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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不能倒 長庚帝國成敗都在這裡

大到不能倒 長庚帝國成敗都在這裡

2017-10-11 09:18

這半年來,長庚醫療體系多次出包,先是爆發史上最大的急診醫師離職潮,接著又發生子宮鏡疑似濫用事件,醫院鬥爭精彩度,簡直直逼收視冠軍的八點檔連續劇,只是這齣戲碼會直接衝擊民眾的就醫權益,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公共衛生專家楊志良直指:是「績效管理」惹的禍。

四十年前長庚醫院剛成立時,台灣醫療相對落後,經營之神王永慶不捨一般民眾無法享有價格昂貴的醫療照顧,成立長庚醫院。長庚之所以在過去數十年迅速發展,成為全台規模最大的醫療體系,佔健保經費的十分之一,也是民眾心目中信任的醫院,關鍵就在它獨到的經營管理方式。

醫療帝國的組成 從董事會到決策委員會

長庚醫院最高單位是董事會,由台塑家族、社會賢達、長庚體系所組成,但以往過去運作主要靠醫療決策委員會,主委就成了「總舵主」,是整個醫院體系負責最後決策的主事者,歷任主委張昭雄、吳德朗和陳昱瑞也都是大名醫。 

從長庚的組織圖來看,長庚特設「行政中心」為決策委員會幕僚單位,層級在各院區之上,各院區決定要經過行政中心核決,再由主委做最後裁決,而以往主委都靠向醫療;雖然願意投資,但也嚴格要求不得浪費,務實的精神讓員工願意打拼,造就長庚醫療帝國。

長庚醫療逐漸以「績效、行政」掛帥

只是這在二O一二年長庚醫療體系董事長王瑞慧為李石增特設「行政長」的職位後,讓許多中層主管醫師們感受到「管理階層將績效放置於醫療之前」,而且在李石增二O一五年擔任主委後,長庚人從上到下感受最大的是績效掛帥與行政掛帥

舉例來說,有名科主任透露,以往主管只問「如何成為亞洲或台灣第一?」變成「可以省多少錢?」讓各科主任都敢怒不敢言。另有醫師說,以往心臟支架、髖關節等醫材有多種選擇,但後來集中某幾種來增強長庚院方的議價能力。

追求績效白熱化 拉高業績比重又無底薪?

台大醫院前副院長王明鉅和楊志良都說,「長庚『無底薪』」,讓醫師追求績效。

王明鉅甚至提出台大醫院教授級醫師底薪十五萬元以上,也因此有更多人,願意花更多時間投入研究或其他臨床績效外的事。但這種說法等於打臉醫院評鑑,畢竟長庚通過教學醫院評鑑,一定要「有底薪」。到底有沒有?

一名醫院評鑑委員解釋,長庚薪資制度除急診是特別設計外,其他科別醫師薪資主要來源是各科的「科基金」,是由各科業績績效表現與醫院拆帳而定,不夠才由醫院補足,但院方所設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底薪」(院方薪資單稱為本薪)為三到五萬元,基本上不會不足,所以院內醫師私下會說「底薪是從同事那分來的」或「我們自己賺的」,差異即在此。

他說,簡而言之,長庚所謂的「底薪」實際上來自各科績效,與外界所想像的底薪不同,因此也有人說底薪是「看起來」有,「實際上」沒有。

長庚底薪少,醫師們在領年終最有感。近年年終長庚號稱有五、六個月,但多數醫師是以三萬多元的底薪來算,往往年終不到二十萬元,等於一個月或不到一個月的收入。這也是為何行政管理高專們會覺得「長庚不是血汗醫院」,而是「幸福企業」, 但醫師仍舊覺得很血汗的差異所在。

多以績效為導向 醫師淪為穿白袍的業務

除了少的可憐的底薪外,長庚除急診外的醫師們主要薪資來自科基金的重新分配,其中三分之一年資、三分之一科內貢獻(含教學、研究、公共服務等)、三分之一是門診量等個人業績績效表現。

源頭是各科績效,之後又有個人績效,這也難怪長庚內部醫師會說,雖然不看診或開刀也有收入,但整體收入還是看各科績效,這也是為何不管薪資制度怎麼改,長庚依舊追求績效的主因。

原本的制度在外界看來已明顯是績效導向,但李石增還不滿意,一名擔任過部長的資深外科醫師透露,因為李石增每周可開二、三十台刀,一樣資深的醫師每週頂多十多台刀,早在李石增擔任腦神經外科主任時,就修改薪資績效比重,從三成拉高到五成。

李石增擔任主委後,更鼓勵各科放寬績效佔比,有些科別甚至一度高到六、七成,風波之後,院方才公告最高為五成。

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劉淑瓊直言,這是挑戰人性的薪資制度,讓醫師成為穿白袍的sales(業務),衝擊民眾對醫師的信賴

長庚駁斥績效說 強調醫師薪資以底薪為主

對此,行政中心副主任蘇輝成說,醫師「絕對有」底薪,且績效部分絕大多數是三成,只有少數科別為五成,現在也規定最多就是五成;他也強調,長庚醫院自始自終從未追求績效,始終堅守創辦人的核心精神,醫師都本於專業進行醫療診治。

此外,還要求各科增加自費收入,有名科主任就說,醫院要求各科提案推廣自費醫療的項目,而且每年都有成長目標,科主任壓力非常大,畢竟有些科別有先天限制,真的很難做自費。

蘇輝成則回應,行政中心有損益表,但是從來沒因為科虧錢叫科主任來罵,只是會提供各科協助,畢竟如急診等科先天一定虧損,長庚賠錢也持續做。

 

「焚化廠政策是,不是不能蓋,但是因為民意,現在要蓋比較難;就算縣市沒辦法蓋,也要有規畫,你的垃圾要怎麼處理。」環保署長張子敬接受《今周刊》專訪時,一語道出政府面對的兩難。

 

垃圾處理

 

焚化廠

焚化廠整改時更換中控設備,至少得停爐近一個 月,將對垃圾調度產生挑戰。圖為新店廠控制室。(攝影/蕭芃凱)

 

 多元處理垃圾   整改焚化廠

 

「七、八年前開始,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台灣有沒有更好的垃圾處理方法?是不是繼續使用焚化爐?前兩任署長時期,我們花了很多精神到世界各地去找方法。但其實,現在還沒有比焚化更可靠的方法。我們不得不回頭討論,是不是要面對焚化爐的整改(整備改建)?」張子敬接著解釋。

 

一七年提出的「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就是環保署面對問題的解答,這項計畫除了尋求新的垃圾處理方案,也著手籌畫台灣各地老舊焚化爐的升級整備工程,企圖以整改延長焚化廠壽命。

 

張子敬指出,由於垃圾量不斷增加,國內每座焚化廠都肩負所在縣市、甚至外縣市垃圾處理的重擔,一時難以除役或拆除重建;環保署除了協助縣市升級整備焚化爐,也要求沒有焚化爐的縣市須建置多元自主處理設施,例如沒有焚化廠的南投市,便規畫以生質能源為主的綠能永續發展中心。

 

張子敬認為,多元垃圾處理方案能同時達到「恢復焚化爐原來處理量」,以及「盡量減少要進去燒的垃圾」兩項效果;而整備引入的新設備,除了能強化舊有焚化廠的汙染防制技術,減少排放有害氣體,也可以妥善再利用垃圾焚化後所產生的底渣。

 

目前,環保署已補助各縣市政府十七.六二億元,進行焚化廠相關評估及升級整備工程。其中,台北市北投廠、木柵廠及新北市新店廠、八里廠,都已執行整改,另有八座廠正在進行規畫設計與發包。

 

一九年十一月,位於新北市安坑山區、已啟用二十六年的新店廠,成為台灣最早完成升級整備的焚化廠之一。此案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ROT(整建—營運—移轉)方式進行,由民間業者達和環保公司全額出資,規畫並執行升級整備工程;整改完成後,達和環保負責管理操作,並可取得焚化廠售電盈利收入。

 

三月中,《今周刊》記者實際走訪新店廠,雖然在腹地狹小的園區裡,連垃圾車進廠都無法迴轉,但達和環保公司、新店焚化廠操作課長楊世豪解釋,新店廠在整改過程中,投入不少心力更新空氣汙染防制設備,針對焚化垃圾易產生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戴奧辛及氯化氫,也採取比法規更嚴格的標準處理。

 

例如,為了降低燃燒過程中產生的硫氧化物及氯化氫,新店廠是台灣唯一一座廠,將過去以噴硝石灰為主的除酸設計,替換為成本較高的小蘇打粉(碳酸氫鈉)。除了能更有效去除酸性氣體,也降低飛灰產生量。

 

另外,控制戴奧辛汙染方面,新店廠也於焚化爐裝置觸媒濾袋,取代過去噴灑活性碳的處理方式。不同於活性碳將戴奧辛氣體抓住、固化,轉為飛灰掩埋;觸媒濾袋則根本性地破壞戴奧辛氣體,這種汙染處理方式不僅更有效,產生的飛灰毒性也較低。

 

有效改善空汙   才能消民怨

 

楊世豪強調,新店焚化廠是台灣第一座改裝觸媒濾袋的廠,一條觸媒濾袋就要價一千多美元(約新台幣三萬多元),成本是過去的好幾倍,但如今,他們已經可以控制硫氧化物的濃度降低至十五ppm,為法律規範一五○ppm的十分之一;據環保署一九年最新統計,新店廠硫氧化物排放量的年平均值,確實在全國二十四廠中,表現特別突出。

 

「為了讓大家慢慢喜歡我們,不要排斥我們,我們的資訊數據都公開透明在網站上。鄰近居民願意相信我們一直不斷在改善、排氣也一直愈來愈低,我相信他們就會去接受焚化廠的存在。」楊世豪說。

 

然而,地理環境及廠區條件的先天限制,仍是焚化廠整改難以克服的挑戰。例如,國外先進焚化廠都在使用、可還原八○%至九○%氮氧化物的觸媒反應器(SCR),就需要較大安裝空間;新店廠腹地小,只能用還原效率僅三○%至四○%的選擇性非觸媒還原系統(SNCR),讓防制空氣汙染的願景打了折扣。

 

更重要的是,老舊的焚化爐不會因為整改,而成為新的焚化爐。

 

「大家認為整改完後,這個廠就像新的一樣,不是這樣,能改的東西真的有限。車子再怎麼樣保養,也不可能是一輛新車啊!」楊世豪解釋,新店廠藉更新中央儀控系統(DCS)、更換舊管線及附屬設施,降低非計畫性停機次數,使得焚化率操作穩定,雖能提升運轉率、妥善率,讓垃圾處理量增加五%、一天能處理約六三○公噸,但距離原設計的九百公噸日處理量,仍有不小距離。

 

再者,依焚化爐必須「火力全開」,才能應付日常垃圾的現況,許多焚化爐根本沒有停機整改的喘息空間。楊世豪坦言,「我們新北市還有兩座廠可以負擔,如果只有一座廠的縣市怎麼辦?這應該要中央努力協助,不然整改要推動,會有一定難度 ⋯⋯。」

 

「我們最新的一個爐,都已經用超過十年了,內湖焚化廠從一九九一年開始運轉,如今已經二十九年⋯⋯,新的爐體、技術進不來,整改也只是穿西裝改西裝。」

 

環保署焚化廠評鑑委員、中央大學環工所特聘教授張木彬直言,過去焚化爐設計只考慮焚化垃圾,與國際新建焚化爐兼具「能源產出」功能不同,目前台灣爐體發電效率只有十九%,遠低於先進國家的二五%至三○%。

 

張木彬認為,環保署應該更大膽、前瞻地思考台灣垃圾處理問題。除了要持續引進新技術,也得汰換老舊焚化爐,持續籌畫興建新的焚化廠。

 

焚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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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廠可滑雪   效益更放大

 

隨著相關技術及空氣汙染防制設備的改善,在國外,焚化廠已不必然是民眾避之唯恐不及的鄰避設施。

 

一七年,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便啟用了一座全新、外觀前衛的垃圾焚化廠,丹麥政府與當地知名建築師合作,耗資五億美元(約一六○億元新台幣),將「ARC焚化廠」屋頂打造成人工滑雪場,一年得以吸引超過六萬名滑雪愛好者。

 

對哥本哈根多數市民而言,ARC焚化廠不僅打造了獨特的城市景觀、帶動觀光,最重要的是,這座焚化廠達到零碳排放,並帶來龐大的發電效益;新焚化廠不僅能夠處理哥本哈根六十萬居民,以及六萬八千家企業所製造的垃圾廢棄物,焚化燃燒轉換成電力,更可提供當地七萬兩千戶家庭使用。

 

然而,ARC焚化廠至今也招致不少質疑,除了過高的成本及科技投入外,主要的批評則是,哥本哈根當地沒有足夠多的垃圾提供焚化廠處理,不需要如此大型的焚化廠。

 

張木彬認為,台灣若要蓋新焚化廠,不必全然複製外國經驗,但必須引進最先進的空氣汙染防制設備、有效處理底渣,爐體設計則須隨著台灣燒更多事業廢棄物、燃燒所需的熱值提高而調整。

 

他強調,焚化廠作為能源發電的角色很重要,新廠的能源轉換效率,至少要達到《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二五%的規定。

 

長期關注焚化爐議題的看守台灣協會祕書長謝和霖則強調,焚化並非垃圾處理的唯一道路,政府不該只想著蓋焚化廠,更該落實資源回收、垃圾減量,並妥善處理廚餘,「雙北的垃圾成分中,仍有三四%是廚餘,因為縣市沒有自己的廚餘處理設施,政府也沒將心力放在這裡,垃圾量才一直降不下來。」

 

謝和霖認為,政府各部會如經濟部、農委會,都應更嚴肅面對事業廢棄物處理情況。全台灣焚化爐四分之一的處理總量在燒事業廢棄物,在原本設計熱值不足的狀況下,一旦燒了熱值更高的事業廢棄物,無論如何整改,都將壓縮垃圾日處理量,並造成空汙,更容易燒壞爐子、破管。

 

要解決台灣的垃圾危機,沒有單一解方。從垃圾源頭減量、新建焚化廠到末端的汙染處理,都須跨部會進行總體評估,而非偏重或完全排除特定項目。但無論採取何種方案,都是中央與地方須攜手合作與民意溝通的重大信心工程。

 

環保署長張子敬

環保署長張子敬認為,焚化仍是目前台灣主要垃圾處理方式,但面對民意,新建焚化廠相當困難。(攝影/吳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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