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國際，台灣BOT案數量驚人，凸顯政府事前評估不足的缺失， 加上先期規畫不夠謹慎，導致公共利益在執行過程中，逐漸淪為犧牲品。
回顧台灣BOT史，故宮南院附屬文教設施BOT堪稱「集眾家病灶於一身」的案例。
無論是一開始的單一廠商投標，乃至於簽約後的政府協助融資、規避環評等，本案的種種爭議點，其實也是台灣過往諸多BOT失敗案例的共同惡性基因。
「政府在前頭的規畫越不足，往往問題就會越大。」檢討台灣BOT運作，淡江大學運輸管理系教授張勝雄直探源頭。他表示，BOT牽涉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分配，當先期規畫越不足，後續公、私利益的分配協商就越進退失據，引發的問題規模也就會越大。
而所謂的先期規畫，包括「是否必須仰賴民間業者參與」的評估。台灣樹人會常務理事潘翰聲表示，「很多案子根本不需要BOT，由政府發包即可。像是觀光事業、體育館設施等，哪有政府不能做的道理？」
事前規畫急就章 事後被廠商牽著鼻子走
看數字，這樣的質疑有其道理。從二○○二年至一五年間，台灣BOT數量一三五六件，是日本的二・六倍、英國的二・七倍以上！若以一一年至一五年的數量來看，日本總計一五三件、英國六十二件，台灣則竟高達五四八件。
不僅如此，從案件金額占GDP（國民生產毛額）比率來看，以○二年到一五年的每年平均值計算，台灣占GDP○・六％，比起日本○・○七二％、英國○・一九％，均高出數倍以上。這些比較數字凸顯出台灣「山也BOT、海也BOT」的譏諷，並非空談。
而在敲定案件採用BOT後，接下來的執行也經常不符合「慎始」原則，往往在進行完整規畫前就急於與得標業者簽約。「政府常會追求政治熱潮，例如高鐵一九九八年的簽約就趕在選舉之前。」張勝雄點出其中一項原因。
而故宮南院BOT也是趕在一五年八月和廠商簽約，並且於當年年底、離總統大選不到一個月前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