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喜之日，政治人物致詞落落長，新人尷尬以對；人生最後一程，政治人物主祭獻花，至親好友閃邊站。
人生關鍵時刻，出現與當事者無關的政治要角，造就台灣婚喪喜慶的荒謬文化。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上任，就擺明不再跑婚喪喜慶場所，並取消所有喜幛輓聯書寫。這些被視為「不近人情」的作風，卻是直刺台灣人對婚喪喜慶過度依賴政治人物的假面情結。
「某企業老闆第二春，五院院長主婚致詞完，已經接近晚上九點，我這一桌的賓客餓昏跑掉一半了，幸好我事前吃了一碗滷肉飯。」這是《今周刊》發行人謝金河的親身經歷，也是許多人參加婚禮「飢腸轆轆」的痛苦經驗。
流於形式 人生重要時刻滲入政治味
紅白帖跑攤，成為政治人物與選民博感情的交流站，一方要選票，一方要面子，造就了台灣婚喪喜慶中，這種低度交情，卻高度參與的荒謬文化。
熱鬧的婚禮發言權讓給了政治人物增色，連哀思的告別式，許多喪家也習慣找政治人物來撐場面。撞日的殯儀館現場，地方首長擔任主祭官，各級民代助理大排長龍，急忙趕場，匆匆拈香，不但耽擱至親好友的觀禮，也讓故人追思流於形式。
「政治人物參與喪禮的虛華，是我們全家痛恨的文化」，刺蔣案主角黃文雄在流亡海外三十二年，二○○六年剛回台時，隔年母親病逝。Ａ４紙張大小的訃聞上，沒有政治人物擔任治喪委員的冗長名單，只有母親從十八歲到七十八歲五個階段的照片，上面寫著「美麗、優雅、慈愛、堅強」八個字。
黃母的靈堂設在家裡的後花園溫室，櫻花樹下。「媽媽生病末期不能外出，溫室是蓋給她曬太陽，櫻花樹是她最愛逗留的地方。告別式當天，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任何時段，至親好友都可以交流與告別。」沒有花圈、花籃、祭品，當然也不會有輓聯與政治人物致詞。黃文雄說：「台灣的喪禮常把重要位置掛總統、院長、立委輓聯，把時間留給政治人物致詞，實在荒謬。」
「政治人物角色為何在告別式中占這麼重？因為台灣人對喪禮存有『備極哀榮』的心態。」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楊濟襄表示：「家屬希望在最後一程能風光的排場，這涉及到家族人脈展現與透露地方影響力。」
「婚喪喜慶政治意味濃，關鍵不是政治人物，而在家屬。」楊濟襄認為，好面子、撐排場，是老派台灣鋪陳人際網絡的習慣，一時要改，可能還需要幾代的觀念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