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食材身分證 掀起貴20%的大生意 良食商機

二十七歲的張厚深憨笑起來，頗有網路名人蔡阿嘎的喜感，斗大的「芭樂哥」Q版漫畫，就貼在包裝正中央。他的芭樂在通路貨架上，也在國宴餐桌上，全憑的就是一張產銷履歷。

• 產銷履歷：農產品自生產、加工、分裝、販賣之可追溯的完整記錄。並經「第三方認證機構」檢驗，藥物殘留符合標準後，由農委會依產量核發「TAP」的標章。

蔡英文總統五二○國宴上，與往年不同，八道菜色中，共採用十五種食材，每一種食材，都有一張身分證 。

這些貼著「產銷班」、「合作社」、「驗證機構」看似細節繁瑣的生產者資料，卻是宣告小英政府在食安政策的啟動密碼。 

「『食品追溯』是一個新名詞，幾年前，甚至在課本上還很少看到。」台大食安中心執行長、台大園藝暨景觀學系教授許輔說：「二○一一年台灣爆發塑化劑事件後，食安開始連環爆，死豬肉、飲料、農藥等，每次發生時，消費者就會恐慌，對政府信心下墜，產業受創。有些人就在想為什麼不在事情發生之前，花小錢做些食品追溯，這樣反而最經濟。」

其實，許多深陷食安風暴的國家，都是透過溯源制度的建立，才擺脫食安連環爆的噩夢。

國際新顯學》沉睡十年，食安風暴後重視溯源機制

例如，一九九六年英國發現狂牛症，當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國，每年七百億英鎊的牛肉出口瞬間停頓，產業受創嚴重，英國開始推動最嚴苛的牛隻追溯體系，從每頭小牛在哪裡出生、其父母親的狀況是如何都詳細記錄。後來才追查出，原來是飼料中一種蛋白質骨粉所致，英國當初的「小牛生產履歷」也是最早的追溯體系。

而日本廣島縣在○三年出現疑似狂牛症感染牛隻，消費者信心崩潰，連著名的蓋飯「吉野家」都宣布停止賣牛丼。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把「在一○年前，實現所有食品的生產履歷」當作首要目標。第一步就通過國會立法，並編列十一億日圓預算，針對日本國內生產的牛隻（約四五○萬頭），每一頭牛出生、品種、移動紀錄等都列管。

同樣的，台灣在近二十年來的國際食安風暴中，並非毫無知覺，農委會在○七年就從日本的「生產履歷」取經，更名為「產銷履歷」。

但，這張立意良好的追溯身分證，卻是出師不利。推出九年來幾乎是一攤死水，直到近年來因為食安風暴，才開始快速攀升，至今也才二％左右的農民響應。

「履歷乏人問津，講白了，是政治因素，因為這是扁政府推出的政策，馬政府上台後，打入冷宮。」台大公衛學院教授吳焜裕因為毒物研究，參與過多次食安事件提供意見，被民進黨政府列為不分區立委名單的第一位，也是負責蔡英文食安政策的主要操盤手。

吳焜裕說，小英在選前，公布她的食安白皮書，針對台灣近年層出不窮的食安風暴，提出食安五環政策，其中第二環「重建生產管道」，指的就是從產地到餐桌，透明安全的遡源機制。

新政府上台第一天，就讓沉睡多年的「食物溯源」在國宴餐桌上，甦醒過來。

除了政黨輪替導致政策中斷之外，農民的參與意願不高，才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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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一》增加小農支出，標章浮濫又缺公信力

​從不被看好到被國宴「花園寶島繽紛盤」（上圖）選上，27歲張厚深（下圖前排者）與27年次的老農們一起種出的產銷芭樂，為農村注入另一股新食力。(圖/台北萬豪酒店提供)

「芭樂一斤才多少錢？產銷履歷申請一年要二萬多元，農藥檢驗一次費用六千元，而且貼了履歷標章的芭樂，也不見得比較好賣，要說服老人家們參加認證標示，非常困難。」張厚深所處的高雄燕巢農會有八十幾位芭樂農夫，三年前他申請產銷履歷，僅能說服八位農夫跟他一起投入。「三年下來，還是僅有我們這一個產銷班。」芭樂哥苦笑著：「這次看我的芭樂因為有身分證，上了國宴，其他農民們才開始考慮跟進。」

「以前，一包小白菜二十元，有履歷的是二十四元，大家會去買便宜的那一包，食安風暴後，大家開始重視，我吃的東西是誰種的？怎麼種的？願意多花點錢買履歷產品。」全聯生鮮副理王志偉說：「全聯計畫在年底之前，希望所有上架的蔬果，都要有溯源標示。」

問題是，台灣目前不是沒有標章？而是標章太多了，眼花撩亂。根據記者在通路上看到，除了政府發給的「CAS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吉園圃」等標章，農畜產單位也各推各的品牌水產、畜產品牌，光是市面就有十八款標籤，規格不同，揭露的訊息也未必一致。

有些標章的核發單位，是食品業者組成，缺乏公信力；有些標章核發後，缺乏管控，例如年紀高達三十多歲的「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前幾年因為仿冒嚴重，標章公信力快速下降，雖又推出二．○版，在市場上已是欲振乏力。

而年紀最輕的「產銷履歷」也傳造假， 去年發生嘉義東石鄉合法的履歷水產業者， 實際認證牡蠣出貨八百斤，卻印了一一二○斤的標籤，盜印了三二○張，偷渡上架，直到在超市才被稽查員查獲。

水產業者透露，產銷履歷的產品價格比較高，但因為驗證費用高與面對現場稽核，投機的業者都由一家出面申請，再拿其他未申請生產者來填充，一來逃避稽查；二來降低成本，偷印履歷「電腦養魚、電腦種菜」的狀況，只要沒被查獲，就蒙混過關。最後這樁履歷仿冒案，僅以罰款六萬元，停權、下架收場。

難題二》偷印履歷只罰六萬，食品詐欺難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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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履歷造假，反觀歐盟，一三年愛爾蘭超市發生進口牛肉混有馬肉事件，由於代理商是瑞典、製作商是法國，原料提供者在荷蘭，錯綜複雜的多邊貿易，外界推想應該追不到元凶，結果歐盟只花了一星期時間，就靠著食品包裝上的追溯流水碼，查到荷蘭供應商是禍首，一二年自南美洲進口馬肉摻雜在牛肉中，這位荷蘭商人一審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為什麼「標示不實」、「拿他人貨來頂售」這種食品詐欺行為，在台灣無法根除？一來是業者標籤造假的罰則輕，譬如牡蠣業者偷印履歷，不過罰六萬元了事；其次是，法律的基礎太過薄弱。

「台灣的食品詐欺無法重罰，因為我們缺乏『食品身分標準』來釐清食物的真正長相。」吳焜裕說，在WHO與聯合國共同成立的「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有二三一種食品身分標準。

吳焜裕表示，「例如豬油，在國際間，就是九○％從豬隻的自體組織中取出的，才能叫豬油。」但是台灣並沒有這種制度，上回頂新出事的黑心油，包裝標示「精煉豬油」，從越南進口飼料油 ，透過精煉設備榨取，用「豬油」名義來賣，雖引起爭議，但因為台灣食品規範根本沒有定義「豬油」的長相，法律上要認定詐欺，相當困難。

吳焜裕說：「食安風暴的過程，我們花太多時間人力，去推敲包裝上標示不清，質疑廠商做了哪些非法添加？曠日費時，也難以掌握。正本清源，應該跟國際接軌，直接規定「食品身分標準」規範，例如番茄醬要有九○％的番茄，一百公斤食材只能出九十罐成品，廠商卻做出一二○罐，從進貨資料就可以推算出來廠商造假與否、一追到立即處分，不用再到通路端去下架、回收，讓消費者埋怨早已吃下肚。」

目前「食品身分標準」已經增列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中， 交付衛環委員會，預計在年底會修法完成。

食品遡源制度的建立，除了後端的認證、稽核之外，還是要回到源頭風險管控，就是田間管理，尤其是台灣食安中，令人聞之色變的農藥殘留問題。

難題三》老農夫耕法難改，過度依賴化學農藥

因為農民的用藥不當，台灣人每年吃掉三．七萬噸農藥，平均每人吃掉近一．六公斤的農藥。每次農藥檢出的新聞一出來，又是造成消費者一陣恐慌。

「產銷履歷除了讓消費者知道食物的源頭之外，整個種植過程，都得在安全使用農藥的管控中並上傳到雲端，這對一輩子實施慣性農法的老農而言，是很大的壓力。」農委會企畫處長傅子煜表示，台灣的農業從業人口平均年齡是六十二歲，很多人一輩子依賴化學農藥耕田，不但作物殘留農藥，對身體也有很大傷害。」

「很多耕田阿伯不識字，田間有蟲害，捉著去問農藥行，這隻蟲要噴什麼藥？有些沒良心的農藥行當然推銷越多越好，其實芭樂只要噴三、四種藥即可，甚至有阿伯噴了十五種，其中一半都是重複的化學肥料藥，只是包裝不同而已。」張厚深說，加入產銷履歷必須逐一登錄並定期受農藥使用抽檢，農民自己要嚴守田間管理，才能重建消費者的信心。

終結食安噩夢》通路不能只當收銀機，須自主把關

「要找到合格的農家，非常困難，家樂福推出﹃嚴選生鮮﹄標章十多年下來，也只有十三家農戶，可以符合我們的規定，穩定供貨。」家樂福全國公關經理何默真說：「農藥殘留問題，一直都是通路之痛，我們也曾經在賣場設置快篩站，讓消費者可以自己檢驗，但後來想想，也不是長久之計，應該從農民的田間管理就開始管理、追蹤。」親自跑到產區看芭樂的何默真說，張厚深因為有了產銷履歷標章，才能選為家樂福的契作（契約合作）農戶。

「對於農民而言，消費者是看不到的非專業買家，通路才是有制約性的專業買家，只有通路的施壓，農民才會徹底的更改耕作方式。」綠色和平食品安全專案主任羅可容說：「消費者踏入賣場，就是信賴你的招牌才來，對於農民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結，通路應該要更積極，而非只是一台收銀機的功能。」 

綠色和平從一二年開始，針對國內六大通路展開農藥殘留的調查，持續四年，雖有改善的趨勢，但根據一六年「超市及量販店農藥管理評鑑」資料，還是有將近七成蔬果被驗出農藥殘留檢出率。

「我們要通過二五一項農藥檢驗，才可以上架，公司也有四十幾位田間管理員，去實地觀察契作農戶的種植狀況，但我們還是曾經碰過貼著產銷履歷的檸檬，被抽到藥殘過高，結果是農戶偷偷收別人家的檸檬來交貨，事後遭取消契作身分，下架懲罰。」全聯生鮮中心副理王志偉說﹕「我們也開始在賣場上與消費者溝通，例如檸檬晶瑩油亮的外表很多都要靠噴藥出來的，而不噴藥導致外皮鏽色的檸檬，風味不減，卻乏人問津，通路在這方面，應該給消費者更多的教育，讓他們知道醜蔬果也是健康好吃的。」

「拿到政府發的履歷，就等於解決食安問題？一張紙，或許可在信任破裂的食安縫隙中，稍作彌補，但長久之計還是要建立農民與消費者的信任基礎。」一直在推廣社區共同採買的好食機創辦人謝昇佑說，台灣有許多努力又友善的小農，他們種植的產品沒問題，但市場上，若主張履歷當道，逼大家都得花錢去搞驗證，「一包認證小白菜二百元，一條認證魚八百元。」只會肥了一堆認證單位，搞出一堆履歷貼紙，對認真守分的小農並不公平。

所以除政府推動「第三方認證」由驗證機構出示標籤之外，謝昇佑認為，市場上也應該並存「第二方認證」的機制，也就是自主管理能力的中小型通路。 

「你看里仁、主婦聯盟等商店，他們並沒有貼農委會的產銷履歷標章，消費者對其選購，仍是充滿信任，這就是友善通路可以做的事情。」謝昇佑說。

越來越多通路體認自己不只是販賣食材的一家店，應該也要肩負起生產端與消費者溝通橋樑的搭建。

「例如，年初我們預購了四百箱葡萄，結果天氣異常，六月要交貨時，果農苦惱，今年葡萄受水害，轉色不足，他無法如期供貨，而且顏色也不如以往漂亮。」謝昇佑後來把果農的困境po 給共同採買者知曉，「大家要繼續等葡萄處理好再出貨？還是直接退掉訂單？」結果四百箱葡萄中，只有一人退貨。

「如果是以往，果農就把藥噴一噴，漂亮出貨，消費者只要漂亮蔬果，不了解先前歷經的天候干擾，沒人幫農民承擔這些風險，他就會僥倖闖關，雙方的互信裂縫就越來越大。」謝昇佑說。

回歸終途，食安拆炸彈，不光是探討要貼幾張標籤，而是從「生產者友善耕作—通路自主把關—消費者自覺權利」 三方共同付出，才能重建起信任與誠實的文化。

從小英國宴餐桌上，看出了新政府針對千瘡百孔的食安漏洞，已經有了捉漏準備，而台灣是否能從食安困境中，翻轉出新食力，也是台灣國民素質的大考驗。

國際範例》台茶除了要身分證 更須借鏡法國葡萄酒制度 

台灣食品安全透過產銷履歷，可以監控管理本地生產者的產品品質，但對於來自世界各國的進口產品或原料的管理，以及來源的產品標示，卻仍有改善空間。

就以台灣茶葉為例，每年的茶葉市場需求超過四．五萬公噸，但去年國內自製的茶葉產量僅一．四萬公噸，等於將近三萬噸的茶葉須仰賴進口，其中又以進口越南茶為大宗，總計一．七萬公噸，占總進口量五四．五二％。

根據食品藥物管理署資料，茶葉主要四大進口國（越南、中國、斯里蘭卡及印度）的農藥不合格率就高達一一％。由於台灣茶形象鮮明，成為許多國際觀光客的伴手好禮，不肖業者為了牟利，常混入低價越南茶銷售。越南茶葉曾被查驗農藥超標嚴重，混茶的結果，也損及台灣茶葉形象。

為了杜絕混茶現象，去年四月起，食藥署已連續六個月，針對四大進口國採取「逐批查驗」的管制措施；每次連續抽驗三批，若發現某業者的不合格產品過多，會機動調整產品的抽驗機率，最高可至百分之百逐批抽驗。如此施行下來，截至去年十月為止，不合格率已下降至二％。

同時，為了強化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責任，自一五年七月開始，食藥署針對輸入茶葉業者實施強制性檢驗，每季或每批須至少對農藥殘留檢測一次，並納入食品追溯追蹤制度管理。

在商品標示方面，食藥署已修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要求不論是包裝食品或散裝食品，皆須標示出原產地（國），標示不實者最高可處四百萬元罰鍰。若是混裝食品，則應依各食品混裝含量多寡，由高至低標示各別原產地（國），以利消費者辨認茶葉之真實來源。

此外，農委會則實施「產地標章」及「產銷履歷」兩項國產茶葉認證制度，提高國產茶的辨識度。

儘管如此，還是有商家為了抬高標售價格，企圖以標示不實的產品蒙混過關。譬如，標示為高山茶，但茶葉內涵實際上卻非高海拔的茶葉，消費者付的卻是高山茶的價格，類似標示不實的情況，仍然造成消費者荷包損失。

去年十月，立委丁守中就曾針對混茶情況質詢，認為台茶應向法國葡萄酒制度看齊，進行分區、分等分級制。

其實，針對產地標章，法國政府早在八十一年前，就幫葡萄酒做好了「身分證」標示。

法國一九三五年就為葡萄酒設立規範AOC（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這組法文的意思是「原產地控制命名」，用於管理葡萄酒的製造。一○年起，則進一步改革分級名稱，把AOC改為AOP。

此標章由第三方公正機構INAO所發行與認可，其內容包括葡萄酒的地理生產區域、葡萄品種、成熟度、酒精度、葡萄種植技術、採收方式、產量和釀酒技術等。若標示不實，罰則可能處以兩年監禁、四萬歐元（相當於台幣一四○萬元）的罰鍰。在規模較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法國農業部甚至設置專人，每天二十四小時抽查各種商品。

經過明確分區、分級後，只有法國香檳區的氣泡酒類的產品，才可以叫香檳，其他區只能叫氣泡酒。

法國農業部這整套分級與產銷履歷制度，讓法國的葡萄酒乃至於相關的起司、蔬菜等產品，能受消費者信賴，而成為法國葡萄酒行銷國際市場的利器，甚至是中國推廣普洱茶師法的對象。中國仿照法國作法，也為普洱茶大推產區履歷與分級，進而帶動了普洱茶的市場與身價，這不失為小英政府想推動國宴身分證時，可思考的方向。
（陳前康、洪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