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在全球前所未見，解決高齡化問題，早已成為台灣社會刻不容緩的議題。
面對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各候選人的高齡政策走向，將決定台灣能否順利進入超高齡社會。而高齡政策中，最受矚目的焦點非「長照政策」莫屬。這不僅決定了未來台灣老人能否被妥善照顧，也決定了台灣社會將如何共同承擔責任。
檢視目前國、民兩黨的長照政策，最大的不同來自於「到底誰要出錢？」朱立倫主張保險制，強制全民納保；蔡英文則主張稅收制（編按：以遺贈稅和房地交易稅作為財源），先以政府稅收支付長照支出，再討論長照保險。任何制度皆須禁得起時間考驗，一個穩定的財源制度，應從「來源」及「分配」來檢視。
從來源面看，以遺贈稅和房地交易稅為主的稅收制，容易受到景氣波動影響，導致稅收不穩定，「看今年房地產市場如此低迷，明年長照的錢幾乎就沒有了。」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觀察。同時，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即賦稅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低，稅收規模有限，在高齡人口持續成長的趨勢下，政府真的能撐得住嗎？
吸引民間資源投入：活化服務，才能發展完整體系
從分配面來看，稅收財源每年須重新接受立院的預算審議，且「不僅是長照，其他社會福利項目也在打這些稅的主意。」在稅收有限，支出卻無限成長的情況下，稅收制到底可不可行？「可以做，但只有加稅一條路。如果不加稅，不可能持續。」薛承泰給了答案。
但，難道採用保險制，就能免於財源不足的問題嗎？「目前規畫的一千三百億元中，政府要出四百多億元，但政府根本沒有，三百億元都沒有，更何況四百億元。」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不僅是四百億元籌措無門，隨著接受長照服務的老年人口增加，承擔長照支出的青壯年人口卻在減少，長照基金遲早會面臨虧損。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財源，因為以現在的人口結構來說，提高保費、或是加稅都是最終結局。而且，薛承泰也同意，長照保險在未有足夠的居家、社區服務出來之前，的確不應該貿然實施。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長照十年」都要變成「長照二十年」了，為什麼現在這些服務還是不夠？
對此，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認為，「長照服務做不起來，是因為沒有產業化的思惟」。正因為單靠政府力量，無法發展出完整的長照體系，才須適時引入民間資金、資源，讓服務「長出來」。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是營造吸引民間投入的環境。
他認為所謂的「產業化思惟」，第一，要有產業願景。以現行稅收制下的長照十年計畫為例，長期領取補助、標案為生的業者，無法做長遠規畫，連帶導致照服員等相關從業人員的工作不穩定，使從事長照服務的人既沒有光榮感，亦看不到產業的未來。
第二，按現行法規，每個區域經營多少照護機構，是由各地縣市政府決定，但有些縣市一區僅限制招標一到兩家長照機構，在欠缺公平基礎、多元競爭環境的情況下，不僅失去了提升品質的動力，業者投入的意願也不高。
善用企業能量：以創新商業模式，解決問題
然而，對於鼓勵長照產業化，林萬億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有意投入的企業，都是為了發展連鎖型長照機構，透過創造規模經濟賺取利潤，但連鎖長照機構卻與「在地老化」的概念背道而馳。反觀支持在地老化的社區及居家服務，因經營複雜度高且利潤微薄，企業反而興趣缺缺。但從一○四銀行經營「銀髮銀行」的案例中，我們仍可看到企業利用自身的強項，以創新商業模式，解決居家服務人力不足的問題。
因此，在思考長照產業化時，應該要善用企業的創新能量，強化未被補足的服務區塊。只要願意保持開放心態，解方還是會出現。
「不幸的是，兩黨的高齡政策都沒有在這著墨。」一名社會系學者這麼說：「兩黨的政策，都在同一層次打轉。政府應該要做的，是提高高齡勞動力，並加強預防醫療的角色。」他補充，惟有活化老年人口、降低台灣老人失能率，才能從根本扭轉超高齡社會龐大的社會負擔。而這正是台灣下一個總統，需要覺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