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自欺欺人的總統選舉經費上限規範，讓候選人被迫在違法與說謊之間做出抉擇。
但多數選民對這樣的亂象視若無睹，彷彿早已習慣了眼前的虛假世界。
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替同一組正、副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訂出最高金額限制；這項數字也是候選人收受競選經費捐贈的上限。最高金額的計算方式，是由全國人口七○％乘以二十元後，再加上一億元。以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為例，每組候選人的法定競選經費上限約四．二四億元。
為什麼說這些規定虛有其表？因為就算候選人接受捐贈或開支金額超過法定上限，法律也沒有任何罰則；也就是說，經費上限只是「道德規範」，沒有任何強制力。同樣以一二年大選為例，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吳敦義申報的支出是四．四億元，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蘇嘉全則是七．一億元，兩陣營同時違法，卻不必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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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造假？ 超過法定上限 行政機關無稽查能力
儘管根據《今周刊》委託台灣指標調查研究公司進行民調，有六四％的民眾認為，四．二四億元的選舉經費足以當選總統；但是，從一四年台北市長選戰的經費規模，就足以證明，法定經費上限與實際選舉需求差距太遠，即使政府祭出罰則，也無法達到約束效果。
一四年的首都市長之爭，無黨籍的柯文哲雖強調「小成本選戰」，不辦大型造勢晚會、不濫買電視廣告，選後結算的支出仍高達一．三億元，大約是法定總統競選經費的三分之一。然而，台北市的人口大約只有全國九分之一，假定人均開支需求相同，總統大選至少需要十億元資金；更何況首都市長選戰終究只是地方選舉，經費需求無法與全國性選舉相提並論。
事實上，歷屆民選總統主要候選人事後公布的競選花費，幾乎都曾被懷疑有低報狀況。例如馬英九一二年連任後申報的競選經費〈四億四千萬元〉，幾乎等於法定上限，就被對手質疑「比一九九四年陳定南選台灣省長(四億五六○○萬元)還少，有可能嗎？」直到最近，柯文哲仍持續挑戰上屆總統大選經費有申報不實之嫌。無論真相為何，民選總統連任之後，就立即陷入「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口水戰當中，絕非國家之福。
「沒人相信選總統用這點錢就夠了，門檻反而像是鼓勵候選人造假，行政機關也毫無稽查能力。」立委李俊俋指出，就算總統候選人「個人支出」符合法定門檻，這些錢也不等於所有開銷，因為法律規定政黨捐助候選人的資金不列入競選經費，企業或個人「自發性」替候選人辦活動、買廣告也不算競選支出。
誠實被罰？ 曾因照實申報 陳定南被裁罰四十萬元
至此已能確認，總統競選經費上限不僅無規範意義，不食人間煙火的最高金額，只是迫使候選人違法，甚至有誘使人謊報的可能，形同陷國家未來元首於不義。我們不得不問，如此詭異的制度，究竟從何而來？
故事得從一九九四年台灣省長民選說起。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在一九八三年制定競選經費上限條文，超支者將處以罰鍰。九四年省長選舉，法定經費上限為一億四九八○萬二千元，以過半得票當選的宋楚瑜，選後申報經費與法定上限一模一樣；落敗的民進黨候選人陳定南，則申報四億五六○○餘萬元，遭裁罰四十萬元。
即使是民主化剛起步的年代，也少有人相信坐擁國家機器與黨產奧援的宋楚瑜，花費只有對手的三分之一。這起被輿論視為「獎勵偽善、懲罰誠實」的事件，讓社會首次意識到競選經費限額的不合理。
隔年，行政院為因應首次民選總統，研擬《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草案，處理到競選經費上限條文時，為避免民選總統一上任就面臨超支經費被處罰，或為了合法而造假，雖然仍制定上限，但決定不立罰則。只要候選人誠實申報，超支也不處罰。
然而，行政、立法兩院協商出的經費公式，從一開始就只有宣示性意義。九六年總統大選的法定經費是三億零四百萬元，甚至比陳定南競選省長的開銷還少；「誠實申報」等於違法，也就成了一路延續的現象，所有主要候選人幾乎都在違法競選。
「設定選舉經費上限，是民主化過程中為落實公平政治競爭，不讓擁有黨產優勢的國民黨得以藉強大財力鞏固統治權，但卻沒阻斷政黨捐贈候選人這個後門；超出選舉經費上限也沒有罰則，一切規範都只是假象。」中研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瞿海源分析。
中研院法研所助研究員蘇彥圖認為，《總統副總統選罷法》雖修補了「獎勵偽善」的法律漏洞，卻沒有處理不符合現實的「經費上限」造成的違法與造假問題，也未回應社會對政治獻金公開透明的期望；甚至○四年《政治獻金法》立法後，《總統副總統選罷法》政治獻金相關條文並未修正，因此出現總統候選人收取政治獻金的規定較其他選舉嚴苛，違法卻無相應罰則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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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誠信！ 超過六成民眾期望修法調整
「這就像個寓言故事，有個醉漢在燈光下彎著腰焦急地尋找失落的鑰匙，一位路人好心地問：『你確定是掉在這裡嗎？』醉漢卻說：『我不知道，只是這裡有光比較好找。』」蘇彥圖說，整套有關競選經費的法令，就是政府用最方便的手段，營造出「有管理機制」的假象。
這套虛假無效的法規該如何修改？根據台灣指標調查研究公司民調，當受訪者得知現行總統競選經費上限不敷候選人使用，但超支也不會受罰後，有二八．九％支持放寬上限並對超支者開罰；二二％則認為應直接開罰，總計超過六成民眾期望修法；主張維持現狀者為二一％。但對未誠實申報競選經費者，有四五．四％主張加重罰鍰，更有三九．三％認為應比照韓國法令，由法院宣判當選無效，可見民眾重視國家元首的誠信。
「談到修改制度，要先回答，該不該設競選經費上限？用意是什麼？上限多少才算合理？」蘇彥圖分析，競選經費上限是為避免富人利用金錢發揮政治影響力，破壞了票票等值的民主設計；但過度管控也有限縮人民自由參政的疑慮，因此世界各國並沒有一致的標準。例如，美國最高法院曾宣判競選經費上限違反《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但日本與多數歐洲國家仍設競選經費上限。
▲總統大選期間光是一場萬人造勢晚會，花費至少百萬起跳，若再加上廣告、人事行政等支出，候選人花費不可能控制在法定上限之內。（攝影/聶世傑）
師法他國！ 美國採即時揭露資訊 日韓罰則嚴峻
蘇彥圖指出，設競選經費上限的另一項目的，是候選人資金來源透明化，杜絕枱面下利益輸送；但上限與透明並不能畫上等號，因為獻金就像流水，會自行找出滲透方式，「相對於美國採取即時揭露資訊，台灣的事後申報多了『修改』的空間；從過去幾年的政治獻金裁罰案件也能發現，監察院幾乎沒有獨立核對查帳的能力。」他說。
以政府預算支應選舉開銷的「公費選舉」，是學界認為最能杜絕不當政商關係，並維持平等參政權的方式。台灣選後發放每票三十元的補助款，就是參考公費選舉精神。然而選後發放意味著錢極可能不是用在選舉上，反而成為政治人物的「私房錢」。
罰則部分，同樣實施總統直選的韓國，對於政治獻金申報不實的罰則最為嚴峻，《公職選舉暨選舉舞弊防止法》規定，包括總統在內的候選人，競選經費若超過公告限額的兩百分之一，或是競選總幹事、會計負責人受有期徒刑宣告，候選人當選無效。日本《政治獻金法》則規定，若不實申報或收受非法獻金被法院判決有罪，未來五年將被剝奪選舉及被選舉權。
李俊俋也認為，在強化行政部門稽查能力的前提下，適度放寬或取消不合理的競選經費上限，才能讓總統候選人不必面對違法或造假的兩難；對於申報不實者雖不必一味強調嚴懲，但至少要有具體可行的罰則，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獻金文化，日本的「未來褫奪公權」制，就是可以我們可以借鏡的方向。
「扭曲的競選經費制度，造就了偽善、沒有社會正義感的政治人物，嚴重傷害了台灣的民主化發展。」瞿海源認為，人民的疏離與冷漠，是虛假的競選經費上限、二十年來始終未能改變的主因。
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又將到來，面對自欺欺人的荒謬法令，你還能沉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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