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 讓精障者社區照顧黑洞曝光

位於高雄路竹、專門收容精神障礙者的龍發堂，去年七月一名堂眾（安置於龍發堂內的民眾）送醫急救後，確診為阿米巴痢疾。

緊接著，高雄市衛生局介入調查發現，龍發堂裡五○三位堂眾，共有三十二位阿米巴痢疾與七名肺結核確診案例。

十二月底，衛生局公告龍發堂為法定傳染病流行地點，限制人員只出不進，並逐步將堂眾移出就醫與安置。

目前龍發堂表示，各縣市政府規畫要在農曆年前將設籍在轄區內的堂眾移出完畢；高雄市衛生局則強調，後續會協助輔導龍發堂轉為合法機構。截至今年一月二十九日，龍發堂還剩下一三五位堂眾，除確診者送醫之外，「阿米巴痢疾檢驗後確認無感染、無肺結核反應的堂眾也率先移出。至於潛在患者目前都有投藥。若是家屬帶回的（堂眾），我們也有持續追蹤。」高雄市衛生局長黃志中說道。

雖然龍發堂設備環境不如其他精障照顧機構，但承諾收受精障者一輩子的誓言，成為許多家屬的依靠。

疫情控制不順利 移出堂眾家屬  大多找嘸人

衛生局估算，龍發堂的堂眾超過五十歲者占七成，部分已出現慢性疾病。多數堂眾居住超過二十年，僅有十幾人是五年以下。堂眾主要罹患思覺失調症，其他也有唐氏症、智能障礙和酒精性精神病。而設籍在高雄的堂眾數量最多，達兩百多人，其中七成以上有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一到兩成領有中低收入證明。

現階段移出後的醫療支出，都由政府以公務預算負擔，衛生局方面也已召開四次說明會，向家屬說明處理狀況。只是，雖然衛生局大刀闊斧移出堂眾，並試圖控制疫情，但作業並不順利，「我們跟龍發堂要家屬聯絡方式，很多都是錯的，根本找不到人。」黃志中語氣無奈；而龍發堂發言人李芳玲也同樣委屈：「很多堂眾住了二十年以上，當初家屬留的聯絡方式，現在我們也找不到人啊。」

另一邊，李芳玲也埋怨：「我們有些恢復良好的堂眾，後來就成為工作人員。但衛生局一律把他們視為精障者移出，影響了我們的日常運作。」家屬部分則擔心，移出的堂眾後續照顧該怎麼處理，至今都沒有明確的說法。

近五十年龍發堂始終存在，正反映出台灣精神照顧資源的分配問題。「如今要在既有體制吸納這群人，將會是連續型社區照顧最大的挑戰，也將戳破我們社區照顧這件『國王的新衣』。」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理事長滕西華斷言。

龍發堂與台灣精神照顧系統的糾葛跨越半世紀，一九七○年由釋開豐法師（俗家名李焜泰）成立的龍發堂，最為人所知的治療方式，便是透過「感情鍊」（鐵鍊）將障礙程度輕重不一的堂眾拴在一起，共同工作與生活。這看似拘禁了堂眾人身自由的「感情鍊」，某種程度卻也近似個案長期陪伴的照顧模式，不少從事精障照顧的人，對於「龍發堂精神」也給予正面肯定。

家屬無奈的選擇 只有龍發堂承諾照顧一輩子

家屬劉如臻的弟弟在龍發堂已待了二十一年，她表示，沒和精障者相處二十四小時，是很難體會照顧者的辛苦。過去弟弟情緒一來，就揮拳打她，也曾拿著菜刀亂舞，或是在深夜時點火。

「有時晚上聽到弟弟開門走出去，家人就被嚇醒。」劉如臻無奈地說，不少家庭都是因為經濟因素，或在醫療機構輪轉，最後才選擇龍發堂，「我們當然知道它的設備環境沒那麼好，但如果有地方願意承諾照顧一輩子，我們也願意送去啊。」

只是隨著龍發堂收容人數增加，從最初的兩百人到如今的五百人，甚至一度高達六、七百人，園區內的管理維護顯得棘手。而龍發堂已不是第一次因為內部出事，而登上新聞版面，過去堂眾互毆、引爆瓦斯輕生等，都讓外界對這個法外之地憂心忡忡。

因被公告為法定傳染病流行地，龍發堂限制人員進出，留在內部的堂眾至1月29日止，僅剩135位。

隨著台灣現代精神醫療設施逐步建立，幾十年來輔導龍發堂合法化或接手處理的嘗試，不曾間斷。

像是一九九○年討論《精神衛生法》立法時，當時衛生署（現為衛福部）便曾委請南投草屯療養院等三家醫院，協助龍發堂堂眾的收住。

「那一波有七十五個堂眾 移出。在還沒有全民健保的年 代，這些人的醫療與生活開支 全是政府支付。之後有了健保後，醫療支出改由健保給付，但伙食費、合併症轉醫等費用仍有政府補助。每年大概支出一八三萬元。」當年曾參與龍發堂處理過程的安南醫院精神科主任唐心北說道。一直到二○○五年左右，政府給予龍發堂的各種醫療協助，累計大約四千萬元。

二○○○年，衛生署曾再度嘗試移出部分堂眾，○四年派遣嘉南療養院醫師進場為堂眾進行鑑定分類後移出堂眾，那一次移出了五十多人到嘉南療養院和高雄凱旋醫院。之後，再無移出堂眾的措施，直到這次爆發疫情。

多年來官方數度力圖接手卻難以為繼，除了移出堂眾因症狀不同，未必能適應醫療體系照顧模式，另一個困境是，「龍發堂裡不一定都是精障，也有智能不足或酒精問題的人，精神醫療要全面接手嗎？當然不可能啊。」唐心北說。

當年試圖移出堂眾所面臨的問題，與今次爆發疫情後面臨的堂眾處置難題，也是如出一轍：照顧資源與照顧機構在哪裡？政府接手是否又能與龍發堂一樣，接手一輩子？都成了下一步得要思索的困局。

▲點圖放大

雖然《精神衛生法》立法二十八年，精神醫療資源逐漸增加，像是全台醫院急、慢性病床就有二三四○四個床位，精神復健機構八千多床、精神護理之家則有四千多床，從數字上來看，要吸納五○三個堂眾綽綽有餘。

但現實是，「這一次，一個設籍在台北的堂眾，沒有機構想接，最後北市府只好把人送到外縣市與北市有簽約的精神護理之家。另一個縣市也是找不到機構收，只好送去嘉南療養院。」唐心北說道。對此北市府回應，目前北市府並未將堂眾送至外縣市，自接獲中央會議通知後，基於人道考量積極與家屬連絡，兩度組織醫療團隊南下龍發堂進行堂眾醫療評估，並接回兩名堂眾，而對於願意返回臺北的家屬和堂眾，北市府都會先進行健康檢查，並在家屬及堂眾意願下協助媒合安置機構與資源。

找不到地方安置 機構「挑病人」成潛規則

找不到地方安置，正是目前台灣精神醫療照顧的根本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機構種類繁多，「我們的機構多是從『醫療』思惟發展出來的照顧模式，強調用藥、職能治療等復健方式。但失序的模樣各有不同，根本無法靠同一套標準來處理。」實務工作資歷二十年的演慈康復之家負責人羅美麟分析，由於機構必須權衡成本，但同一套照顧模式卻又無法適用所有人，「挑病人」也成了機構的潛規則。

曾是桃園一家社區復健中心負責人的戴雅君也提及，「有些人不想待在機構，或者他的症狀可能會癱瘓機構時，機構只好以『案主沒意願』為由不再收受。」而醫院慢性病床每年檢核一次病人是否需繼續留住，也能技巧地篩選病人。就連唐心北也不諱言，待在機構裡的病人往往是相對好照顧的，不容易照顧的反而沒地方去，責任一樣回到患者的家庭身上。

「且即使機構願意收，這些堂眾遲早還是會出院的。出院以後回到社區，到時誰來支持？」滕西華質問。

▲點圖放大

衛福部統計，台灣精神科每年就診人次高達兩百萬，身心障礙者中，罹患慢性精神病者高達十二萬人，領有重大傷病卡者，其中二十萬人屬於慢性精神病，這些數字遠較醫療與機構床位數高出許多，多數有精神困擾的人，其實普遍存在於社區。

多數精障者存在社區、依靠家庭照顧。二○一五年，台 南發生一名罹患精神疾病的父親悶死幼兒的悲劇，事後台南市衛生局遭到監察院糾正，因現行的「精神病患社區關懷訪視」未能落實，導致憾事，也凸顯社區照顧資源的稀缺。

重返社區誰來顧 砍預算 關懷訪視員難落實

「像在台北市，十二區裡社區關懷訪視員一區只有一個，今年預算還被砍，人數要再減少。留在社區裡的精障者要怎麼照顧？」同為精障者家屬的心生活協會總幹事金林無奈表示，社區照顧資源少，責任全落在家屬身上，但家屬若想要申請居家照顧協助，還得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而即使領有手冊，照服員也不一定願意來幫忙，「因為我們跟身障不一樣，身障可能需要人幫忙洗澡，但我們的孩子看到人就躲起來，怎麼提供服務？」

「處理龍發堂不是難事， 問題是這些人總會出院回家，我們的社區有能力承接嗎？」滕西華說，曾有位精障者提及，犯罪的人服完刑期，便結束隔離的日子，但精障者卻像是被判了無期徒刑，即使走在社區裡，仍舊與他人毫無連結性，這段話凸顯社區缺乏資源，讓精障者難以重新融入社會。

當社區未曾思考如何支持精障者共存，龍發堂這樣特例的照顧機構，就有存在的空間與必要性，如今五○三位堂眾叩問的，正是台灣社會如何面對身邊的精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