也一路跛腳，支持度一路跌到谷底，到了2016總統大選國民黨都曾派不出人的窘境。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在2008民進黨慘敗後一路撐住民進黨，並對政策、改革相關議題著力甚深的蔡英文非常輕鬆的贏得了16年的總統大選。
但稍微回顧一下蔡英文勝選的當晚，就能發現蔡本人其實沒有多少喜悅之色，甚至可以說是氣氛有點沉重。因為看著八年來馬政府由雲端墜到谷底，對台灣長期的政經困境還是束手無策，蔡總統非常情楚自己責任重大，根本談不上有什麼蜜月期，於是上任後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
然而，以下的分析會點出，很不幸的，因為蔡的改革對於提升台灣長期的競爭力成效很有限，有些改革還和台灣一樣沒有解決的身分認同問題糾纏在一起，引發了巨大反彈，在這次的選舉中完全表現出來，導致慘敗，並催生出民粹新星韓國瑜一手翻轉了國民黨的命運。
而這樣的狀況其實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早已屢見不鮮，台灣算是比較晚才搭上這班「民粹狂人」列車。蔡總統如不能在剩餘的兩年任期，有效應對這種和兩岸政治經濟關係分不開的民粹政治，後果會非常令人擔心。
在蔡上任之初，台灣的經濟已經長期受低薪、過勞之苦，而這個現象的主因是台灣實力不錯的製造業大舉外移到對岸或是東南亞，在國內低薪的服務業成為就業的主力，連帶影響消費、投資意願，政府也因為財政狀況不佳 （稅收不足／支出太多）而難以代替民間進行必要的投資。
蔡政府為了應對這些困境推出的主要措施是修改勞動法和進行軍公教的年金改革，前者固然有改善受薪階級收入和勞動條件的效果，但行政院的反覆讓自己落入兩面不討好的困境，對改善供給面的投資環境的幫助也很有限。
年金改革更是觸怒了外省背景佔相當比例的軍公教群體，讓他們懷疑這是具有高度政治動機的政治操作。總的來說，就是改革能創造的利益很有限，但卻製造了一群堅定的政府反對者在新興的社交媒體上串連，醞釀出更大的不滿和悲觀的氣氛。
從以上兩段簡短的回顧便可以看出，馬蔡前後兩任政府都無法解決台灣的經濟困境。馬政府先通過的ECFA（貨貿協定）和被擋下來的服貿其實並沒有抓到問題的核心：台灣的強項製造業對中國大舉投資，但對本國缺乏相應的投資。而蔡政府一樣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在兩大主流政黨給予人民的美好承諾都落空的時候，就是非主流政治人物躍上舞台以更聳動的語言或是不同的思維爭取選民的溫床。於是美國蹦出從未擔任過公職的川普打敗資深政客希拉蕊、法國在2017總統大選前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排外的極右派國民陣線候選人Le Pen會進入第二輪決選（實際上在第一輪選舉中，除了Le Pen得第二高票外，連第四高票都是極左派的不屈法國候選人Melanchon）、英國也在英國獨立黨 Nigel Farage 的推動下，通過了震驚世界的脫歐公投。
正如新秀政治學者 Yascha Mounk 在他的新書 The People vs. Democracy 所指出的：這些民粹型政治人物都強調要解決當下最迫切問題的答案，其實比主流政治人物要我們相信的簡單明瞭得多（想想「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而大部分的民眾也知道該怎麼做。在心底，他們覺得政治是件很單純的事，只要人民的聲音能勝利，民眾的不滿就會消失無蹤。
然而台灣一旦陷入這個民粹「陷阱」，其後果會比前述幾個老牌民主國家嚴重的多。
關鍵在於台灣還面臨中共越來越升高的統戰壓力，特別在中共自身經濟開始加速下滑，只能靠民族主義情緒來掩蓋不滿的時候。
可以想見在韓上任後，為了要讓這位已表示要成立兩岸工作小組，承諾92共識的新任高雄市長，實現他讓高雄發大財的競選承諾，對岸會提出種種措施來配合他的「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的政見，以證明和對岸親近能帶來「美好的生活」。如果對岸這次用的手法有所進化，不像馬政執政時期只培養出一群爭取不到選票的藍營買辦，那會產生很可觀的示範效應，鞏固、重塑部分台灣民眾對兩岸經濟連結和身分認同的關係。
正如由傑出投資銀行家轉換跑道成為政治學者的林夏如博士在她的著作 Taiwan's China Dilemma 中所指出的，台灣的不同群體主張的對中經濟政策實際上是取決於該群體的身分認同和對台灣未來政治地位的主張。而主張和中國經濟關係應該有適中的自由化與大幅度自由化的群體中，便有不少是在認同與未來台灣政治定位上是比較偏向統一。
台灣民眾的身分認同和對未來國家定位的偏好，是在民主化後一個有充分言論自由、資訊流通等政治權利的環境中形成的。一旦高雄的經濟受到對岸以更高明的手段獨厚而有所成長，韓國瑜挾著發展經濟成功的光環執行各種對民主政治體制有害的政策（比方說他曾主張的禁止政治性集會遊行），那便有可能反過來以經濟利益去影響、形塑原有的政治認同，再度激化台灣的政治對立。
為了避免台灣再度陷入這種政治紛擾影響經濟，經濟下滑導致更多政治紛擾的惡性循環，對蔡政府來說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重新釐清施政方針，進行真正迫切的改革。只要改革能成效，過分簡單的口號和外外的滲透、分化的效果便會大打折扣。在這方面比蔡還晚上任的法國馬克宏總統的執政經驗是非常值得參考的。
在馬克宏上任之前，法國經濟也是處於長期停滯之中，使前兩任總統都無法連任，在法國第五共和史上僅見。在2005年到2010年，短短5年間，法國佔世界總出口比例就下降20%。國內製造業比例僅僱用勞動人口的12%（德國卻有17%）。法國僵化、嚴苛的勞動法規（法國2017年時勞動法文件高達3448頁，頁數是比2000年多了52%），造成法國的企業規模偏小，人數在50人以上的企業不到德國的一半。馬克宏上任後，很有政治技巧地拉攏了部分大工會進行修改勞動法的談判，孤立了強硬的工會，令曾逼迫兩位前總統放棄改革的工會大規模抗議，很快便無疾而終。
馬克宏也延續他擔任經濟部長時積極鼓勵數位經濟發展的政策（成功吸引到臉書2015年在巴黎成立歐洲唯一的AI 研發中心），讓年輕人不再以加入傳統的大公司為首選。相對地，面對法國政府非常龐大的官僚機構，為了避免快速縮減公部門，引發習慣吃公家飯的公務體系菁英的抗拒，馬克宏先把這個敏感的議題擱置了。
從以上簡短的敘述便可以看出，馬克宏有很清晰的戰略和高明的手腕來處理法國長期累積的問題，儘管如此，在最新一輪的石油價格改革中，還是在上周遭到了將近30萬身著「黃背心」群眾的抗議，本周抗議活動更擴散到了巴黎。所以面對艱鉅的改革議程，蔡總統實在應該重新釐清輕重緩急，多參考類似處境國家的成功先例。
當然這次民進黨出人意料的慘敗還有其他許多無法詳談的原因，然而追根究柢，最關鍵的還是經濟長期低迷這個結構性因素，讓不分藍綠的兩大政黨先後被選民狠狠教訓，同時也惡化族群對立等問題。
因此，若要讓最晚陷入民粹狂人腐蝕民主的陷阱的台灣能最快脫離這種死亡螺旋，不要像法國一樣折損了兩任總統才看到轉機，民進黨政府真的該冷靜下來，重新設定阻力最小、效益最高的改革路徑圖。對於核心支持者重視，但一下無法做到的，便不要貿然推出，遇到社會反應不佳就縮手，徒然折損政府公信力還製造更多反對者。越是在艱困的環境中越要沉著的計畫為政的每一步，微小謹慎、瞻前顧後是無法帶台灣走出困境的。
本文獲「思想坦克」授權刊登，原文發表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