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賴清德1月9日表示，今年是行動支付元年，將推動未來政府採購及補助計畫，都將「行動支付」列為商家評選項目之一，同時為了鼓勵小商家響應「嗶經濟」，凡導入行動支付後，超過20萬元者免開統一發票，營業稅「照舊」維持1％課徵。
另外，賴揆也希望各部會應編列相關手續費預算，民眾以行動支付繳納相關費用給予一定折扣，並責成國營事業中油、台電等應率先響應行動支付服務。
台灣行動支付發展速度過慢，如今終於獲得政府的重視，這應該是好現象。不過，台灣行動支付無法普及，到底核心問題為何？政府有沒有找到病癥，然後對症下藥，這顯然是賴院長最該做的事。只是，從目前多項行動方案來看，恐怕還沒看清問題為何，用的方法也不夠有說服力。
台灣行動支付發展遲緩的原因，有幾個因素，一是貨幣（假鈔相對少）與信用卡普及，沒有攜帶其他支付工具的迫切性；二是行動支付太晚起步，行動支付認證與開通複雜，進入障礙高；三是缺乏足夠誘因，讓使用人提升效率或增加補貼。這三項因素都讓行動支付無法跨過門檻，很難與現有支付習慣競爭。
至於對行動支付的推廣，台灣最喜歡參考美國或中國的作法，其中美國是以健全的創新環境，讓新科技與新創企業百花齊放，在寧靜革命中完全社會進化；至於中國採取的是國家力量大舉介入，先是野蠻成長、事後監管，等大咖出現後，再就地合法、收編納管。
由上而下的推動改革 往往容易失敗
兩大國用的方法或有不同，但讓網路力量撬動舊社會的路徑完全一致，中國傳統銀行的敗壞程度絕對比台灣高很多，但透過網路的寧靜革命，卻讓社會更快步進化。
以台灣目前的社會現況，應該採取何種作法？很顯然的，台灣的民情，要採取中國作法很困難，但要以美國為師，目前環境、法規及創業氛圍又都有待加強，但即使如此，還是應該偏向後者，讓創新企業可以自然健康地成長，才能帶動社會進步。
因此，這次賴揆提出政府想推動的多項作法，成功機會並不大，因為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在最近十多年的政府改革中都不成功，更何況是牽涉到創新科技的應用，即使政府想逆勢而為，也要耗費很大的力氣與資源，才能達到一點點效果。
例如這次對小攤販祭出的「優惠」政策，可行性就很低。過去小攤販根本不繳稅，連法定的1%都沒有繳足，此次希望大家換行動支付只要繳1%，如何會有誘因？而且，許多攤販的月營收都不只20萬元，如果用了行動支付，一季就要繳到6,000元以上，這種多繳稅的事，怎麼會有人願意？
此外，要求中油、台電等國營事業響應行動支付，困難度更高，政府要如此做，需要下很大決心，不只要處理官僚體系內部的抗拒，過去用到銀行體系扣帳的作法一定也會受到衝擊，更得面對來自傳統金融業者的強力反彈。
筆者曾經看到台銀推出行動支付，於是去臨櫃了解，結果上上下下忙成一團，大家都不知道怎麼用，最後才輾轉找到一位年輕行員，可惜程序複雜麻煩不說，應用也很受限，最後也是沒開成。
創新力量之所以必需由下而上，是因為創新永遠來自邊陲，擁有傳統包袱的勢力，只會阻止創新、咀咒創新，從來不會認真地面對迎接創新。
別忘了，由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公司出資成立的群信行動數位科技，至今推廣成效不張，原因也很簡單，這些在舊體系中有生意、有錢賺的單位，怎麼會認真推一個可能革自己命的科技？
家長式指導已過時 最好結合民企下重藥
同樣的情況，大家會期待金融業來推動行動支付，金融大咖國泰金、富邦金才剛公布去年獲利都達到500多億元，有這麼賺錢的生意，誰希望台灣金融版圖做改變？他們怎麼會期待行動支付趕快出來？最好的情況就是台灣維持現狀，什麼都不要變，繼續賺錢。
不僅行動支付如此，台灣太多新創事業，都會面對傳統習慣與勢力的反對與挑戰，從共乘、線上影音(OTT)到金融科技(Fintech)，既得利益的反對力量，永遠都是推動創新最大的障礙，政府最大的力氣，應該放在讓創新力量出現，並且儘可能排除不當的阻力，至於若要用上對下的力量介入，得到的效果一定是事倍功半。
對於產業政策，大家常提到80年代的李國鼎與孫運璿，曾經很成功推動半導體、電腦等產業政策，但傷感情的是，這個時代過去了，台灣真的回不去了，我們不能再用以前那種家長式的產業指導，告訴這個世界往哪裡去。
如果政府真的想主導行動支付的發展，在創新應用中扮演重要角色，筆者收集了一些網友的建議，都相當有創意。例如，讓台灣Pay直接跟7-11或全家合作，連續一個月支付買飲料，每瓶都省10元，可能不用幾天，全台灣的阿公阿婆都會用了。
或者再下點猛樂，政府發放的各種津貼，甚至公家單位發的薪資，全都改為只能用電子方式領取及使用，這樣天羅地網撒下去，就能徹底改變大家支付的習慣。
這麼做需要政府下很大決心和魄力，但總比漫無邊際的方法更好。改革總要付出代價，沒有陣痛，如何有豐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