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新集團再次捲入黑心食品醜聞，全民除了展開自發性的「滅頂行動」以外，更想揪出包庇不法行徑的幕後黑手。但現行的「陽光法案」不僅難以有效管理政治獻金與企業遊說，更遑論將複雜綿密的政商關係攤在陽光下。
到底誰是魏家門神？這是過去兩周政壇最熱的話題。民進黨先猛打上屆總統大選期間，魏應充擔任馬吳後援會副總會長，質疑總統馬英九就是最大門神，親綠的《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吳子嘉隨後更公開點名藍、綠兩大黨都曾被魏家資助。
無論政壇要角與魏家的資金往來是否屬實，「官商勾結」一直是台灣民眾深惡痛絕的亂象。為回應民意，立法院從一九九○年代初期陸續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政治獻金法》、《遊說法》等一系列「陽光法案」，但這些法案真能有效規範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加強罰則 讓遊說公開透明
陽光法案為何不陽光？從魏家去年八月將農委會主委陳保基「請」到台北一○一大樓，與中國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商討台灣農產品外銷中國事宜，即可見一斑。
「這件事告訴我們，違法的政商利益輸送無所不在，應該揭露資訊的《遊說法》形同虛設。」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顧忠華指出，根據《遊說法》規定，任何營利法人、公民團體或一般民眾，向民選首長、民意代表及政務人員遊說時，皆須事前登記；頂新有意經營農產品外銷，當然必須依法遊說，將政務官找到集團總部協商，顯然有意私相授受。
事實上，《遊說法》自二○○八年上路以來，依法登記的廠商團體少得可憐，本屆立委就任三年來，立法院登載有案的遊說紀錄僅四筆，內政部今年也只接受一次遊說，「《遊說法》不能落實，讓財團對政府予取予求，除非修法加強罰則並釐清責任單位，否則私底下的官商勾結只會不斷發生。」顧忠華說。
企業對政界捐出的政治獻金，過去一直被視為衡量政商關係深淺的指標。但從頂新魏家發行台灣存託憑證（TDR）的故事同樣能發現，枱面上的捐款絕非有效判準。
立法肅貪 檢調可主動介入
○九年頂新發行康師傅TDR引發詢價熱潮，當時有超過兩百萬人抽籤申購三十八萬張股票。但據《壹週刊》報導，檢調偵辦魏家發行TDR涉嫌收受回扣案時，意外發現「幸運」買到這檔股票的投資人包括行政院前副院長徐立德、時任立委的許舒博、陳杰，以及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等政壇有力人士，這些人事後還能獲承銷券商退還佣金，引來「特權圈購」質疑。
由此可知，企業家有太多手段可以和政界建立良好關係，根本不會遵循《政治獻金法》所規範的捐獻條件、金額上限皆受重重限制的制度。一位資深國會助理透露，企業可透過代為負擔助理薪資、低價或無償提供服務處等方式與立委「套交情」，選舉時的政治獻金通常只是形式。
「《政治獻金法》的捐輸金額上限，對於台灣選舉現況而言實在不足，結果乃是迫使有財務需求的政治人物接受枱面下不公開的獻金，迴避揭露的政治捐獻無法禁絕。」行政院研考會○九年委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進行的研究，直指我國政治獻金「暗盤化」現象。
「法令規定再嚴格，如果獻金是跑到人頭手中，還是沒有辦法追查。」親身參與《陽光三法》修訂過程的前立委林濁水指出，即使不考慮琳琅滿目的「贊助」模式，就算是單純的直接捐款也有很多技巧，除了人頭以外，政治人物也可透過基金會或外圍組織接受企業捐款，得以不受《政治獻金法》規範。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就是為了彌補《政治獻金法》不足，透過強制規定申報財產，使公務員財產變動公開透明，防止貪汙。然而研考會研究認為，現行機制並不足以對財產申報真實性進行有效查核，難以杜絕不肖人士藉私人金庫、海外帳戶及白手套等方式，隱匿不法收入。
「解決關鍵就在制定財產來源不明罪。」曾任監委的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李復甸直言，上述法案設計用意都在「防貪」，無法兼顧「肅貪」效果；因此實務上除了加強查緝機構整合公務員帳戶財務資訊的能力以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應效法香港與新加坡制度，若公職人員資產增加幅度，或支出規模明顯超過收入時，檢調就能主動介入調查，約束政商關係。
限制兼職 杜絕「以權換錢」
其實，台灣在○九年就已通過「財產來源不明罪」，只不過這項馬英九在○八年的競選政見，是被列入《貪汙治罪條例》，而非財產申報法案。也就是說，公務員只有涉貪被列為被告時，才有義務向司法單位解釋不明財產來源。因此法案上路五年來，引用這項法條遭求刑的高階官員，僅行政院前祕書長林益世一人。
立委兼任非營利機構職務，則是陽光法案的另一死角。顧忠華表示，現行《立法委員行為法》規定立委不得兼任公營事業職務，卻允許他們藉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組織達到「集錢」、「集人」目的，甚至與其他社福團體競爭政府補助，唯有修法限制立委兼職範圍，才能杜絕「以權換錢」亂象。
「滅頂行動」的激情之下，台灣社會應回歸法制面思考，掃除藏在陰影之下的利益輸送，才能一舉斬斷糾纏多年的政商勾結鎖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