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群從「家庭之網」掉落的孩子，理應在國民教育時被接住，但他們卻被整個體制放手。
他們被逐步排除於國民教育系統之外，成為一個逃離者。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接住他們？
那年我第一次當導師，帶了這個班兩年，第二年下學期他就斷斷續續不來，第三年，我留職停薪去進修，換了一個導師，他就完全不來了。
他家庭支持系統很差，單親從父，爸爸不知道怎麼帶小孩，有時候關心，但是所謂關心就是打罵。爸爸會來學校拜託我，教好他的小孩。
我第一次當導師，會打人，作業沒交、上課秩序不好，我都會打學生。我知道打不會改變他，可是那時我還是打他，因為我是全班學生的導師，我要「公平」 。
那時學校的輔導室功能不強，沒有輔導教師可以商量，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資源可協助他，就任他從我手上流掉了。
我留停那一年聽到他都沒去學校，覺得很難過，常常想起他爸拜託的那張臉，心很酸…… 。
我總是想，因為我堅持「公平」（說穿了就是假公平），讓他找不到留在學校的意義。
這是很傷心的經驗，我覺得虧欠了這個男孩什麼。
之後，我不再體罰、不再堅持假公平。所以當我第二次遇到「不想來學校」的學生時，我告訴自己千萬別放手。我常常想，假如那時候的我是這樣堅持不放手就好了，可是人生不會給你機會重來。
這是已經工作十年的琪琪老師，心中最惦念的學生、最深的遺憾。
很多孩子，來自於辛苦的家庭，家庭接不住，作為「國民教育」的學校也接不住，便開始流浪中輟。這些離開教育系統的孩子，並非一開始就受到惡意的排除，多數老師也都像琪琪，在一開始都想「做點什麼」，但為什麼當初的教育熱血到了現場，卻成了推孩子出系統的殘忍？
根據教育部的「帳面數據」，由大人手上滑落，從學校中輟的國中小學生，每年約四千人，其中國中生占了近九成。
陳俊朗（站立者）18年陪伴台東的邊緣少年，帶著他們學習、找成功經驗、培養自立技能。
（圖/陳俊郎提供）
被國民教育排除 孩子向外找歸屬感
從家庭失功能到中輟，孩子被逐步排除在「國民教育」系統外的軌跡，通常很相似。
先是學校內出現「推力」，接二連三的挫折和孤單：考試成績差、不寫功課；在以升學為主的學校，學業表現差通常會接著有人際上的挫折：沒有朋友、找不到歸屬感。尤其國中正臨青春期，是尋找自我價值與認同的重要階段，當家庭、學校沒有歸屬感，孩子就往外去找了。
如果剛好社區內有股「吸力」接應，給了家庭與學校給不起的歸屬感，孩子就中輟了。
「中輟狀況很複雜，而且跟社區狀況有關。」高雄市左營高中輔導教師李佩珊曾任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那幾年的輔導工作讓她看見孩子中輟的常見模式：當孩子逃家逃學無處去，就會到學校附近「某大哥」的小套房住、打電動、聊天，套房內聚集許多在學校內適應不良的孩子。「某大哥」通常是某集團成員，有計畫引誘學生，讓中輟的學生出陣頭、吸毒販毒、犯罪、性交易……。
為了讓學校正視中輟生，從教育部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視學校的「中輟率」，「零中輟」幾乎成為回應中輟生問題的重要管考。
「中輟的KPI是有意義的，確保每所學校願意努力去找回孩子。」李佩珊認為，重點在管考之外，「有沒有專業的人和學校一起看發生了什麼事？社區狀況如何？老師專業缺少什麼？用系統的思考看待中輟，解決系統的問題。」
落到學校的日常，「零中輟」很難成為挖掘學校系統問題的起點，反而變成「做出漂亮數字」的業務壓力，推引出隱匿通報或者拒絕中輟生的負面效應。
「校長不可能讓自己學校有太多中輟案例。」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直指，國中小的中輟生「黑數很多」，很多學生根本就是中輟狀態卻不在數字上。有些學生了解三天不到校要報中輟的遊戲規則，每三天出現一下，有些是家長幫孩子請長期病假，更大一群則是人天天出現在學校，但是沒有進教室、沒有學習。
2015年落成的「青林書屋」，是由孩子、社區民眾和志工花了9個月的時間合力建造。
（攝影/余志偉）
回校就遭老師「洗臉」 只能再度輟學
被找回的中輟生，處境往往沒有改善。「我復學就會被生教組長罵、被老師罵，就像把泥土打在我臉上一樣。」一位八年級輟學、九年級復學的女孩這樣說。如果原來迫使她中輟的因素，像是：沒有學習、被不友善的對待、人際上的孤單感沒有改善，孩子常常是再度中輟，或者就在輔導室睡到畢業。
「我們很多老師沒有解決複雜生活的能力。以前社會很單純，現在孩子受到的誘惑很多，老師無法處理，也擔心處理不好會有問題。」這幾年在偏鄉教孩子寫程式的成大教授蘇文鈺觀察。
除了學校老師幾乎都沒裝備回應這些「教學之外」狀況，更結構性的癥結在於——當這群孩子在為生存而掙扎，為生命飄搖而找「根」時，國民教育的KPI（績效）裡，永遠有比接住孩子更重要的事。
國中教育最重要的KPI，是升學。升學績效關乎學校招生及補助，對小校來說，甚至關乎存亡。
當老師為了女孩英文單字背不齊而打她時，老師不會知道，她從國小就被父親性侵，英文和四則運算都沒辦法幫助她從黑暗的廢棄角落走出來。
孩子的書屋帶少年單車環島、划獨木舟、辦音樂會，透過多元的課程和戶外活動找到成功經驗。
（圖/陳俊郎提供）
只靠補救教學 看不見學生背後的痛
主流的教育系統假設，所有孩子都是「準備好身心」來學習的。於是，學不好的就是失敗者，就透過一堂又一堂的補救教學去「幫助」與「補救」他，沒有餘裕看見：這些孩子是什麼時候被放棄，再也沒有學習？對生命千瘡百孔的孩子來說，學好國語和數學，人生會有什麼改變？
「國中環境本身就是一個高壓爐，所有孩子每天從早考到晚，不斷被評比。」人本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覺得痛心，升學結構篩選出一群「學習成就低落」者，在學校找不到舞台。
第二個KPI是，「大多數」的孩子永遠比「個別的」孩子更需要照顧。
一位老師要面對全班三十位學生，每個學習需求與家庭狀況不同，「我只要多幫助他一點，我就得放棄別的孩子。」不只一位國中教師在談到教學困境時這樣跟蘇文鈺說。
統一的教學進度、標準化的考試，是學校為大多數人設計的「基本規格」，必須如部隊行進般統一步伐、速度，跟不上的，就脫隊了。
為這些孩子找到真正適合他們的教育方式，是許多教育工作者的盼望。
四年前，屏東縣政府創設了「飛夢林」，打造適合這群少年的學習與生活場域。（詳見82頁）三年前，實驗教育正式法制化，今年，台中市成立了「善水國民中小學」，是國內第一所依此法創設，有家庭功能的實驗學校。
- 實驗教育：實驗教育三法包括《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在2014年11月正式實施，以落實 《教育基本法》鼓勵政府及民間辦理教育實驗的精神。
「以往，對於這樣的孩子都是以分校、分班或是計畫的形式來協助，但善水是『一所學校』，投入比一般學校更多的教師編制、社工師、心理師、廚師等。」台中市教育局局長彭富源強調，因為是實驗教育，善水不需要在現行課程架構下修修補補，可以為孩子量身訂做更多的探索、實作、技藝、體驗課程。
啟動實驗教育 助孩子找回學習動力
台東「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俊朗，陪伴家庭失能、在學校邊緣的孩子十八年，「以前孩子中輟，我們會幫助孩子回學校；但現在已經不那麼堅持，因為知道他在學校不會比較好。」
實驗教育法制化後，陳俊朗也準備籌辦一所透過多元課程和社團活動，讓每個孩子找到成功經驗的學校。他說，基本能力也重要，但要從孩子不會的地方教起，重點不是教多少，而是要聽懂、學會。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林意雪，過去近十年與社區國中合作，透過閱讀、農事、手作等課程，為「坐在教室就準備好不上課」、「從小習慣聽不懂」的學生，找尋適合的學習。
她深知這些逆境中長大的孩子，需要韌性、自律、樂觀、自我覺察等「非認知能力」，更甚於學科認知能力，必須重建他們對學習的看法，讓孩子相信改變的可能。實驗教育法制化之後，她也開始思考辦實驗學校的可能性。
不論是已經創立，或是還在尋覓辦學可能的實驗學校，將重訂教育的KPI，不被國家課程框架，在國民教育階段還給每個孩子應有的學習。
他們沒有否定主流教育「服務多數人」的前提，卻挑戰教育系統的「單一」。試圖打破「單一」，開啟新教育的無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