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台北捷運府中站一號出口，右邊有兩棟高樓，一棟是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大樓，另一棟是十五層樓高的板橋農會商辦大樓，都屬農會財產。
走入位於地下室的板農活力超市，陳列著屏東市農會黃金牛蒡茶、安定區農會胡麻油等商品。超市成立近十年來，生意鼎盛，目前年營業額逾二億元。
這是全台最有錢、也最會賺錢的農會：板橋農會。
板農目前每年平均放款超過三百億元，光利息收入每年就上億元，加上當包租公、開超市，生財有道，至今已累積總資產逾五百億元。
板橋地區農地至今僅存不到五十公頃，但因為有這些「多元收入」，板農得以在全台二七九個基層農會中，持續穩坐總資產最多、最會賺錢的寶座。
今年一月起，四年一次的全國農會改選啟動，三月後，各鄉、鎮、市、區基層農會新任總幹事陸續亮相，但板農身為基層農會的「首富」，總幹事遴選卻遲遲無人登記，公告多次都流產。令人好奇，板農如此賺錢，何以無人表態？
熟悉地方事務的人指出，總幹事通常要與理事長「理念契合」，但板農理事會太強勢，因此有意競逐的人，還在「觀望」新科理事長的態度。
由於農會業務包括供銷、信用、保險、推廣等部門，不只手握農產運銷通路，還經手存款、放款等服務，權力之大，讓農會始終難切割與地方政治、經濟、派系盤根錯節的關係。每到農會選舉就賄聲賄影不斷，甚至「黑影幢幢」。
農會選舉流程，是從最基層投票選舉鄉、鎮、市、區農會會員代表開始，由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理監事，再由理監事互推理事長、常務監事，並召開理事會通過總幹事任命。從基層農會、直轄市與縣市農會到全國農會，都循此模式。
事實上，不少地方農會的理事長選舉、總幹事遴選，都面臨和板農類似的狀況，並非單純「選賢與能」，背後還涉及複雜盤算、地方派系的權力關係。
關鍵：掌握總幹事 可實質分配資源
各農會理事長、總幹事、常務監事有「農會三巨頭」之稱，其中理事長雖握有大權，但總幹事如同企業的專業經理人，扮演實質分配資源角色，至為關鍵。擔任理事長、總幹事的人，多與地方派系有深厚連結，當有特定人士有意爭取農會大位，枱面下「撒錢」爭權的事，在地方時有耳聞。
這幾年來，檢警查賄力度加大，不時有檢察官大陣仗到選情緊繃地區的警分局坐鎮。不過，賄選還是難杜絕，今年三月，新北市樹林農會、林口農會、宜蘭壯圍農會、桃園區農會等，都陸續爆發有人涉賄。
顯然，農會這個歷史悠久的「百年老店」發展至今，已自然「演化」出一套營運模式及「潛規則」。
在諸多政經權力運作下，早期農會常與黑金、派系畫上等號，農民通常無心也無力過問農會經營，等選舉一到才被動員為投票部隊。近年來，此情況雖稍有改善，但農會定位不明、賄選氾濫、選制「贏者全拿」等問題，還是經常被提及，亟待改革。
問題一：連記投票法 多數派易壟斷
「農會選舉就是這樣，有時兩派相爭，只差一、兩票翻盤，就會出手押人。通常是農會會員代表選出來後，遊覽車就去把人接走，家屬完全找不到。等到談定價格，家屬就會接到電話，通知把衣服送到哪裡，一個月後再放回來投票。」一位熟悉地方生態的人，如此描繪派系介入農會選舉買票的誇張情境。
尤其，現行《農會選舉罷免辦法》規定，農會理、監事選舉採「連記投票法」，例如要選出九位理事，每位會員代表都可以投下九票。除非有三分之一以上代表出具同意書，才會改採「限制連記投票法」，改以每人投票票數不得超過應選名額二分之一。
在這樣的選制下，如果特定派系掌握三分之二以上代表支持，就可輕鬆搶下九席理事，讓其支持的理事長人選順利出任，並通過總幹事任命，形同「贏者全拿」。這正是長期以來，農會選舉買票文化惡性循環的癥結所在。
「爭取基層農會總幹事必須連闖三關，最起碼得花兩千萬元。」民進黨立委蘇治芬講得直白。
蘇治芬分析，第一關是選出四十五席農會代表時，要砸錢爭取三分之二以上席次，第二關選九席理事時，才能同樣掌握超過三分之二席次，避免對方取得三分之一席次，提出「限制連記投票」，讓選舉徒增變數。
第三關理事互推理事長時，「如果你掌握四席、我拿五席」，保險起見就要再花一次錢，才能確保總幹事大位穩固。
蘇治芬舉例，會員代表買票「行情」可再細分A、B、C三級，A級是自家人或對手人馬、不用買票，B級得花一票二千到五千元，C級可能就是那關鍵游離的二十張選票，「一票要花到一萬元」。
即使不靠賄選、以實力正面對決，一樣面臨「三分之二」門檻保衛戰。長期觀察農會生態的高雄美濃農村田野學會理事溫仲良形容：「農會選舉就是下圍棋，基本上就是打群架、組織戰！」
溫仲良解釋，兩派人馬分散在各村里時，就得各自秤秤斤兩，在沒把握的里找三人出來選三席代表，可能分散票數、一席都拿不到。「這時要思考是否這里只選一席，然後找對方弱的里去選兩席；這里輸一席，就要在其他里贏回一席，總之，在這區席次要超過三分之二。」
在如此生態下，部分地方農會長期被特定派系掌控。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曾指出，農會理事、總幹事「很多都是世襲的」；例如台中某農會，十二位理監事平均年齡超過七十歲，一半成員來自同一家族。她並直言，她所在的地區也是「派系熱鬥區」，紅、黑兩派總是戰得不可開交。
而這樣有問題的選制，不是沒改過。扁政府時期，行政院曾在二○○一年核定修正《農會選舉罷免辦法》，理、監事選舉由「連記投票法」改為「限制連記投票法」，每位會員只能圈選二分之一名額，避免派系掌控選舉。
不料，○九年，劉兆玄擔任馬政府首任閣揆時，農委會又修正辦法，把農會理、監事選舉改回「連記投票法」。
呼聲：形同「特許」 直選才能除弊
當時民進黨執政的行政院雖提出覆議、希望翻盤，但立法院記名投票結果，硬生生擋下覆議案，新制照樣上路。
正因為不同執政黨、不同政治勢力對農會制度各有主張，以至於《農會法》在一九七四年大修後，至今又陸續修訂過十六次，但仍有不少問題未解決。
事實上，歷年來農會改革引起多方論辯，農會內部人士多抱持「農會自負盈虧、政府不該管這麼多」論調，質疑何須改革。但《農會法》明文提及，同一區域內，以組織一個農會為原則，地區農會沒有其他競爭者，形同「特許」，自該受到規範。
針對農會弊病，不少人主張理事長、總幹事應該由現行間接選舉制度，改為「會員直選」，可避免派系介入壟斷。政府十多年前就開始研擬、討論此事，卻因各界意見分歧一直未處理。
針對外界提出直選的改革訴求，國民黨立委、中華民國農會總幹事張永成的太太張麗善不以為然說，「選舉大家本來就會開支票」，如果開放直選總幹事，那是不是以後每位總幹事都出來開支票？這樣農會會不會倒？
至於農會理監事功能不彰問題，農委會輔導處前副處長廖朝賢指出，日本《農協法》開放理事中三分之一名額，可由不具會員資格、但有農業背景的學者、專家擔任，引進外部力量。「我們十幾年前就提修法，但不了了之，現在應重新思考是否開放獨立理監事。」
談農會改革，也必須檢視農會會員資格如何認定。《農會法》規定，年滿二十歲的自耕農、佃農、農林牧場員工，或農校畢業，正從事農業推廣的人，都可加入基層農會，即俗稱的「正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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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會員每戶限一人 組織老化
其他未從事農業的一般民眾，則可加入農會成為「贊助會員」。兩者差別在於正會員有選舉權，可投票決定農會會員代表等；而贊助會員只有被選為監事的權利，但沒有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
背後的「眉角」在於，四十三年前大修《農會法》時，設下一道關鍵門檻：農會會員「每戶以一人為限」。這道禁令至今未修，反而讓農會組織先天「體質不良」，長期無法活化、創新。
為何這麼說？因為此門檻直接限縮了農業家族中許多農民參與農會運作的機會；如果同戶的爺爺是農會會員，奶奶、爸媽、孫子，就不能再加入農會。
據勞保局最新統計，全國投保農保的農民人數約一二三萬人，其中六十三萬人是農會會員，非農會會員人數近六十萬人，亦即全國至少有六十萬實際務農的農民，未能加入農會，當然也就無法競選農會幹部、貢獻心力。這讓農會背負「與農民脫節」的罵名。
針對這項沉痾，不少學者專家主張應該刪除「一戶一會員」限制、開放所有農民都能參加農會，藉此活化農會組織。曾任農委會輔導處處長的邱湧忠就直言：「如果農會還是一攤死水，就沒有改革希望！」
此外，會員性別及年齡失衡是另一問題。傳統社會「男主外」思惟下，很多農業家族由家中男性代表參加農會，加上農會代辦老農津貼申請業務，男性長者因此持續擔任會員，未傳承下去；許多女性、年輕農民就被排除在外。
翻開全國農會二○一六年年報，女性會員占全體會員三二．一％，人數不到男性會員人數一半。其中全國一萬二千位農會會員代表中，女性僅占五％、男性高達九五％；全國二千八百位農會理事中，女性更僅占三％，比率懸殊。
對於農會會員「又老又男」的結構問題，邱湧忠主張農會理、監事選舉應考慮保留適度席次給青年、女性農民，讓他們進入農會決策圈，注入「新血」。
「有個地區農會，呆帳竟然達二十幾億元，被派系掏空，樓下存款就往樓上搬，派系、政治、黑道都來介入。」邱湧忠回憶，十多年前他擔任農委會輔導處處長時，政府要接管財政出問題的農會信用部，當時該農會總幹事打電話告訴他：「邱處長，我心中的大石頭掉下來了，血壓也掉下來了。」
邱湧忠說，面對呆帳問題，這位總幹事也很痛苦，但在那個情境下逼不得已，錢還是要借出去，當時信用部被政府接管後，他反而鬆了一口氣。
問題三：財務不夠透明 淪人為操作
在○三年立《農業金融法》，○四年農委會新設「農業金融局」監督農漁會信用部後，十年下來，此類農會信用部財庫通私人口袋的狀況已獲改善；但農業推廣經費用途不夠透明、農發基金利息補貼不合理的問題，仍備受質疑。
《農會法》明確規範，農會總盈餘中至少六二％要用於農業推廣、訓練，以及文化、福利事業之用。對此，民進黨立委蔡培慧指出，總幹事可決定農業推廣經費用途，中間有不少操作空間，很可能被挪作吃喝玩樂之用，農委會應該把用途規範得更明確。
蘇治芬也質疑，一般農貸利率平均是三％，但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等「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農民支付利率是一．二九％，相較下低很多。不過，專案低利貸款的差額，是靠政府農業發展基金在補貼，而且補貼基準從二．七％到四．八％都有，平均約補貼二．九％，主要是額外加計高達一．四七％左右的「查驗成本」，「這樣合理嗎？」
蘇治芬舉例，以雲林縣虎尾鎮農會一五年決算來看，農發基金利息補貼占信用部業務收入的一六％，換算下來，虎尾鎮農會年度盈餘有八三％來自利息補貼收入，「等於農會八成仰賴政府過活，不是好現象。」她建議把預算直接用於補助農民，或補助商業銀行辦理。
一位立委直言，政府若想翻轉農會選舉生態，嚴格查賄只有處理技術層面的問題，重點應該是檢視農會近半年內現金調度的狀況，公布不合理的金流，「這才能打到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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