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大經濟系專任教授吳聰敏曾在央行擔任理事十三年。他與其他三名學者合著《經濟學：理論與實際》是大專院校最常用的教科書，四位學者因此被戲稱為「台大四人幫」。不過，在接受《今周刊》獨家專訪時，他卻對央行現行的制度表示憂心及無奈。
貨幣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理監事會內決議。照規定，我們央行理事來自各行各業，但是有些人的專業不一定是貨幣政策，例如，農委會主委也是當然理事。早期，農業占GDP的比重高，這言之成理。但現在，農業產值不到二％，我認為可以考慮調整。
目前台灣央行的理事會成員都是兼任，真正專任的，只有總裁和副總裁。理事會每一季最後一個星期四才開一次會，這三個月，我們就靠央行經研處寄給理事的資料，了解國內外經濟情勢。我個人認為這些資料有幫助，但如果理事是兼任的話，他平常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我猜也很難仔細看資料。
理事會如何開會？央行會先報告過去經濟情勢，資料詳盡；但是報告最後一張投影片，不會在會前資料出現，那張投影片是最關鍵的。最後那一張投影片就是：今天從央行角度來說，建議升息、降息，或維持不變。
理事提出不同觀點 往往無疾而終
假設，今天那張投影片建議降息半碼（○．一二五個百分點），這時總裁就會說：「我們今天的建議，是根據前面這些報告所下的結論，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在一個二、三十人開會的場合進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其實很難。因為是兼任，平常可能不會做任何研究，突然之間要他說出有水準的意見也很難。
如果理事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討論到最後，通常是主席裁示：「這位理事先生的意見，我們下次會好好考慮一下。」（記者問：下次有考慮嗎？）當然很難。除非列入會議紀錄，否則很難判斷到底有沒有納入。
合理的理事會制度，應該是目前美國、日本、英國、歐元區的制度。首先，理事要專任；其次，貨幣政策的決議要投票。如果是專任的投票制，那總裁會努力地和每位理事溝通，過程中就會形成共識。如果沒有投票，這個溝通的過程就出不來，理事會就完全沒有事先討論。我認為若改成理事專任加上強制投票規定，貨幣政策的品質會提升。
現在的制度，討論真的有難度。因為我們理、監事會一起開，整個會場大概有二、三十位，人非常多。央行監事的任務與貨幣政策制定無關，為什麼要一起開？我也不知道。但這樣要創造一個好的貨幣政策的討論，我認為，可行性滿低的。
台灣《央行法》明確規定，央行的任務之一是「維持對外幣值穩定」。央行也應該在理事會上說明一下，但是他（總裁）也沒講這個。我開過的理事會，從來沒有人要求他講這個（匯率操作）。
有一次，我本來想提央行「拉尾盤」（編按：央行在外匯市場尾盤進場作價）這件事沒有意義，還產生企業製作財報的困擾，央行也不曾對外解釋。後來我沒有提出。因為在理事會裡的氛圍就是：即使提出，央行就說「喔，意見不錯。」但也不會改變央行的作法。
匯率政策還有很多地方值得討論，例如何謂幣值穩定？一個說法是，若外匯市場有異常波動，央行會進場維持秩序。但是，何謂異常波動？解釋空間就很大，台灣央行愛怎麼講就怎麼講，不會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也不可能在二、三十人的理監事會議上公開討論。
央行資訊不透明 一研究就被「關切」
從二○○○年至今，台灣貨幣政策的特徵是低利率。任何政策可能有正面效果，但也有其成本。我個人認為，低利率政策是台灣房價飆漲的原因之一。那這個政策的利弊為何？最後有達到政策目標嗎？沒有檢討就沒有進步，而只有透過理性的分析與討論，我們才能真正回答以上問題。
今天在台灣取得央行資料，也不容易。然後你一研究，或者有人或企業發表與央行立場不同的看法，央行會來「關切」。相對於私下關切，我認為更好的作法是資訊公開與公開辯論。從這個角度回頭看央行理事會的制度，若央行理事會的制度能做一點調整，台灣貨幣政策的品質應該會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