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做多錯，少做少錯。」是資深公務人員告誡新進者最琅琅上口的話。這心態並非來自有恃無恐的「鐵飯碗」保證，而是動輒陷入「圖利罪」疑雲的恐懼。
他原任交通部鐵工局總工程司，是僅次於局長、副局長十二職等的高階幕僚，也是副局長的熱門人選。那封黑函啟動一連串政風、檢調單位的調查約談，最後因無積極事證，地檢署以行政簽結停止偵查。
「官司是贏了，但我的人生輸了。」嚥不下這口氣，劉慶豐與同案被告的前鐵工局主任祕書沈國良反告政風人員誣告。他沒有當上鐵工局副局長，人生轉彎，卻成為台灣公務人員告政風人員第一人。
定罪率低〉只憑檢舉辦案「我被冤了，永遠翻不了身」
回想起接到地檢署傳票時，劉慶豐說，傳票上只寫著涉及偽造文書洩漏底價圖利，到了地檢署，檢察官問案時才知道是哪件事。
那是一件未拿到標案廠商的檢舉，藉著某立委辦公室名義，將檢舉函送進鐵工局政風室，目的表明要暫緩一件採購案招標。後來，劉慶豐寫了一份公文，向上報告該案始末，局長最後裁示「同仁安心工作，照既定程序辦理。」原以為事情過去了，沒想到居然被政風人員移送地檢署調查，噩夢也就此開始。
政風移送的資料，到底寫了什麼？當時劉慶豐都沒看到。「我從檢察官問話，就覺得一定有很大的亂寫。」最後，檢察官以無積極事證行政簽結，「我很不服氣，很悶！我不只被冤了，還被陰了，六年回不去了，也沒辦法升遷，永遠翻不了身。」官司雖還他清白，但劉慶豐自知六十歲的他，仕途已無可能向上。
類似劉慶豐莫名捲入圖利疑雲，最終無罪的狀況並非罕見。
二○一二年台北地方法院李濠松檢察官研究報告指出，「日本刑事司法的定罪率達九七．九％，其中汙職案件（即日本刑法一九七條之賄賂罪）之定罪率亦達八八．四％；反觀台灣，自二○○○年七月迄今十年間，全部刑事案件之平均定罪率雖達九五％，但其中貪汙案件平均定罪率僅有六○．七％，成罪比例顯然偏低。」
所謂定罪率還是指起訴人次中，最後被判決有罪比例，但若從一開始被約談調查算起，定罪比例就更低了。交通部前部長葉匡時曾在媒體公開，以過去十年結案的貪瀆案件計算，交通部共有三百五十五人被調查，其中五十二人起訴判決確定，但最後定讞有罪則為九人。那三百位未達起訴確定的「劉慶豐們」的不平與怨懟，有誰會注意呢？
今年五月下旬，劉慶豐自訴的誣告案二審判決無罪。判決書罕見地花了許多篇幅，詳述法律制度的模糊與執法人員心態偏差，造成公務員動輒被以「圖利罪」問過的影響。
執法偏差〉阻礙政府創新「便民」與「圖利」不該混淆
劉慶豐說，「法官寫得很清楚，……只差沒有明講他們亂寫、亂辦而已。」多年的不平終於在判決書中得到一些安慰，但他已不打算上訴。
『歷年來政府一再強調防貪、肅貪的情況下，由於法律構成要件的不明確，加上執法人員觀念偏差，不僅未能發揮廉潔的政風，也讓政府效能不彰，成為公共工程品質低落、企業投資創新阻礙重重的主要因素。
行政、立法一致的共識是希望修正圖利罪的構成要件，以避免對「便民」、「圖利」發生混淆而影響行政效率。……這是包括政風人員在內的所有執法人員所應警惕在心的執法準則。』—— 劉慶豐誣告案判決書
判決書中提到的圖利罪構成要件問題，學者相關研究不少。事實上，公務人員被移送調查最多的就是根據《貪汙治罪條例》的圖利罪。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特聘教授柯耀程說：「台灣公務員是全球公務人員中最容易陷入犯罪的，主要就是《貪汙治罪條例》這個刑法特別法。」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專攻《刑法》的柯耀程解釋，德國只有「收受賄賂罪」，規定要「違背職務要求」、「行賄」、「雙方有不法合意」等要件，「絕對不罰過失，不像台灣的圖利罪，包山包海。」
台灣除了《刑法》有瀆職篇章外，另針對公僕設立《貪汙治罪條例》特別法，不僅刑責加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類型擴大（如會計、審計明知有不法而不舉發為包庇罪），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圖利罪構成要件相對模糊。
柯耀程質問：「圖利定義很模糊，便民是不是圖利呢？概念很混淆，公務人員很難分清楚。」尤其利益龐大的工程案件，廠商間爭奪利益，黑函滿天飛，即使檢舉內容未必屬實，但只要承辦過程手續稍有疏失，就能啟動調查。
根據研究，圖利罪從起訴到審判定案的歷程平均為六．五一年，最長則打了十六年才定案（編按：營建工程人員觸犯《貪汙治罪條例》之圖利罪案例統計與分析，民國一○○年）。可以想像，多數捲入圖利罪的公務人員，最終被判無罪，但可能已經耗費六年以上的青春。「官司期間不要說升官，領導威信都受影響，什麼事也不能做。」劉慶豐說。
公務員的行政效率受影響是其一，品質上也打折扣。今年五月，新政府上台之前，一位化名為魚凱的基層公務員投書，引起內閣新人事注意。魚凱提到，台灣公務體系因為太著重防弊以至於無法興利，尤其是審計與檢調系統雙刀出鞘，公務人員根本不敢做創新的事情。
防弊解方〉回歸普通《刑法》學者呼籲廢《貪汙治罪條例》
以工程品質來說，即使有更安全、更環保的新工法，但台灣工程仍然鮮少使用。雖然，《採購法》明訂除最低價標之外，也可採最有利標，鼓勵創新立意雖好，但擁有創新工法的產品，未必是報價最便宜的廠商，且實際作業繁瑣，接到黑函的機會更高（為什麼有廠商報價比較低卻不採用？），承辦公務員趨吉避凶，創新、品質變得遙不可及。
要解開防弊之網，柯耀程認為應該廢除《貪汙治罪條例》，回歸到常態性的《刑法》。德國、日本沒有制定貪汙特別法，只用普通刑法卻也能有效防制貪汙。國際透明組織調查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數，德、日、台灣分別是第十、十八、三十名。
而《貪汙治罪條例》問題在於很多罪構成要件不明確，要件模糊讓興訟容易，但一查未必有具體事證，造成台灣貪瀆案件定罪率低。那些曾因官司纏身而陷入人生泥淖的故事，不停在公務體系間流轉，成為公務員必須明哲保身的警惕。
『每個公務員心中都有依據攸關個人得失的「羅盤」，羅盤上的指南針並非自由地依據機關的政策或首長的意志移動方向，而是牢牢地釘在《貪汙治罪條例》所允許的刻度上。』 —— 劉慶豐誣告案判決書
去年，劉慶豐離開待了十多年的鐵工局，請調到桃園縣政府任參事，協助桃園鐵路地下化工程。「到這邊，我是降級，薪水還少了兩萬多，你說這樣子我會願意來，就知道一個政風的濫作濫為，對一個公務人員的影響有多大！」
劉慶豐一度很消沉，「再這樣下去，我的人生也烏有去啦！」現在，劉慶豐每天上班通勤時間比過去多了一個小時，「我就不相信，會沒有可以肯定我的長官。」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