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多達兩萬名的高風險家庭孩子，長年處於貧窮、暴力、家庭失能的環境，有如生活在廢墟之中，他們得不到老師、親友的關懷，幸運的，還能靠自己的雙手求生存，不幸的，就從此陷入長期的困頓裡。
如何給予失家、失學少年一個活下去的機會，台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十三歲的小傑（化名）被送到中途之家時，還有幾顆乳牙沒落下，個子清瘦、營養不良；他被分配到十人一間的上下鋪，生輔老師管教嚴格，小傑卻滿足得露出可愛的小虎牙，他說這是第一次感覺被人關愛。
七、八歲懂事時，他就看著父母、兩位舅舅跟著阿公阿嬤吸毒販毒，大人們總呼朋引伴窩在房裡，共用針頭與吸食器，屋裡充滿濃烈的塑膠味；狂歡後，歪斜的針頭、乾漬的血跡，就由家中唯一清醒的小傑善後。小傑說：「他們一旦這樣做（吸毒），我就很不喜歡；安非他命、海洛因、大麻，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會管我，我就等於一個人，像鬼一樣……。」
全家六位大人在過去幾年間，因販毒相繼入獄。失去家人照料的小傑，來到一所專門留容國中中輟生的學校，在這裡他遭遇到與他生命經歷一樣艱苦的少年：A的父親長期失業後酗酒不顧家庭，B的外配母親被父親家暴離異，C幾乎被棄養，為生存曾偷竊、討債。
台灣有一群少年，正過著和自己年紀極不相稱的生活，遭遇多數成人一輩子也未曾面對的幽暗。他們之中，多數來自政府定義下的「高風險家庭」。
高風險家庭有複雜的成因，有的是父母入獄，無法照料子女，也包括照顧者因貧困、失業、重病、罹患精神疾病等，無法照顧家中孩童。
二○○四年開始，政府啟動高風險家庭的通報系統，為這群兒少提供預防服務。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過去三年，高風險家庭通報數從二萬五千戶增加到近三萬戶，牽涉的孩子高達四萬三千位，這之中，十二歲到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就有將近一九二一九名。而台灣每年還有近三千五百名風險更高的兒少，因家庭無功能，必須被送入安置機構。
台灣風險少年 不被國家看見的存在 黑數可能更驚人
這群少年如同活在家庭失能與欠缺社會支援的廢墟狀態裡，他們是一群不被國家看到的存在。
長期關注高風險家庭的政務委員林萬億說，台灣的高風險家庭數持續成長，在通報前，孩子們早已傷痕累累，「我相信還有一些黑數沒有被通報。」
阿姚（化名）的母親四十出頭，跟五個男人分別生了六個小孩；做乩童的阿祖和姨婆負責照顧這群同母異父的孩子。他從小被放養自找生路，小四時就與家庭背景相似的同伴瞎混，跟著「會館」出陣頭。每次出陣頭八百或一千元的紅包，夠他吃飯、抽菸、買酒。長期扛轎，他的背厚實而拱，卻也壓縮了身高。
農村的早婚、複雜的婚姻、重組的家庭、脆弱的經濟……，阿姚只淡淡說：「我那會安捏，很衰，出生在這種的（家庭）。」他右上臂刺著八爺，左手虎口刺著他誤以為很酷的納粹標誌，經常露出防禦性的眼神。他喝酒抽菸一度拉K，曾拿磚頭傷人、結夥械鬥，短暫進了少年觀護所。
來自雲林的立委劉建國，是少數理解在脆弱家庭成長是什麼模樣的成人。父親在他八歲時過世，不識字的母親一人做工幫傭撫養五個子女，劉建國還記得他得負責騎腳踏車到廟裡領紅包、棉被、米和醬油，他求學階段受歧視，目睹母親被欺負，「那時的我，其實就是高風險家庭的孩子。」
不只離島或偏鄉，都市邊緣也有為數不少，因家庭脆弱、欠缺照顧，而在街頭自求生存的少年。在新北市蘆洲和三重，就聚集了一群「百元少年」。
擔任社工十七年，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主任侯雯琪這麼形容他們：每天靠一百元過活，早午一顆茶葉蛋外加豆奶一罐，晚上一大碗滷肉飯配上免費的湯，偶爾到少年之家或NGO（非政府組織）飽餐一頓；也有孩子在便利商店的貨架下，撿拾客人掉落的零錢。
凌晨四點起床幫人代噴農藥， 卻沒有口罩、雨衣等防護措施， 「噴到一半我就吐出來。」
溫飽都成問題 少年無力升學 落入貧窮惡性循環
現在二十一歲的嘉妤，在中學時就是百元少年的一群。劉海齊眉，臉龐稚嫩，二十一歲，已是五歲和兩歲孩子的媽媽。
嘉妤的父親是水泥工，長期向母親和她施加暴力，失業後更成天酗酒，「他常捶我肚子，拿我頭去撞牆。」於是，她自十四歲便蹺家、被學校報中輟，高二那年，她半刻意地懷孕，奉子成婚，她說：「明知道這條路（早孕）不好，但為了逃離原生家庭，腿斷了也要爬過去。」今年，嘉妤的父親因多重疾病過世。她說，父親的死，叫她感到解脫。
年輕時結下的婚姻不如想像美好，婆婆經常給嘉妤臉色，而她的少年尪戒不掉交友軟體，玩心重，兩人去年離婚；但她學歷和經驗不足，工作不穩定，無處可去，只能暫住前夫家。
為了在社區裡發現像嘉妤這樣處在風險裡的少年，侯雯琪經常和社工走入撞球店、機車行、公園。她說，這群少年的父母多半從中南部或東部，一路往北，遷徙到新北市找工作，「多數開貨車或在工廠加班，夫妻兩人或單親一人撐全家家計，連睡覺時間都不足，更無能力教育孩子。」
林萬億說：「我們一年生不到二十萬個孩子，生都那麼辛苦，我們為什麼不能讓每個孩子都獲得好好的成長？」
當中產家庭的少年開始各式的學習和體驗，甚至護照上蓋滿遊走世界的印記，積極探索自我，為成人生活和職涯累積基礎；那群沒被偵測出、無法好好成長的少年，跑去哪裡？
失去父親和阿嬤，土豆從15歲起就自立，他的房裡堆滿了4、50隻娃娃， 陪伴著他。
童工問題嚴重 忍受超時、低薪條件 也無勞保保障
社會以為少年不是在家裡、就在學校裡受教育，事實上他們經常散落在社會邊緣的角落裡，他們甚至早早進入勞動體系，養活自己。
他們之中有的為了餬口，有的為了脫離家庭施加的暴力和壓力，被迫成為童工或少年工。他們或在農場／工廠裡搬運、做水泥工助手、裝潢助理、舉牌人、婚宴廣場服務生、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便利商店店員……。
凌晨四點多，十七歲的土豆正準備到農民的田裡，為他們代噴農藥。今天的作業地點面積九甲，三人一組，搭配一輛農藥車；土豆是團隊裡最年輕的，十五歲開始做農藥代噴，他的夥伴也都是二十歲上下。少年們身上背著兩百多公尺的長管子，沒口罩和雨衣的防護配備，他們多數時擔任助手拉管線，有時則下田噴藥。
為了脫離家庭暴力，17 歲的萱萱每個月洗四百顆頭， 忍受種種苛刻的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惡劣 代噴農藥 還得去醫院解毒
這些年，雲林就有全台為數最多的農藥車，有一百多輛，全是少年當家，代噴範圍到桃園、彰化、嘉義、南投。「老班都被我們打掉，他們做的速度太慢了，」土豆說。
早上九點收工時，土豆沾滿泥土的雙手，數著千元大鈔，噴一分地每人能領上六十元，今天九十分地，他賺進五千四百元。
看似很好的收入，卻是用命換來的。土豆的父母很早分開，母親不在身邊，主要由阿嬤扶養。十五歲那年，中風的父親和阿嬤，相繼過世。他很早就得自立。
他成績不錯，原本可以讀上公立高職，但家貧沒錢付學費，讓他不敢有升學念頭。他鋪過校園PU跑道、到高海拔山上搬菜、在工地裡運水泥，「很恐怖，有時連鷹架都沒有，直接放個鐵架讓我們走。」他說。
農藥代噴是高風險的工作。土豆中毒過一次，那天是太陽雨，又熱又溼，農藥噴下去就冒上來，整個人像在三溫暖裡，「噴到一半我就吐出來，直接去吊點滴，去『解毒』。」
當台灣主流社會高喊著為下一代累積競爭力，卻很少意識到有為數不少的少年少女們根本沒有選項，他們生活中缺少榜樣、毫無文化刺激、沒有人脈網絡和社會資本，最後賣體力、賣身體，有時得出賣尊嚴。
台灣《勞動基準法》的第五章為童工專章，明訂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受雇工作者為童工，有嚴格的工作限制，十八歲以下也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
土豆說他未成年、沒家人照顧、也沒有錢學一技之長，但他攢了錢，為自己添了冷氣、床墊、二手車；艱辛的工作為他窘困的人生，贏回些許尊嚴和安全感。（編按：在截稿前，土豆告訴我們，噴了兩年農藥，他決定離開這一行，另覓一份安全穩定的工作。）
只要活下來，這群少年沒想太多，他們沒意識到成為勞動市場裡的羔羊：工作經常超時、未達基本時薪一三三元，鄉村普遍沒有勞保。
目前台灣並未調查童工與少年工的勞動力情況，唯一管道是用勞保去勾稽。《報導者》向勞保局調閱二○一六年九月的數字（不含建教生人數），未滿十八歲投入勞動市場的有三一四五六名，其中未滿十六歲有二九二一人。過去五年，每年同時間（九月份），都有三萬名以上的少年工和童工。這數字不包括未投保，難以計算的黑數。
事實上，雇主一旦使用童工或少年工，都必須提交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與年齡證明文件，附上工作計畫，確保其未執行高風險工作。但一位六都勞動條件科科長告知，地方政府勞動局處除了抽檢學生暑期工讀情況外，沒有針對童工的勞動環境檢查；而實務上幾乎沒有實地勘查工作現場是否安全。
長期研究勞動市場的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教授李健鴻就批評：「台灣最糟糕的是，沒有童工調查的數據；幾十年來，不調查，不重視，童工是被掩蓋的議題。」
經濟的負擔，混亂的家庭氛圍，這群自立少年，有為數不少的人早在小學四、五年級，課業就落後；太早的勞動，累積的社會化和疲累，讓他們很早脫離學習的軌道，陷入惡性循環裡。
被退貨的少年 安置中心選孩子 學校不愛有案底的
成大資訊工程系教授蘇文鈺，從二○一四年起帶著大學生走進入嘉義東石、布袋，教中小學生寫程式，他說進到偏鄉就受到震撼教育，一般國中生早該會的簡單的英文單字，如read、write都拼不出。
他經常帶著老師從成大往返東石，他說，直到進了東石，才知道對這群可能沒飯吃、家裡有情緒困擾、父母未教導紀律的孩子，他們必須扮演「第二個媽媽」的角色。於是，他給授課老師們的兩個KPI（指標），都與成績無關，而是：學生要覺得課堂好玩、得帶好吃的食物讓小孩吃飽。他說，這樣才不會丟掉孩子。
脆弱家庭的小孩，如果學習不利，又沒遇見重要的他者，拉自己一把，就容易中輟、中離。
教育部統計，台灣二○一五學年度中輟的國中生有近三千五百名，但到了高中，中途離校的學生人數卻超過二萬二千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祕書長葉大華表示，不像九年義務教育的強迫入學，這群家困少年中斷就學的情況，看來從國中往後（高中）遞延而已。
面對處在底層的少年，整個系統的反應相當過時，且充斥盲點。
首先，台灣幾乎是轉過頭去，對於邊緣少年的困境視而不見。一旦少年或他的家庭被標籤成一個充滿麻煩者，就極容易被學校或安置機構「退貨」。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創辦人洪錦芳經常審視台灣各地安置中心，發現有安置中心會「選孩子」，「對小四以上的孩子，敬謝不敏，因為兒童討人喜歡，容易獲得募款。」
邊緣少年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能力培養；政府和社會必須提供合其所需的政策，為他們打開機會之門。
形式主義至上 大量社工外包 垂直橫向皆難整合
而台北地院少年法庭法官蔡坤湖也多次為被列入保護管束的少年轉學，希望少年重新開始，但每回接手的學校只要看到案底，都會提心弔膽，甚至用各種軟釘子要學生離開。
相較用簡易的方法隔離、不看見棘手的少年，鄰近的香港，卻很主動地找出未被家庭和學校接住的少年們。
香港目前已建立數百位二十四小時的外展社工，找出潛在的邊緣少年，甚至香港社會福利署過去幾年撥款成立網上外展隊伍。（詳見85頁）
事實上，《報導者》前往香港調研後發現，香港一開始是很功利地思考少年問題 ，他們認為，這群人是必要的勞動力，如果不能早一點挖掘這群隱蔽和失落的少年，並協助他們發展能力，最後社會要花費更大的力氣，解決危機。
台灣另一個巨大的盲點是，在少年政策上，政府各部門未能勇於任事，以「殘補式」、「充滿形式主義的KPI」來解決。由於問題核心源自家庭，又牽涉少年的發展，自然是以衛福部為核心，輻射到教育部、勞動部等部門。
但以運作了十三年的高風險通報系統為例，林萬億不諱言，光是衛福體系，就因政府員額有限，大量外包高風險家庭的服務，造成公務體系社工與外包社工間角色的混淆，內外整合困難，橫向連結更形欠缺。
例如，當體制外的社工發現家庭風險核心，源自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是否能順利中介醫療治療？若核心是家長失業，是否能協調勞動局處協助？若孩子因家庭而學習狀況不佳，社工能否進入學校與老師溝通？
林萬億說，就他了解，社會局處一旦外包，就認定「這是恁兜的代誌（指外包社工的事）」，結果是沒人承擔和問責。
政府有些方案較為積極，例如透過職訓，提供少年能有及早自立的條件，可惜只做了一半。
教育本位主義 未未計畫取消協助 無助輟學生就業
以實施九年的「少年on light計畫」為例，這是政府針對十八歲以下中離生過渡就業的計畫，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前身為青輔會）每年投入約四千萬元。學生在上完四個月的課程後，會被安排兩個月的職場見習，這段期間，由雇主培訓少年學習一技之長，也支付受訓學生兩個月薪水，讓他們在受訓期無後顧之憂。
但對比每年兩萬三千名的中離生，參與「少年on light」的人數每年約兩百五十人，數字間出現巨大落差。承接計畫的第一線社工告知，問題出在課程，「（四個月）上課期間沒薪水，對這群學生來講，賺錢很重要，有學生跟我說，明天有人找他出陣頭，一天有五百元，他就去了，就不會來上課了。」
舊計畫留不住孩子，政府便急著提出新計畫，把這群邊緣少年越推越遠。青年署今年起將原本的「少年on light」改為「未未計畫」（未升學未就業計畫）後，新的作法是：取消中離生的職場見習計畫，未來是轉由各縣市勞政部門協助，由少年自己去就業服務站登記。
曾擔任教育部外聘督導的輔大社工系助理教授林桂碧認為，這恰好凸顯了教育部的本位主義，「他們現在推十二年國教，要降低中離生的數字，當然就會希望學生都回學校上課，就業就不關他們的事了。」
「未未計畫」實施後，著實讓不少老師急得跳腳。取消就業協助之後，「我們找到這群孩子，只讓他們上固定的課程就結束了；那他們以後怎麼辦？」承接中輟中離生近二十年，宜蘭得安家庭關懷協會主任游美貞的語氣中，止不住擔心。
青年署職場體驗科科長高蘇弘解釋，教育部還是主要負責在學校裡的學生，這群少年如果有就業需求，可轉由各縣市勞政部門協助。
香港同樣是為少年自立做準備，卻較有前瞻性，他們結合公私部門，企業甚至把培力少年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共同為邊緣少年釋出真正有意義的工作訓練和就業機會。
賽馬會資助的「Clap計畫」，是香港目前最重要的職訓計畫，他們預計五年內投資五億港幣，台幣約二十億元，為失學、失業的少年提供生涯規畫，開辦不到兩年，已有近三千名少年完成培訓。
這是全港第一個連結公部門、企業以及學校的職訓計畫。這個計畫和過去習慣的政府出錢、發給NGO團體執行的模式不同，他們努力在兩者間加入專案管理的團隊。
擔任社工超過十年的高佩怡，她的頭銜是「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她帶領九個人的團隊做到橫向連結，不只連結政府資源，還要讓香港上市櫃公司，例如香港機場和航空公司等提供機會，她說：「只要他們（少年）看到未來生涯的發展性，就算培訓期間薪水少一點，他們都會願意參加。」
鏡頭拉回台灣。風險家庭下，父母跌入深淵，少年經歷各種排除、歧視，有些人靠著意志力催到滿檔，不認命地把自己從廢墟狀態裡拔出來。
「但這絕對是社會的責任，」林萬億不諱言地說，十多年來，政府並未有效地解決脆弱家庭的風險。
借鏡香港方案 結合產官學 砸20億救「雙失」少年
林萬億緊接著說，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裡已編列了九億元的預算，主要是希望建立一個以社區為服務基礎，跨部會協力家庭的「社會安全網」計畫；其中，社工人數預計從目前的一千多位提高到約兩千位。這項計畫預計明年一月推出。即使明年安全網順利上路，這仍只跨出一小步。
除了跨部門得協力整合資源外，台灣社會對於邊緣少年的想像，必須有很大的調整。因為這群少年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重新與社會和社群連結，他們也必須累積能力，看到職涯發展的可能，重建對生命的信心。只有這樣，才有機會解除他們如同廢墟的生命狀態，減少貧窮的世襲。
社會有責任，讓這群孩子，看見一絲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