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圓驟貶，出口產業疾呼新台幣貶值救產業，但貨幣貶值會直接衝擊民眾的進口商品及對外購買力；這樣的衝擊，日本、韓國剛剛開始，但台灣人民已經忍了十七年了，我們還有參加貨幣戰的能耐嗎？
稍早之前，精密機械協會理事長王武雄曾當面向總統馬英九建議，新台幣應該貶至一美元兌三十三元新台幣；新纖董事長吳東昇則在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會中強調「新台幣應該跟隨日圓貶值」。但這些建議背後，似乎忘記先回答另一個關鍵問題：新台幣真有參加這場日圓競貶大戰的「能耐」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搞清楚「人為貶值」的代價。干預匯率的確是有代價的，簡單說，它是拿全民拚經濟的果實去補貼出口業者，它的代價，就是人民無法充分享受自己過去努力打拚的成果。
道理其實並不複雜：假設有這樣一種商品，同時在甲、乙兩國生產，兩地匯率是一比一，生產成本、供需情況一模一樣，所以售價都是一百元；但由於甲國人民就像咱們台灣人一樣的克勤克儉，不但心甘情願讓薪資停滯成長以壓低製造成本，全民克制消費欲望也讓這項商品的需求增加有限，因此，即使一年之後這項商品在乙國已經賣到一○三元，但在甲國，還是只要一百元。
也就是，甲國的通膨率比乙國低。
政府刻意干預 民眾享受不到低通膨成果
通膨率低，是全民「壓低薪資努力工作」外加「壓低生活水準」的一種經濟果實；這顆辛勤耕耘後的果實如何讓全民有感受惠？合情合理的途徑，就是甲國的匯率相對升值。
為何說是「合情合理」？甲國人用一百元就能買到乙國一○三元的商品，本來就代表甲的貨幣比乙值錢，在甲國賺到的薪水，理應能夠在乙國買到更好的服務或商品。教科書上說「低通膨是貨幣升值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若政府刻意干預，不讓這樣的成果真實反映在兩國匯率水準上，其結果，就是努力工作、省吃儉用老半天，卻享受不到一絲一毫的成果。
從這個被學界稱為「等價理論」的角度來看，當我們思考「台灣有沒有能耐參加日、韓競貶大賽」時，必須比較三國的「人民耐受力」──對於「辛苦工作卻被政府硬抝」的耐受力。至於比較的指標，可從長期的通膨率和匯率水準來看。
日圓兌新台幣匯率創十七年來新低，那麼，就從一九九八年開始看起吧！三國之中，日本的通膨率始終最低，而在安倍大搞貶值的一三年以前，日圓的確也「合情合理」地有著最高幅度的升值走勢；以年度平均值而言，一二年日圓兌美元的匯率比九八年時升值了將近四成，明顯高過台幣與韓元。換言之，至少在安倍上任之前，日本人的工作成果並沒有被匯率吃掉，無論貶值策略正確與否，至少在人民的耐受力上，日本有條件貶值。
盡顯苦勞本色 「貶值救出口」形成惡性循環
再看韓國，十七年來通膨率幾乎都是三國之中最高者，貨幣升值幅度理應最低，但至一四年，匯率也已較十七年前升值二五％。由此來看，韓國不但薪資水準隨著通膨有所提升，匯率顯著升值也讓人民的對外購買力相應增強。現在要打匯率競貶賽、要開始犧牲一些對外購買力，韓國人民應該是滿手子彈、來者不拒了。
最慘的就是台灣。十七年來，台灣通膨率始終低於韓國，反映出台灣人薪資受到壓抑、消費保守的苦勞本色；但在此同時，新台幣匯率的升幅卻也是三國最低；在金融海嘯發生前的○七年，韓元與日圓分別已較九八年時升值三四％及一○％，新台幣僅有二％升幅；而至去年，韓元兌美元匯率已比十七年前升值二五％，日圓即使大搞貶值，也還是比十七年前升值一九％，而台灣則只有個位數的九％升值幅度。
台灣人很能忍，但問題出在我們已經忍了十七年！十七年來，匯率無法反映工作成果的代價，是薪資停滯且對外購買力節節敗退，逃離台灣到海外工作的年輕人愈來愈多。
去年年底，金融研訓院金融所前所長孫效孔曾經撰文：「新台幣沒有競貶的本錢！」他強調，台灣最大的問題並非經濟成長，而在勞工薪資低落。亦有專家強調，「看到某個貿易對手國貶值，你就跟著競貶，那麼台幣永遠貶不完；唯一的合理指標還是『實質有效匯率』，由此判斷匯率是否超升或超貶。」
台灣該不該參加這場競貶大賽？考慮因素當然很多，央行總裁彭淮南始終未鬆口，經濟部長鄧振中則表示「競貶未必有利出口」，而產業大老們若能把人民感受的因素納入考量，或許也會有不同答案。
且看一看底層，赴日機票狂賣、赴日旅遊該怎麼玩、想買的水波爐變得超便宜…，這些正在市井間的沸騰話題，討論之熱，像是帶著一些「大吐怨氣」的幸福快感，也反映著一種長期苦勞之後終於有所收穫的難得興奮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