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人口老化、少子化、人才外流的三重壓力下，相較於美、星等先進國家，我們仍無完整的移民政策。所有的移民法令都老舊過時，讓想留在台灣的外國人寸步難行。在這裡，他們屈膝躬身，只求一個能稱作「家」的地方；他們只能輕聲祈禱：別讓我走……。
一如往常，出境大廳塞滿提著大包小包，準備出國的旅客。然而陶比和歐陽瑞父子，沒有帶行李，他們只要去香港一天來回，背包裡只有一堆身分文件。他們離開台灣，只為了留在台灣。
法令嚴苛！智能障礙小孩 被迫四年出境二十次
「我可以、我可以自己check in！」二十四歲的歐陽瑞在自助登機報到機器前，用不太靈活的手指，在螢幕上點擊，但怎麼點都不成功，原來他把護照拿反了。就算已經教過幾百遍，他的爸爸還是耐心地指導他。終於，登機證印出來。「很好！你看，你可以的。」爸爸陶比拍拍歐陽瑞的肩膀。
歐陽瑞從小就有智能障礙，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五歲時從南非來到台灣。爸爸陶比原本是自由攝影師，受雇於《國家地理雜誌》等媒體。走過世界各地，一九九八年來到台灣後，深深愛上這塊土地，決定帶著全家人定居台灣。多年前和妻子離婚後，陶比留在台灣，把歐陽瑞和弟弟威廉帶大。雖然辛苦，但是他們一家真正的苦難，出現在兩個孩子的二十歲生日後。
在歐陽瑞二十歲之前，可以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的「依親居留」，跟著爸爸留在台灣。但是，依法持有居留證的外國人，若子女超過二十歲，除非他們在台灣工作或念書，就不能再依親居留。
今年二十四歲、患有智能障礙的歐陽瑞，連簡單的登機都有困難，工作與念大學對他來說難如登天。他唯一的選擇，就是每三個月在簽證到期前，飛到香港辦事處重新簽一次最長九十天、不得延期的停留簽證。持續四年，超過二十趟，「只為了蓋一個章」。陶比說：「為了讓他留在台灣，這是唯一的選擇。」
陶比在台灣是知名攝影師，因為拍攝台灣的檳榔西施，開了攝影展而享譽國際。私底下，他深愛台灣的原住民文化，假日會帶著兩個男孩到新竹的清泉部落，幫忙募資蓋社區中心，和愛慈基金一起照顧愛滋寶寶，他可說是「比台灣人還台灣人」的老外；但陶比與兩個孩子，在台灣卻連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
歐陽瑞的弟弟威廉，雖然還在台灣念大學，拿學生簽證，但大學畢業後，除非他馬上找到工作，否則就會面臨和哥哥一樣的問題。「台灣是我的家，在我心目中，這裡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我從未想過離開。但這個家，卻在把我一步一步逼上絕路。」陶比說。
照顧情況特殊的孩子，陶比已經身心疲憊。而台灣的移民法令，更讓他四面楚歌。
為了保住他的孩子，陶比試過所有的方法。當官方承辦人員告訴陶比，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歐陽瑞讀大學或是娶台灣老婆時，一向冷靜的他終於失控，向對方咆哮：「我兒子是智障！你聽不懂『智障』兩個字嗎？」
陶比無助地說：「我很『愛歹丸』（台語），但是台灣的法令對待外國人，是我看過最瘋狂、最沒道理的。」
陶比一家人，只是台灣眾多默默容忍的移民法令受害者之一。目前在台灣居留的外國人，共有五十萬人，已經超過台灣原住民人數，而《移民法》背後代表的是從未全面檢討的移民政策。這不但加深了讓在台灣居留、工作、生活外國人的困難，在台灣人才不斷流失的情況下，也加速了台灣的人才負成長，影響台灣經濟與社會的未來。
根據二○一四年IMD全球人才競爭力報告〈World Talent Report〉，台灣的人才流入在六十個國家中，排名僅第五十名，不只輸給港、日、韓，連中國都輸。根據經濟資訊公司牛津經濟〈Oxford Economics〉預測，在二○二一年，台灣將成為全球人才赤字最嚴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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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政策！老化及人才外流嚴重 法令還不斷趕走國際人才
台灣不只有人才危機，也是全世界老年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二○二五年，台灣超過六十五歲的老人占總人口的比率就會達到二○％，進入超高齡國家。另外，我們也是全球少子化最嚴重的地方，根據國發會推估，一六年開始到六○年，我國工作年齡人口平均每年將減少十八萬人，勞動力不足問題日益嚴重。
面對人才流出及人口老化問題，亞洲許多對移民相對保守的國家，例如日本、韓國，近年都開始逐步開放移民法令（詳見法令篇）。只有台灣，仍然沒有完整的移民政策。內政部一三年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中，雖然提及移民政策，但在近兩百頁裡，只有短短十四頁，關鍵字如下：「掌握」、「管理」、「防制」。
「台灣的制度，就是對國際人才很不友善。」台大財金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說。「過去台灣的經濟成長，是以資本投入為主，就是靠大量投資來發展產業，像半導體、面板。但是現在創造經濟成長，不能再靠資本了，而是要尋求創新。而創新，就是要靠人才。」
「但是，我們的高等教育早就和產業趨勢脫節，生不出新興產業要的創新腦袋。」管中閔分析：「教育改革，這是要慢慢改的。對台灣當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引進國際人才。」但人才政策，還停在製造業時代。
比起過去二十年，政府「引進國際人才」雖然正在緩步放寬法令，陸續推出「創業家簽證」、「創新拔粹方案」等，但台灣的移民法令，散見在《國籍法》、《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入出國及移民法》，以及無數的辦法、施行細則、釋函裡，各有不同的主管機關。多法共治的情況，經常造成一邊歡迎外國人，另一邊卻不斷扯後腿，缺乏完整的政策配套。
事實上，移民不只是來台灣的白領勞工。對於產業及看護外籍勞工，也是一樣，「台灣人把移民當成一種『剝削體制』，政策把人切斷，不能留在台灣，這種政策本身就有問題。」記述移工故事的作家顧玉玲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
台灣拿著這套恐怖的移民法令，一面死命地對國際專業人才招手，另一面卻拆散別人家庭，到底有誰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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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不足！只想招國際人才 卻逼走國外配偶與孩子
去年四月，一篇「在台灣工作─別帶家庭來」〈Work in Taiwan｜Don't Bring Family〉的英文部落格文章，在台灣外國人社群裡引發共鳴，正呼應了顧玉玲「把人切斷」的看法。文章大義很簡單：如果你是單身的專業人才，台灣很適合工作個幾年、吸收亞洲經驗；但是「如果你是想帶著老婆和小孩來台灣，你最好重新考慮。」
我們找到文章作者詹森爸爸〈Ralph Jensen〉。他在九八年帶著全家人從德國來台灣當軟體工程師，隨之而來的，是他全家人的簽證問題。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規定的工作限制，除了他自己之外，放棄德國工作的老婆、兩個德國出生的孩子、兩個在台灣出生的孩子，五個人全都遇到工作及居留問題。
「台灣真的在砸自己的腳！」詹森爸爸對《今周刊》憤怒地說：「台灣需要我的專業，讓我拿到永久居留權，但是我的家人卻限制重重。」「在德國，如果我拿到居留權，我的直系親屬也都可以自動取得。」但是在台灣，居留人士仍像是次等公民，「我的老婆、孩子，基本上已經一隻腳在飛機上。」他說。
大女兒雷提娜〈Krystyna Jensen〉，六歲時隨著爸爸來台生活，從小在高雄長大，現在是台藝大舞蹈系的學生。但畢業前她才發現，雖然爸爸有永久居留證，但是她與兩個弟弟，二十歲之前可依親，二十歲之後，除非馬上找到公司願意雇用他們，否則無法待在台灣。
她的大弟雷傑〈Alex Jensen〉，知道自己畢業後無法留在台灣，已經從中原大學休學，回到德國找到工作。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台灣雇用外國人的公司資格太困難。法令規定，一般公司如果不符合政府的創新條例，若要雇用外國人，資本額必須超過五百萬元，而每年營收要超過一千萬元，才能雇用外國人。
「我在收拾雷傑的房間時，一時忍不住，自己躲到房間裡偷哭。」詹森太太回憶：「孩子長大離家是正常的。但是我感覺，他是硬生生地從我身邊被奪走。」未來，她還要再看著三個孩子，一個一個被迫離開她。
門檻極高！工作法令嚴苛 在台長大外籍生也待不下來
「為什麼把我當成外國人？如果我不照鏡子，我根本忘了其實我長得和台灣人不一樣。」有點台灣國語腔的雷堤娜，她與在台出生的弟弟從小在高雄長大，台語講得比德文好，卻被迫離開這個他們從小當成家的地方。活潑、喜歡跳舞的雷堤娜，想要留在台灣，這麼簡單的願望，能夠達成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走過一段複雜的法令迷宮。
首先，她幾乎沒辦法在畢業後找到工作。按照《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她需要有兩年相關的工作經驗，月薪需要在三萬七六一九元以上，對主修舞蹈的雷提娜自然不可能。
雖然勞動部在去年提出了《在台畢業僑外生工作許可配額評點制》，讓外籍留學生可以更多元標準留在台灣，但是博仲法律事務所法務助理費浩文〈Michael Fahey〉認為，她也無法適用。因為，評點制需要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中規定的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而雷堤娜的專長，實際上是屬於審查標準中的第四十六條「運動、藝術及演藝工作」，因此也沒辦法用評點制取得跳舞的工作許可。
評點制雖然開啟台灣留才的一個小門，但是門檻還是太高。一三年，只有一三％的外籍留學生在畢業後留台工作。評點制允許開放兩千個名額，但截至今年八月，勞動部只讓七七○人通過許可。
就算想要放棄德國國籍，雷堤娜也沒有辦法歸化台灣國籍。因為《國籍法》規定，歸化國籍需要連續五年居留台灣，但留學生身分居留台灣的時間，不能算在內。內政部日前通過修法，允許在台灣居住十年的外國人在滿二十歲之後，給予最多六年的居留權。但是仍沒有解決她的工作權問題。「要我留在台灣五年，不能工作，我要拿什麼養家？」雷堤娜質疑。
博仲法律事務所律師陳慧玲說：「一個人想要在台灣居留，工作常常是重要的關卡。勞動部的思惟是要保障台灣人就業，如果 (在《就業服務法》)這塊沒辦法開放，一定會影響到後續居留的問題，他可能就會選擇離開。」
詹森爸爸說話比較直接：「台灣的法令擺明告訴我們，別在台灣久留，請你和家人『快滾蛋』！」費浩文也說：「這裡的《移民法》還停留在二十年前，當時幾乎沒有外國人在這裡生孩子。但是，二十年後，孩子一個一個長大，當初法令沒有考慮到這點，如果《國籍法》不改，可能會出現很大的社會問題。」
傳統的法令綁死，要留在台灣，最好的方法只剩下和台灣人結婚。事實上過去二十年，歸化台灣國籍的人有九七％是透過結婚，只有不到三千人是自願歸化。這些年來，雷堤娜得到最多的建議就是「趕快找個台灣人嫁！」她也只能無奈地笑笑。「要我把一生幸福當成工具，我寧可離開台灣。」然後，她像是許願般喃喃地說：「但是，可不可以不要讓我走？」
不留情面！不幸喪偶 還被限定三周內得離開台灣
當台灣的就業環境已經不甚理想，我們的《國籍法》、《就業服務法》、《移民法》，還交織成一張複雜的迷宮，讓有心想待在台灣的外國人四處碰壁。不只是居留，在工作上，也被法令卡住。
一名歐洲來的創業家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在二○○○年，他來到台灣娶了台灣老婆，和她一起創立公司。五年前，妻子不幸去世，因他居留時間不足以取得永久居留權，按照《移民法》，他居留台灣的理由隨著太太亡故而喪失。結果還在守靈期間，政府竟發函，限他三周內離台。
最後，是靠妻子的家人寫一封信，證明這家人「需要他留在台灣」，他才能取得一年一簽的居留證。「直到我的公司規模夠大了，夠資格『雇用我這個老外』，我才能留下來經營我自己創立的公司，荒謬至極！」這名現在已是兩百名員工的老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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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法令！兼顧情理法 要和時代一起進步
對此，勞動部表示，雇用外國人資格實際上已經不用五百萬元資本額等限制，勞動部可以邀集移民署、經濟部，以「個案會商」用專案方式審核，通過就可以雇用外國人。
然而，陳慧玲律師表示：「絕大多數的公司根本不知道可以透過這樣方式雇用外國人，真的用這個管道的個案，就比率來說還是很少。」
「真正應該檢討的，應該是雇用外國人的資本額限制，在現在是否還合理？」費浩文說：「在過去製造業時代，五百萬元的資本額或許合理，因為你需要大量的工廠、機械投資。但是在各種類型的創業不斷出現，一台筆電，就足夠開一家成功的網路公司；一台3D列印機，就可以開始生產商品。」當全球正在進行知識經濟的轉型，但是我們的政策，還停留在製造業時代的思惟。
落後的法令，三十六歲的創業家洪善群〈Sebastian Ang〉很有感。九年前，他從德國來到台灣創業，做出可以即時線上翻譯的手機App「Linkqapp」。但是公司才剛開始，營收未達雇用外國人的要求，「所以這家公司沒辦法雇用它的創辦人！」洪善群說，他與外籍夥伴也因此拆夥，公司差點關掉，只剩愛上台灣的他，留在這裡繼續摸索。
往好處看，政府已注意到這些落伍的地方。今年七月起，經濟部推出「創業家簽證」，開放兩千名已經拿到外國創投資金、或進駐國內育成中心的創業家，可以來台灣創業，不受學歷、公司資本額等限制。
放寬限制！推「創業家簽證」 但吸才效應仍待檢驗
洪善群興奮地拿出申請創業家簽證的
吸引外籍人才的成效，仍等待檢驗。但是，更重要的是，進來之後呢？看似歡迎外人的新制背後，仍有一整套的嚴苛細節，可能讓他們連基本的居留保障都沒有。
國發會副主委林桓指出，台灣法令得從根本開始修改：「很多環境的問題，都很瑣碎，但很重要，影響著國際人才願不願意待在這邊。台灣現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改變過去因襲的作法，讓法令環境變友善。」
除了政府的移民政策，管中閔也指出，台灣社會的觀念也需要改變。「我們都說很歡迎外國人，對『國際化』趨之若鶩，但是真的談到開放，大家又變得很曖昧。」他說。
事實上，東亞社會調查（EASS）曾進行橫跨亞洲的問卷調查，在去年被中研院的學者引用。若從調查中比較台、日、韓三國的國民對國際化的態度，結果結論十分耐人尋味。
台灣雖然認同國際化對經濟的好處，但是對於「是否應該增加外籍工作者」及「是否應該增加外籍配偶」，台灣人的反對聲音都是最大的。而被問到「重視國家利益，即使傷害到與外國關係也無所謂」，台灣受訪者竟有七八％的人表示贊成。
「他們最年輕力壯的時候都留在台灣了，但我們好像是把他們當機器看待，不把他們當人看。」顧玉玲觀察台灣對移民的態度：「所有政策優惠，都是降低資本流動的門檻，有利於資本家賺錢；但自然人的流動，卻重重壁壘。」
別忘了，台灣正面對著嚴重的少子化、高齡化問題，未來將讓台灣陷入更大的困局，台灣在移民政策上如何讓自己更有競爭力，刻不容緩。我們如何納入普世價值、和世界接軌，更是全民得思考的課題。
喜歡跳舞的雷提娜，從小在高雄長大，台語講得比德語好，卻因台灣限制外國人工作，讓她無法留下。（攝影／林育緯）
洪善群離鄉背井來台灣創業，卻因法令限制，自己創的公司竟沒辦法雇用創辦人，逼走外國創業家。政府推出的「創業家簽證」新制，也許是他留在台灣的唯一機會。（圖／洪善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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