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效能政府》過去兩年,沉寂已久的台灣社運聲勢再創高峰,民眾對政府已忍無可忍。其實,制度缺陷與選民意識不彰,才是台灣政治總是讓人失望的根源。
微改變宣言:
我要用選票拒絕黑金政治文化
「搞什麼鬼?貪汙犯還能上台致詞?」一位義憤填膺的家長向媒體投訴,涉及雙子星弊案被起訴的台北市議員賴素如,居然應邀到北市石牌國小校慶上致辭。學校教導孩子做人做事要有道德感,但大人們又拿出什麼來當孩子的典範?
說來奇怪,從民間團體「中華民國群我倫理關係促進會」公布的信任調查來看,民眾對政治人物與民意代表的信任度最低。但在實際作為上,我們對政治人物的忍耐度超高,賴素如就是一個例子。
台灣人對政治人物「不忍苛責」過了頭,其他國家對政治人物的要求難道也這麼低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就以鄰近的日本來說,政治人物若涉及「道德瑕疵」,政治前途就算不是被判死刑,也會蒙上巨大陰影。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前東京都知事(相當於市長)豬瀨直樹因收取醫療團體「德洲會」五千萬日圓(約新台幣一千八百萬元)的政治獻金而黯然下台,距離他風光就任,僅相隔一年。
素人出身的豬瀨直樹,因為前任知事石原慎太郎大力支持,在一二年底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才以破紀錄的四三四萬高票當選,一三年九月更帶領東京申奧成功,前途一片大好。被踢爆收取不當獻金以後,他雖立即全額退款,並宣稱只是借貸關係,儘管初期僅有輿論聲討,並沒有來自司法單位的任何調查或約談,日本社會要求他下台的聲浪仍排山倒海,他只得為「不道德」行為引咎辭職。
類似案例在日本政壇並不罕見。○九年四月,被視為下任首相熱門人選的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被查出利用資金管理團體「陸山會」,非法收受政治獻金二千一百萬日圓(約新台幣七五四萬元)。小澤本人雖從未承認違法,但仍被迫辭去黨魁。民主黨在當年眾議院選舉中完成二戰後首度政黨輪替,小澤卻從此與首相大位絕緣。
一一年六月,同樣被視為民主黨內閣明星的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在不知情下,收受一位韓國籍的老婦人五萬日圓(約新台幣一萬八千元)捐款,違反日本《政治獻金法》,不得收取外國人捐獻的規定。事件爆發後,前原主動辭去內閣職務,並公開為「因相關問題引起的不信任而道歉」。
日本對政治人物的要求不僅限於金錢,與黑道人物沾上邊也是禁忌。一二年十月,日本法務大臣田中慶秋被周刊踢爆,三十年前曾在黑幫婚禮擔任媒人,並出席黑幫首腦所舉辦的派對。田中雖聲明不了解新郎與幫派間的關係,仍因輿論壓力離開內閣。
從上述案例不難得知,在日本,道德操守就等於政治人物的生命;反觀台灣,輿論聲討並不足以讓有道德瑕疵的政治人物下台,就連部分已遭司法單位偵辦、法院判刑者,也還能繼續活躍於政壇。
就以九合一選舉為例,光是主要政黨提名的縣市首長候選人當中,有案在身、甚至涉及貪汙圖利罪嫌的就不在少數,其中許多人勝選機會更是非常高,可見台灣人民一點也不介意政治人物有些道德瑕疵。就算政治人物犯下必須被解職的罪行,「厚道」的選民依舊願意繼續支持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或親屬。
○五年十二月,甫當選台東縣長的吳俊立,在就任當天因貪汙案二審有罪遭停職,但他搶先在停職令生效前,任命兩天前與他離婚的「前妻」鄺麗貞擔任副縣長,巧妙地規避縣市長不得任命三等以內親屬為副手人選的法令規定。鄺麗貞也在國民黨支持下,在補選中勝出擔任台東縣長。
政治人物只要官司未定讞就能繼續活躍;而政治人物公然到黑道教父告別式上香,大家更是見怪不怪。一○年四月,某黑道教父告別式上,立法院長王金平、台中市長胡志強、嘉義縣長張花冠等政治人物皆親自出席,甚至還掛名治喪委員。
相對於日本,台灣對「政治」的道德標準顯然太過寬容。我們必須不情願地承認,所謂的「惡質」政治文化,以及無法反映民意的政府機關,都是因為選民和稀泥、從不選賢與能所造成。台灣政治無法進步,不該完全歸咎於政治人物,默許這些人取得權力的選民,更該負起責任。
行動方案
勇敢用選票抵制涉嫌貪汙弊案或與黑道有不當關係的政治人物,是提升台灣政治文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