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開年,我們很遺憾告訴你:台灣65歲以上的人口數,正式超過14歲以下的青少年人口;而且,台灣在2018年就會進入「高齡社會」;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在這個最關鍵的老化階段,我們只有7年的時間,而台灣面對這個跨世代的挑戰,還沒有覺醒。
我們全身上下的細胞隨時在死亡。但,別擔心,每分鐘上億個死去的細胞,也會被上億個新生細胞替代。新舊的更迭,是自然現象,然而隨著年紀增長,人體再生的速度會越來越慢。直到有一天,老化細胞越來越多,數量超過新生細胞,身體就開始出問題。
二○一六年的台灣,已經走到了這一天。
台灣剛迎接元旦,同時也迎接另一個劇烈改變。就在今年,台灣的身體、也就是我們的人口結構,老細胞數量正式超過新細胞。就在今年,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數,正式超過支撐台灣未來的十四歲以下人口。在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反轉。
這將徹底改變台灣的社會面貌。一個「過重陽節的人口」比「過兒童節的人口」還多的世界,它的社會、商業、政治等面向,都和你熟知的過去不同。台灣的社會與經濟,也將面臨嚴峻挑戰,而且比人體老化的問題更難解決。
為了避免人體的老化,我們發明了很多東西:各種延齡祕方、醫美手術,但是,面對社會的老化,我們的準備卻太少。更可怕的是,台灣高齡化的速度,來得又快又急。
台灣人口關鍵報告:2年後,我們將進入高齡社會
世界上其他先進國家的人口結構,從十八世紀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末,一共花了兩百年時間,才陸續走向老化。以「高齡社會」(高齡人口占總人口一四%)走向「超高齡社會」(高齡人口占總人口二○%)的速度來說,德國花了三十六年時間;目前老化程度比我們嚴重的日本,也花了十一年。
但是,台灣在二○一八年,就會進入「高齡社會」,二○二五年,進入「超高齡社會」。在這個最關鍵的老化階段,我們只有七年的時間,速度堪稱世界第一!也就是說,剩下不到十年的時間,我們就會進入超高齡社會。和其他國家比起來,我們就像一夜白髮,手足無措。
雖然亞洲鄰近國家老化的速度與我們相近,但是台灣和他們比起來,可說是準備最少的。早在二○○四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在就職演說中,明確地表示,高齡化和少子化是新加坡面對最嚴重的問題,並成立「高齡化部長級委員會」,高度整合各部會資源,實現他「成功老化」,也就是老有所為、所醫、所養、所樂的願景。日本、韓國等為高齡化所苦的亞洲國家,也先後在二十一世紀初推出「因應高齡社會的基本法」等措施。
但是台灣總統馬英九,直到二○一二年,才在連任的就職演說中表示,「少子化與高齡化,是台灣必須面對的國安課題」。一直到去年,立法院才通過《長照服務法》,確認長照服務的內容。我們像是新加坡的空洞回聲,還晚了八年。
台灣,正在進入一個歷史上全新的人口結構,然而,我們還沒有做好面對超高齡社會該有的覺醒。而且,失速老化的我們,比起其他國家更需要解方。
這是從個人、社會,到政府都必須要有的覺醒,我們不能再用舊思惟、舊制度看待「老」的問題。否則每五個人裡就有一個老人的超高齡社會,將會變成一個又老、又窮、沒有希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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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雲林現場 這裡,老人活得沒尊嚴 預言超高齡社會悲歌
超高齡社會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我們可以從台灣人口結構最老的縣市,窺探台灣的未來。《今周刊》採訪團隊,深入台灣老化最嚴重的鄉鎮之一—雲林縣水林鄉灣東村,這裡,可能是未來超高齡台灣的縮影。
長壽,竟變詛咒 失能又沒兒女照顧,三餐得自理
灣東村老年人口占二三%,是「超高齡」地區;這個小村落四周都是田,沒有東西擋得住冷冽勁風,行人的臉是深沉的滄桑,對獨居老人來說,更是如此。「到我這歲數,啥時會死攏嘸知。」今年八十七歲、獨居的蔡吳玉霜感慨地說。
長壽,在這裡,變成一種「詛咒」。蔡吳玉霜有六個孩子,但十幾年來沒見過幾次面。平日走路得依靠行動輔具,她說自己連到屋外上廁所,都常摔倒。行動不便的她沒人照顧,沒辦法下廚,只能靠人送便當來,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村長蔡水柱幫她申請到中低收入戶,每月七千多元補助,還有一名照顧服務員,每周一、三、五到家幫她洗澡、擦桌掃地。
政府能做的,就只有這樣。水林鄉連診所都沒有,「我時常得叫計程車去北港鎮上的醫院拿藥,車資要一千元;錢不夠,都靠么子生的那個孫女寄錢養我,其他女兒、兒子從未寄過半毛錢,攏無路用!」蔡吳玉霜說。
政府在二○○七年開始進行「長照十年」計畫(編按:針對老人提供照護或生活補助,包括日間照護、居家護理等),想透過政府支出,幫助像蔡吳玉霜這樣的老人。但是,「公家單位始終堅持依法行政,凡事講求『程序』。」蔡水柱說:「你要政府的程序走完,她可能已經餓死、病死。」
若現在的福利制度是這樣,根據國發會資料,當台灣在二○二五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人的數量將從現在的二九二萬人,增加到四七○萬人。四七○萬人搶著有限的政府資源,我們要從哪找錢?
事實上,政府已經把所有能花的錢都花了。水林鄉鄉公所社會課課長楊聰喜說:「我們一切依法行政,但鄉公所配置的預算極有限,像蔡吳玉霜,若照服員要調整成每天到家訪視,不論人力、財務等各方面,都是鄉公所無法負荷的。」他舉例,政府有服務老人及身障者的復康巴士,水林鄉二九六戶獨居老人,也只分到一輛。
蔡吳玉霜領著微薄的社會補助,感慨地說:阮活著時,連下一餐在哪攏嘸知,死後兒女要把阮丟哪,隨在伊!(攝影/林煒凱)
福利,竟變錢坑 沒預算,27輛復康巴士放著養蚊
但是,政府不是編列了長照十年的預算嗎?為什麼水林鄉的資源還是如此匱乏?「雲林縣嚴重缺錢是事實,稅收少,又要支付如此龐大的老人福利。」雲林縣社會處副處長陳建成坦承。他指出,社會福利已經是雲林縣最大的財政支出項目,一年要花掉三十五億元,如果加上老人的退休撫卹,整個縣有三一%的預算是花在老人身上。
但是,再多的錢都填不滿「老人福利」這個錢坑。「其實,縣政府有二十七輛復康巴士停放在停車場,原因出在各鄉公所根本沒有預算跟人事費用,來養一輛車與一位司機。所以,全都停在那裡,沒人用。」陳建成說。
台灣過去面對老人議題,就像蔡吳玉霜坐在她骯髒陰暗的小屋,等人送飯來一樣。「我們把老人丟在遠遠的、看不到的地方,然後期待政府去解決。」一名不願具名的社會系教授說:「我們都沒想過,自己未來就是那個被丟掉的老人嗎?」而雲林,可能就是未來的台灣。
第二幕:勞動現場 老化衝擊生產力 GDP保一越來越難
雖然,老人照顧問題是現在討論老化趨勢的焦點,但面對超高齡社會,還有另一個暗礁。這個問題,已經在各行各業慢慢蔓延,衝擊的不只是社會,而是全台灣的商業和經濟。
比較二○○四年和一四年產業的年齡變化,你會發現,各行業都面臨嚴重老化問題。整體服務業以及製造業在這十年間,新增的中高齡勞動力(四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為四七%,但四十五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卻只增加不到一%。其中如「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如法律、會計等職業)及金融保險業,甚至面臨青壯年勞動力流失,而全部勞動力都由中高齡來填補的窘境。
衝擊一:知識斷層 台大三分之一教師,十年內退休
「面對高齡化的下一個社會,職場的性質將會改變。退休的界限,將越來越模糊。」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許士軍說:「但是現在的企業、社會、政策,都沒有為此做準備。勞動力短缺,只是數字上的改變,最重要的是知識的斷層。」
以台灣大學的師資為例,現任兩千多名專任教師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教師將在二○二五年前、也就是十年內退休。台灣整體勞動力也在今年開始,每年有十七萬人退休,離開職場。
「你退休了沒?」將會是未來台灣街頭巷尾打招呼的方式。特別是,台灣的退休年齡比起其他先進國家,要早上十年。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平均實際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鄰近亞洲國家日本與韓國也分別是六十九及七十一歲,而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台灣僅是五十七.八歲。
高齡化、少子化、提早退休等多方因素下,也對台灣的消費市場產生影響。全家便利商店也遇上「中年危機」,因為年紀越大的客人,越少進便利商店買東西;當客層改變時,業績便出現壓力。
OECD的一篇研究就指出,歐洲地區總人口在一九九四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後,接下來十年經濟成長率從三.七五%降到二%。台灣經濟成長率已經從「不保三」掉到「不保一」,而現在不過剛剛踩進高齡化社會的門口,未來挑戰恐怕更大。
衝擊二:青壯年負擔加重 經濟壓力大,又要照顧老人
專長研究高齡化社會與勞動、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周玟琪指出,OECD已在高齡化的「三個P」:人口(population)、生產力(productivity)、勞動參與(participation)的衝擊做出因應。但是,我們的討論焦點,還是停留在社會福利及長照等人口面向,忽略了生產力及勞動參與。
結果是什麼?按照國發會的人口推計,青壯年人口的負擔,只會不斷加重。台灣的未來,不論是社會、經濟,似乎都是一片悲慘。
第三幕:覺醒後的新世界 不退休時代來了! 高年級實習生超搶手
不是每個人,都會像雲林的蔡吳玉霜奶奶一樣。高齡社會,不全是這樣的景象。台灣的「超老覺醒」,如果可以從這裡開始,情況將變得不同。
一四年,台灣的老人失能率僅有一六.五%,也就是說,逾八成的老人是健康、有生產力的。「我們一直在用過去的既定印象,去處理未來的事情。」台大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說:「我們不能拿今天去看明天。過去的老人不會用臉書、平板電腦,但我們會啊!過去的老人會活到七十歲,但是我們會活到八十、九十歲啊!」
事實上,正在看這本雜誌的你,很有可能會活過一百歲。如果你在六十五歲退休,你有想過接下來的三十五年要做什麼嗎?
「退休,對我來說是一句髒話。」美國百歲詩人庫尼茲(Stanley Kunitz)曾這樣說過。直到過世前三年、九十八歲的他還在大學教書。進入高齡化,我們首先要覺醒的,就是對老年生活的想像。在超高齡時代,老人退出社會將不再視為自然現象。
日本、韓國、新加坡,就是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高齡化時代。他們在六十五歲以上的勞動參與率,都超過二○%,但台灣僅有八.六八%。事實上,「強制退休」這個制度,是從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在一八八九年實施,以六十五歲作為領取退休金的起點。當時,德國的平均壽命僅有四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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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沒用的非勞動力! 累積幾十載的智慧,回饋年輕人
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台灣仍以六十五歲作為退休基準,但台灣人的平均壽命,已經到了八十歲,而我們的平均實際退休年齡是五十七歲。退休制度,讓我們生命最後四分之一的時間,變成了沒用的非勞動力,成為社會的負擔。
過久的退休時間,將在超高齡時代翻轉。就像電影《高年級實習生》一樣,受不了每天坐在星巴克、打太極拳的生活,又重回職場。今年六十六歲的當責顧問公司創辦人張文隆,六十歲時從杜邦事業部總經理退休,在兩年後「高齡創業」。
「我退休時就想,哇!太好了,我可以打好多高爾夫、每天遊山玩水!」張文隆回憶。但閒下來沒幾個月,他開始覺得空虛,「難道我累積了這一生的知識、經驗、人脈,就要這樣浪費掉了嗎?」因此他創立顧問公司,專幫CEO上領導課。現在,常常往返中國與台灣的張文隆說:「我真的好高興我當初勇敢跳出來!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做十年、二十年!」
像張文隆這樣的「高年級實習生」,已經是現在先進國家面對高齡化問題的重要範本。日本實施《高齡者雇用安定法》,搭配《雇用對策法》,希望確保高齡者的工作機會,並促進再度就業,尤其禁止對四十歲以上人士差別化待遇,使雇用機會平等化。
不過,許多人屆齡退休後還想繼續工作,卻找不到合適的職場。日本就出現了「高齡社」這樣的人力仲介公司,專門媒合高齡者就業。
今年已經七十七歲的上田研二,在退休之後看到朋友及前輩都閒得發慌,原本的公司卻深陷人手不足的窘境,他看到商機,決定以高齡派遣工為號召,創辦公司。有工作又不會太累,而且還有收入,這是高齡者最理想的工作狀態,因此獲得極大回響。
用新思惟面對高齡勞動力,台科大企業管理系副教授廖文志就認為,勞動力的界定應該重新定義,不再以年齡為基準,而改以工作力及工作意願來界定勞動力。除了政府的宣導,更重要的是企業和社會,得有這樣的覺醒。
「未來的社會,會很不一樣。」台大智活智齡研究群召集人康仕仲說:「不只是『長照二.○』,我們需要的是『老化二.○』。像老人票、博愛座、無障礙設施,這些都不能照現在的方式運作,整個社會都要規畫。如打造友善長者的居住、工作環境,這不是單一領域能做到的,而是從教育、醫學、土木設計、企業管理,跨界整合才能完成。」除了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民間企業、個人都要參與的一場革命。「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場商機覺醒。」康仕仲說。
退休後創業的張文隆(右二),興奮地說:我真的好高興我當初勇敢跳出來,66歲,還很年輕,還有好多事要做!(攝影/蔡世豪)
不吃政府大鍋飯! 「我們要的,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商業模式」
過去台灣解決高齡問題,總是訴諸政府,以社會福利的角度切入。「現在面對高齡化,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把產業思惟放進去。」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說。「靠政府大鍋飯、領政府預算,很難創造有價值的服務。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即賦稅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僅一二%,卻指著北歐那些租稅負擔率逾四○%的國家說:我要他們的社會福利。這怎麼可能!」雖然保障弱勢、建立社會安全網,政府責無旁貸;但當高齡人口越來越多,我們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商業模式,不能所有人都吃政府的大鍋飯。
一○四人力銀行預計在今年試營運的「銀髮銀行」,就是為了解決長照人力不足、中高齡就業等問題,而出現的新商業模式。它打算透過既有的廣大就業平台,媒合長照專業人才,以「共享經濟」的方式,提供老人照顧服務。
「非營利組織的資源人力實在有限,很多都做得很辛苦。但是,企業在這裡可以有大的貢獻。」一○四銀髮事業處副總經理吳麗雪說:「隱形照護(編按:上班族因照顧失能家人而辭去工作)在台灣已越來越嚴重,但我們還沒有看到解方。我們想透過我們的仲介,幫上班族分攤照顧的重擔。」「在這塊,我們看到它有產業化的可能,也有必要,很多服務沒辦法一直靠稅收補助。」她說。
事實上,在歐美等國,滿足老人各方面的需求,已催生出一波的創業潮。美國舊金山灣區創業家喬斯汀(Stephen Johnston),就創辦「老化二.○」的社會企業,與史丹佛大學長壽中心共同舉辦「銀髮設計競賽」。去年競賽首獎,就由台灣女孩姚彥慈,以協助失智老人用餐的作品「Eatwell」拿下。她也從國外紅回台灣,掀起另一波年輕創業潮。
不從傳統社福角度看老化! 「應該聚集力量,打造新產業」
「進入超高齡社會,我們現在正站在準備的起點。」社會企業「銀享全球」共同創辦人楊寧茵說。將史丹佛大學長壽中心的銀髮競賽搬來台灣的,就是她。在楊寧茵眼中,台灣的超高齡社會充滿希望:「我們應該拋開過去的包袱,不再從傳統醫療、社福的角度切入。我們應該邀請年輕人、科技業、金融業一同來打造新產業,高齡化就不是詛咒,而是祝福。」
二○一六年,是一個老化新社會的開始。它可以變成我們看到的雲林縣;也可以透過我們的覺醒,變成一個充滿機會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