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侯孝賢榮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今周刊》特地邀請知名作家小野撰文，談他認識的侯孝賢。小野與侯孝賢同期推動台灣新浪潮電影運動，他的兒子也在《聶隱娘》劇組工作，他近距離觀察侯導的執著與視野，永保創新的風格。
(圖/達志)
侯孝賢
出生：1947年
現職：電影導演、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
學歷：國立藝專電影科畢業
舒淇在電影《聶隱娘》中，藉由面無表情及冷酷眼神詮釋女刺客。(圖/光點影業提供)
他沒有大人物架式
搭捷運公車，替弱勢抗爭
我的記憶又跳回到一九八九年年底，一個強人蔣經國逝世，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面臨分裂的紛擾時代，侯孝賢和他的夥伴們以平地一聲雷的姿勢，以《悲情城市》拿下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開啟了之後長達十年台灣電影，能在第一流的國際影展上得獎的風光年代。
當我接到吳念真（《悲情城市》編劇）從威尼斯現場打來的電話時，興奮地當街哭泣。《悲情城市》拜當時媒體瘋狂報導的熱潮，票房破億，在大夥狂喜時，製片人詹宏志說，這次票房成功是一時的，未來侯孝賢要尋找全世界的藝術市場，來支撐他的創作，才能長長久久。
果不其然，九○年代之後的侯孝賢在法國或日本，甚至中國尋找資金都比在台灣容易，當台灣電影工業和影視傳播環境跟著台灣社會一起沉淪之後，侯孝賢繼續從世界各地找到資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漫漫時間長河裡，划著小船，速度越來越慢地完成他的其他電影作品，像《戲夢人生》、《好男好女》、《海上花》等等。
他在往後的作品中不斷嘗試著各種可能，包括進出不同的歷史時空和在敘事風格與美學的建立。他在自己國家的知音越來越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卻越來越多。最近這部電影《聶隱娘》因為資金的募集和劇本的修補、演員和場景的尋找，足足花了他八年的時間，期間還因為無法順利開拍電影，退還了政府的輔導金。
在籌備這部電影的八年期間，侯孝賢同時擔任台北電影節和金馬獎的主席，以他的國際知名度，吸引各國影人來參與這兩個台灣最重要的電影節。他創設金馬電影學院培養華人年輕導演，有些人已經漸漸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他也建立了創投平台，替年輕導演尋找投資者，甚至奔走兩岸尋找新的市場。
更令人感動的是，侯孝賢經常出現在一些弱勢團體街頭抗議的場面，他永遠是一頂運動帽，一襲被風吹起衣角如船帆的黑夾克，一個大大白色帆布包，站在指揮車上對著稀稀落落的旁觀者演講。有人指指點點說，那個人聽說是個電影導演？認出他的人不敢相信，那個人就是國際大導演侯孝賢？
沒有錯，那個人正是侯孝賢。不管他的名聲有多大，他始終就是這樣的造型和穿著，他永遠穿梭在大街小巷，步行、搭乘捷運或公車，並且加入弱勢團體進行抗爭，批判社會的不公不義不遺餘力，完全沒有那種浮華奢侈的大人物架式。
「這就是侯孝賢作為一個特立獨行，能不斷創新的藝術家的原因！」來自中國的知名畫家劉小東，在一次和我的公開對談中，如此大大讚美著他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導演侯孝賢。他說許多導演或是藝術家有一點名氣之後，立刻住豪宅吃美食開名車，有司機、經紀人、助理一大串，自己戴上墨鏡躲在轎車後座，不再像過去一樣地和庶民親近。從此他們的作品失去了生命的創新，失去了對人的探索，只能在技術和表面上耍耍花樣，作品容易流於空洞和虛偽。
他有傳承的使命感
辦電影學校，教實戰經驗
他說侯孝賢一直用一種平視的角度看世界看眾生，甚至於一草一木、一個小小的物品在他的電影中都能很公平地、不被忽略或看輕地出現在鏡頭中的某個角落，追求真實和本質。我說侯孝賢的電影有一種莫名的悲傷，但是不絕望，劉小東補充一句說：「悲傷但是眷戀，對無常生命的眷戀。」
在紀錄片《光陰的故事》中，出現了許多來自法國、義大利、日本、中國、香港及東南亞各地的知名導演、藝術家和影評人，他們在接受訪談時都表示自己如何受到侯孝賢電影的啟蒙。
尤其是來自中國新一代的年輕導演紛紛指出侯孝賢和楊德昌等台灣導演的電影，能超越同時代同樣揚名國際的中國導演的理由是，中國導演的作品有強烈時代感，但是卻禁不起時間的考驗，過了五年、十年就失去了當初的感動。而侯孝賢和楊德昌的作品所關注的內容和風格是不受時代限制的，他們關注的是人類共同的主題，甚至像酒一樣越陳越香。中國的異議畫家在訪問中說，到底是怎樣的環境可以造就出這樣的導演和電影潮流？他很為台灣感到驕傲。
有一天我的兒子從中國《聶隱娘》的拍攝現場打電話給我，問我過得好不好？這是非常罕見的舉動，是不是出了什麼事？他從美國紐約學習電影導演課程返回台北之後，從最基層的電影側拍幹起，也加入了侯孝賢的金馬電影學院當學員和助教。
之後侯孝賢正式要拍攝《聶隱娘》時，又召喚他加入「導演組」，給他更多的實戰經驗，作家朱天心和謝材俊的女兒謝海盟也加入了「編劇組」，侯孝賢對於傳承這件事情一直有使命感，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告訴我說他的夢想就是辦一所電影學校，全部卻是實際操作的課程。兒子在那通有些突兀的電話中，說他在拍片的山上做了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惡夢，在惡夢中我對他痛哭流涕，說自己垮了，再也撐不下去了。兒子在疲憊的身心狀態下嚇醒，後來他解釋說，記憶中的爸爸似乎永遠不會認輸，也不會顯示脆弱的一面。他描述的似乎正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對自我和時代的期許，想要成為下一個世代年輕人的榜樣或是典範。
侯孝賢經常參與社會運動，聲援弱勢團體進行抗爭，完全沒有大人物的架式。(圖/CFP)
他讓觀眾自我解讀
透過鏡頭，體會人生滋味
侯孝賢最看不順的便是高談闊論卻眼高手低、什麼都不做的知識分子，他說：「水都淹到膝蓋了，還在說什麼？當然是跳下去救人要緊。」他的名言就是做了再說，不要怕東怕西怕失敗。從做中學到的、體驗到的，才是自己最真實的收穫。兒子說他在追隨侯孝賢之後，才發現自己在紐約的五年編導課程真是白讀了。
我很快就可以看到《聶隱娘》。兒子偶爾說說他在拍片現場的趣事，他說侯導老是要攝影師李屏賓給他演員的特寫鏡頭，因為他這次要拍部商業片。可是李屏賓反而老是把鏡頭拉遠，拍霧、拍遠山、拍樹林，空空的。當兒子在說著這些趣事時，我默默地笑著。
當初在中影開拍《戀戀風塵》也說是要拍少男少女的初戀故事，很商業的；說《童年往事》是拍自傳體的成長故事，也很商業的。結果這兩部電影都是大量沉緩的長鏡頭或橫移鏡頭，靜靜的、細膩的、深遠的、遼闊的，完成了他非常特殊的電影美學和語言。
記得蔣勳先生曾經用打開一幅長長山水畫來形容他欣賞《戀戀風塵》的美好經驗。一對祖孫蹲在被群山環抱的山丘各懷心事，天空雲朵飄過，人生的種種況味在一個鏡頭中呈現，觀眾看到了什麼就是什麼，一切平等。
侯導演不想太主導或介入觀眾自身的覺知，觀賞電影行為本身也是觀眾透過自身經驗的再創造，侯導想尊重觀眾的自我欣賞和解讀能力。我判斷《聶隱娘》也會是這樣簡約、留白、大器、遼遠、開闊的作品，再度考驗著台灣的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