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規定，不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的基本人權， 均受保障；然而台灣依舊存在許多不符合國際趨勢、 甚至侵害人權的法令與制度，亟需改進。
微改變宣言：
我認為入監獄服刑是為改造教化，而非處罰
監獄人權？很多人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這些人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也因此在台灣談監獄人權一直是非主流意見。然而，在聯合國主導下，國際社會非常重視，這想法基於：監獄是改造教化，並協助受刑人重返社會的機構，所以要讓受刑人享有基本人權，包含健康與人道待遇。顯然，台灣觀念跟不上國際社會主流。
首先，以具體使用空間來看，台灣監獄超收問題早已遭詬病多時。自二○○八年以來，全台監所的收容人數年年超過核定額的兩成。以台北監獄為例，全監總面積為一六一六坪，共收容四一五○人，換算下來，平均一名受刑人只擁有○．三九坪的活動空間；最大的舍房是六．三七坪大，卻容納了十八至二十人。擁擠空間不僅毫無隱私，新鮮空氣也不足，嚴重影響受刑人的健康。
假使受刑人活動空間不足是顯而易見的問題，管理人員不足，就是隱而未顯的不定時炸彈。
根據統計，台灣一位監所管理員平均要管理約十三名受刑人，對比國外，香港約三人，日本、韓國、美國都約五人，新加坡約八人。一線管理人數不足，但卻要背負法務部「全年無戒護事故」的目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受刑人的命運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最直接影響的就是累進處遇的計算方式。《監獄行刑法》明文規定，為「促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應社會生活」，要實施「累進處遇制度」。每名受刑人被訂有不同的責任分數，依照表現打成績，點數到了就可以假釋。但評量標準卻充滿管理者的裁量空間。比方說，當法務部長提倡戒菸，有菸癮（可戒）的受刑人有機會獲得假釋，沒菸癮的受刑人卻少了機會。
參照歐盟國家的作法，除了無期徒刑的受刑人，所有入監者都被以「重入社會」的目標對待，在這樣的前提下，歐盟國家大都建立外部委員會，作為監督制衡機制，讓隨人定義的假釋程序走向公開透明。以德國為例，受刑人假釋前會受到精神科或心理科專家與管理人員共同深度評估，且重刑犯刑期將滿的最後二、三年，還會被移監至開放性監獄，提前適應社會生活。
然而，以台灣現行的監獄管理模式而言，缺乏尊嚴對待，等於將受刑人的信任系統徹底摧毀，長期受到環境否定，且欠缺社會支持系統。根據法務部統計，○七年至一二年，台灣受刑人出獄後的再犯率高達四五％，這也使得台灣的監獄空間永遠不敷使用。
當所有入監服刑的人在監所內只感受到自己被社會放棄、隔絕，刑期服滿後也找不到支持系統，我們要如何期待這樣的「重典」能真正降低犯罪率？台灣號稱人權立國，然獄政體系仍停留在最黑暗的角落，要改革監獄人權問題，首應屏棄把「剝奪自由」作為「懲罰」，否則，推出再多名義上的矯正制度，都不會換來矯正效果。
行動方案
增加受刑人活動空間，提高監所管理人員比率，效法歐盟國家，設立外部委員會作為監督制衡獄政機制，讓假釋程序公開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