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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與海星的故事

男孩與海星的故事

2014-09-12 15:53

司機每次停下車,乞丐便趨前朝車子靠攏。有些乞丐一臉絕望,抱著營養不良或缺了手腳的孩子;有些小孩沿著馬路中間的分隔島,表演不輸馬戲團的高難度動作,然後敲打過往車輛的車窗向乘客討錢;還有一家子浸在路邊水坑洗澡;有些女子身穿沾滿汙泥的鮮豔紗麗,在堆積如山的垃圾中,徒手翻找磚頭、塑膠板、木塊,用以搭建克難的窩。

「生命要嘛就是大膽冒險,要嘛就是一事無成。」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美國作家)

終於抵達印度,準備和當地的姊妹淘合作對象面對面打交道,但此刻我卻巴不得待在家裡和孩子安全無虞地共處,擺脫新德里的交通。新德里的生活過於「積極」,讓人招架不住。每個和我合作的印度人,透過電話與電子郵件往返時,莫不給人既冷靜又熱忱的感覺,腦海不禁將印度想像為心靈避風港,是個讓我精進瑜伽的印度。而今我搭車在德里的大街小巷穿梭,卻發現貧窮與絕望俯拾皆是,彷彿進入狄更斯小說裡的世界。
 
司機每次停下車,乞丐便趨前朝車子靠攏。有些乞丐一臉絕望,抱著營養不良或缺了手腳的孩子;有些小孩沿著馬路中間的分隔島,表演不輸馬戲團的高難度動作,然後敲打過往車輛的車窗向乘客討錢;還有一家子浸在路邊水坑洗澡;有些女子身穿沾滿汙泥的鮮豔紗麗,在堆積如山的垃圾中,徒手翻找磚頭、塑膠板、木塊,用以搭建克難的窩。

我不應該為現況感到震驚才是,畢竟我來印度就是要見識印度貧窮的一面。上帝不只對德里的交通亂象視而不見,也遺忘馬路兩旁的窮人。我覺得不管自己心理難過與否,都得和他們見上一面。

海星與男孩的故事

在我們西方世界,經常過於輕易地忽略他人經歷的醜陋真相。沒錯,我們看新聞、閱讀書籍文章,也瀏覽可敬公益團體的宣傳廣告,裡面不乏與惡劣環境為伍的小孩照片,充滿戲劇張力。看了這些心情固然難過,卻照常過著自己的生活。我不是說每個人就該這麼待在原地無所事事,也不建議大家憂心地緊扭雙手。老實說,生活在全球最窮國家的女性也鮮少這麼做。不過我們似乎對苦難已然免疫,除非苦難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或家庭,否則我們已習於無動於衷。看著和自己無關的受苦影像,我們習慣不作為,心想自己的力量不過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在印度,最難以克服的現狀是窮人無翻身機會:窮人出自社會根深柢固的種姓制度,這種讓人反感的社會結構讓我聯想到不到六十年前仍存在於美國的黑白種族隔離制度。根據膚色、親生父母、世襲的階級決定一個人的價值,根本就大錯特錯。

我自以為作好了準備,能夠面對印度的貧窮現象,可惜事與願違。在德里這個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看著人們苟延殘喘、勉強生活,不禁難過地掉下眼淚。心想自己的能力過於渺小,面對無窮無盡的絕望,我諸多的努力似乎只是枉然。

不過這時我想到了海星與男孩的故事。男孩站在遍地是海星的沙灘上,一一將海星送回大海的家;一位老人走過來告訴他:「孩子,海星這麼多,你這麼做根本無濟於事。」男孩撿起另一隻海星擲回大海,繼而答道:「我剛才就幫了一隻海星。」在印度,即使只是幫助一名女子也會有所不同。

赤貧既無必要,也能預防。終結貧窮專家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形容「赤貧就是能致人於死的貧窮狀態」。全球近一半人口(約三十億人)每天僅靠不到兩美元過活。每天有兩萬六千五百至三萬名孩童死於可預防疾病,或是喝不到淨水而死,或是單純地餓死。人數之多不輸全球人類大屠殺,但我們卻閉著眼睛假裝沒看見,放任無辜人民死於瘧疾、痢疾等可醫治的疾病,或是活活餓死。

儘管三年多來我投注大量時間聲援一貧如洗的女性,但第一次踏上印度目睹飽受蹂躪的德里,仍忍不住揪心難過。看著臉蛋髒兮兮、衣服襤褸的小女孩向路人乞討,想像她們若是我的女兒凱莉安和艾莉,這時應該安全地窩在暖被裡,但眼前這些女孩說不定永遠找不到可安枕的棲身處。

我們在半夜飛抵新德里,感覺很不真實,也許每個人搭了十八個小時飛機後都是如此,也可能因為目的地是印度之故,通關後,我走進世上最有異國色彩的國度。
 
黛比.法拉(Debbie Farah)是我們這趟印度行得以成行的功臣,黛比坐在車子前座,似乎沒注意到車子在每個轉彎差點出意外的虛驚場面。她沒跟我提到充滿驚險的駕駛、男人在路邊當眾小解,或牛群會漫步於一千四百萬人口的街道上。黛比在印度如魚得水,頻繁進出印度的她逐漸愛上這裡,深受印度的美景、貧窮、矛盾所吸引,忍不住一再重返印度。
 
和我一樣,黛比為了幫助窮人而投身公平貿易事業,並創辦寶佳麗雅貿易公司(Bajalia Trading Company),專門幫助被戰火荼毒的阿富汗女性手作產品。黛比的父母皆出生於巴勒斯坦的拉馬拉(Ramallah),她是家裡第一代巴裔美國人。家庭的關係,黛比同時會說阿拉伯語和英語,也熱愛海外旅遊與多元文化。黛比之前造訪印度數次,多半在西部喀奇地區(Kutch)活動,接洽偏鄉社區擅長傳統織品刺繡的婦女。這次很興奮能到熱鬧的城市看看。

車隊安全抵達飯店,我們的司機將車停在載著母親和一車外國乘客的汽車正後方。我們母女兩人進入房間後,立刻將行李往角落一丟。刷完牙(當然不能用自來水),母親倒床就睡,還發出鼾聲。我離開父母家這麼多年,這是第一次知道她會打呼。我努力讓自己睡著,以便養精蓄銳應付明早的行程,但腦內的思緒不斷翻騰。我心想這次終於能和合作的婦女面對面,興奮地想知道真實人物和腦海裡揣摩的形象是否搭配。但我也忍不住緊張,不知道她們會如何看待我,畢竟我有什麼資格擔任她們在美國的代言人?他們會不會對我期望太高,高估我可以幫助她們的實力?或者她們實際上根本不需要我幫忙,只是我自己太自以為是?最後我決定不要抱過多期待,只希望自己能深入了解這些婦女的生活,同時能挖掘一些優異的產品,到時離開印度時,能帶著長久不墜的友誼返美。

窗外,晨空被薄霧籠罩,縷縷白煙從飯店底下的人行道向上竄升。從我們房間向外望去,高樓大廈此起彼落。日航飯店一塵不染的地面對照著旅館大門外人行道上窮人的生活百態。他們用破舊的塑膠容器盛水,背著大包小包的東西,一名女子就地在水泥人行步道上生火取暖。

在飯店吃完自助式印度早餐,我們搭上巴士專車前往諾伊達(Noida)展覽中心,途中我首次能在大白天好好欣賞印度,發現眼前一切正是前一晚預期的景象:白天的德里多的是來來去去的亢奮人潮。每到一個轉彎處,迎面而來各種矛盾。在德里,貧與富、賤與貴似乎手牽手並肩同行。

巴士疾駛經過高級飯店、熱鬧市集、紅燈區、雄偉神廟、流浪漢營地等等,然後才開上嶄新的諾伊達快速道路(Noida Expressway)直達展覽中心。遠遠望去,諾伊達展覽中心雄偉氣派,令人印象深刻。正門入口插著各國旗幟,迎風飛揚,彷彿見證印度在現代商業界的實力。但巴士駛入建物北端的車道後,才發現展覽中心的背面尚未完工,一排排竹製鷹架固定在建物背面,頭頂著大籃子的婦女沿著鷹架往上爬,將籃子裡的磚塊遞給砌牆工人。

我納悶,她們怎麼不用省力的機器?我的無知與天真讓黛比發笑。「那麼多人需要工作,何需機器代勞?妳在這裡看到的一切建設全拜廉價勞力之賜。」在印度,即便是最現代化的建築也是靠窮人撐起來的。

印度是全球貧窮人口最多的國家。將近十億人口中,估計多達四億人(幾乎是總人口的一半)生活在印度官方的貧窮線之下,亦即每天生活費不到一.二五美元。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都市化,印度的工作較之前優渥,導致印度中產階級大幅崛起,但印度窮人仍多,主要是因為文盲比率過高,加上人口成長速度超過國家經濟成長。印度的資本與資源分配不均,婦孺再度成了主要受害者。
 
安妮塔的故事
 
 
安妮塔.阿胡嘉(Anita Ahuja)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她創辦了印度保育社(Conserve India),她將帶我們前往垃圾傾倒場見識她主持的婦女經濟發展計畫。

安妮塔舉止得宜,神情自若,走進日航酒店大廳時,姿態宛如英國女公爵,而她握手的力道與輕柔的嗓音也極符合這個身分。我們對彼此的事業所知不多,但雙方不久就發現合作的可能性極高。「我很欣賞妳和姊妹共創社所做的努力,」安妮塔在大廳入口處邊說邊跟我寒暄:「妳似乎了解我的心思,創立可從事社會服務的企業體。我發現我們有諸多方法可幫助婦女的手作品打入更大的市場。」我立刻就對她喜歡得不得了。

一個月前,我和布萊德一起參加他公司的節日派對,剛好與公司總裁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以及他的太太坐在一起。史密斯夫婦不久前才去了印度一趟,與美國駐印度大使是朋友,沒想到安妮塔和她先生夏拉巴(Shalabh)碰巧也認識大使,可見世界就是這麼小,呼應六度分隔理論。派對之後才沒幾周,我坐在安妮塔的車上,石子路面坑坑洞洞,一路上免不了顛簸,並與一條汙染嚴重的河川並行,開至安妮塔用以改變婦女人生的垃圾傾倒場。

印度的種姓制度讓許多人遭到迫害,堪稱全球迫害程度最高的社會架構。賤民(Dalit)屬於最低等級,被視為「不可碰觸」。(賤民的英文Dalit,發音類似電腦鍵盤的刪除鍵「delete」,其實兩者本質上也差不多。)我、安妮塔、母親、黛比坐在現代感十足的路華汽車(Land Rover),開往位於新德里東區的垃圾傾倒場,探訪幾位「不可碰觸」的婦女。抵達目的地後,發現這附近的社區一貧如洗,每一分資源都來自他人丟棄不用的物品。

我們車子駛離坑坑洞洞的路面,開進垃圾場,右邊是一排排臨時搭建的破爛房舍,左邊是一陀一陀牛糞,曬乾之後將充作燃料。凌亂搭建的房舍相連成排,建材都是從垃圾堆裡挖出來的廢物,包括木夾板、保麗龍、塑膠布、磚塊等等。下車後,我們走上通往印度保育社戶外塑膠回收場的狹窄小徑,小徑一邊是曬糞場,一邊是磚牆。途中看到兩位婦女跪在地上,將未乾的牛糞甩入金屬碗裡,將牛糞捏疊成塊狀,再拿到太陽下曬乾,變成灶房所需的燃料。

乍看之下,這地方似乎荒頹到難以住人,但我旋即發現內隱的企業商機。如同群蟻可移山,社區婦女們合力利用充斥於垃圾堆裡的塑膠袋,別出心裁闖出一番事業:利用廢棄塑膠袋開發出革命性全新塑膠布料,再把塑膠布料搖身變為可陳列於高檔百貨公司的手提包。

安妮塔和丈夫夏拉巴不能也不願見到當地婦女被命運擺弄而自生自滅,決定將畢生時間與積蓄投入被印度視為「垃圾」的人與物。安妮塔發現街上亂丟的塑膠廢棄物成了印度主要城市愈來愈嚴重的問題,於是帶頭作環保,在印度全國倡議廢棄物回收與垃圾管理。使用籃子、錫罐,以及其他可重複使用容器曾是印度人購物的一大特色,但中產階級興起後,印度消耗的塑膠量大幅竄升。一九九八年,安妮塔成立非政府組織印度保育社時,印度已躍升為全球第三大塑膠消耗國,僅次於美、中,每年新購五百萬噸塑膠,可惜這些塑膠品最後多淪為垃圾,尤以塑膠購物袋為最大宗。

安妮塔成立印度保育社的初衷是,進入校園成立廢棄物回收中心。當時,多數印度家庭並無垃圾回收的觀念。安妮塔心想,在校園推動教育課程,請學生把家中用過的塑膠製品帶到學校回收,此舉不僅能帶動德里回收風氣,也有助於培養新一代民眾致力於永續行動。但是此計畫未獲熱烈迴響,原因出在種姓制度。原來上層階級的父母禁止小孩接觸垃圾,也不准他們「撿破爛」,所以他們無法攜帶大包小包的塑膠廢棄物到學校。

安妮塔受挫卻不退縮,決定改變訴求對象,她鎖定塑膠垃圾的去處:德里垃圾場。垃圾場周遭草草搭建的城鎮全靠垃圾貢獻,村民的生計也仰賴垃圾堆裡翻找出來的東西。一開始,垃圾堆無法提供工作、教育和希望。安妮塔開始和數名婦女合作,嘗試利用塑膠廢棄物做出不一樣的東西。她心想,此舉不僅提供當地婦女就業機會,也有助於廢棄物管理並改善當地赤貧現象。安妮塔將塑膠袋洗淨後剪開,加以編織、縫製,卻做不出她喜歡或滿意的提袋款式。她心裡清楚,這些由垃圾變出來的產品若無特色,將乏人問津。安妮塔向丈夫訴苦自己的無力感,身為工程師的他決定下海幫忙,他發揮實驗精神,希望找出讓塑膠變形的方式。二○○二年左右,夫婦倆終於研發一種新材料,取名為手作回收塑膠(handmade recycled plastic,簡稱HRP),等於是將塑膠升級再造(up-cycling)。升級再造不只回收,還進一步升級回收物,讓回收物變得更優更耐用。HRP製造過程中,會把回收的聚乙烯塑膠袋加以翻新,變成截然不同的新材質,不僅外觀吸睛,也無須另外加色或染色。

安妮塔帶我們進入回收點所在的院子,一行人受到八位婦女熱情歡迎。彼此自我介紹並快速拍了幾張照片後,婦女陸續返回工作崗位,安妮塔繼續對我們描述這些婦女的遭遇。

「組織成立之初,我們僅有二十五位婦女,她們連怎麼用剪刀都不會,更別說用鉛筆寫字。我們第一堂讀寫課教她們如何拿剪刀以及剪出直線。」安妮塔講述該過程時,我眼睛盯著一位叫拉娃.德維(Rava Devi)的裁工,她前面擺了一疊的塑膠袋,用剪刀替每個塑膠袋修邊,將參差不齊的邊緣剪齊。回收中心將各種形狀與大小的塑膠袋從垃圾堆撿回來之後,會先清洗,再裁去破損的邊緣,將剩下可用的部分依顏色分類,放進不同的桶子。「這些婦女不知道如何辨別顏色,雖然這是妳我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知識。不過,她們倒是有個共通點,就是都愛看寶萊塢電影。這裡的男女都愛寶萊塢明星,熟知每位男女演員的名字、片名、電影歌曲,所以我心生一計,將每種顏色依寶萊塢明星命名。」安妮塔接著說。

安妮塔從雜誌和報紙剪下知名寶萊塢女星的照片,貼在依顏色分類的回收箱上方。她選的女星照,每位女星的衣服都符合每個分類箱指定的顏色。「舉例來說,這個藍色是莎麗娜(Shareena)。」她邊說,邊指著一張剪下的照片,照片裡是一位漂亮的長髮肚皮舞孃,身著一件土耳其藍紗麗。
 
我問拉娃在印度保育社工作後生活有什麼改變?她回答:「自從我在這裡工作,我家的經濟跟著改善,我一個月的租金是三十元,若停止上班,生活會變差。這份工作讓我能餵飽孩子,過正常生活。」拉娃在這裡賺的錢比之前多了三倍。在此之前,她曾靠撿破爛維生,但她不曉得撿到的破爛能否變賣、使用或交換?我們在垃圾場四周東走西晃,一下子碰到拾荒者,一下子彷彿是吹笛人被一群對陌生外國訪客十分好奇的小孩尾隨。沒有一個孩子有穿鞋子。安妮塔告訴我,這裡沒有學校可讓他們受教。

安妮塔接著催我們進入產品展示間。我、母親、黛比一進去,莫不發出好大一聲驚嘆,彷彿我們眼前出現了畢生所見最壯觀的煙火秀。我們各自衝到自己最喜歡的款式前,猛地將商品從架上奪了下來,嘴巴也來配音,不時發出親炙美麗事物時「噢」和「哇」等讚嘆聲。風格迥異的圖案、條紋、大膽的單一用色,揮灑在外型相同的時髦手提包上,這些包款輕易就能登入諾斯壯(Nordstrom)高檔百貨公司的殿堂,和名牌包並列展示,只不過這些手提包皆由丟棄的塑膠袋製造而成。「真是難以置信,」我母親邊說邊搖著頭:「這些手提包竟然都是垃圾場來的。」母親平常不會過於感性,但這時她眼眶已湧出淚水。我想大家都訝於這些婦女成就的壯舉,也深信美國家鄉的顧客驚豔程度將不下於我們。
 
「我希望大眾能以不同角度看待流行與時尚,尤其能用不同的心態看待貧窮。」安妮塔說:「我不喜歡一說到回收產品時,大家直覺將他們和次等而非加值劃上等號。同理也可以套用在貧窮婦女身上,這些女性的價值高於目前她們受到的對待。

若說印度有哪一點讓我念念不忘,應該就是當地窮人的際遇。社會對待他們彷彿他們無足輕重,隨時可以用過即丟。窮人在社會遭到公然的歧視與不屑,但他們韌性不減、勇往直前、白手起家。姊妹共創社在印度並不只和印度保育社合作,也和其他既幫助婦女也作環保的團體攜手。位於南印度的阿西西服飾(Assisi Garments)才和姊妹共創社合作不久,供應我們百分之百純有機棉裁製的上衣與裙子。安妮塔成立印度保育社,希望解決塑膠袋氾濫的環境問題,卻意外對婦女發揮了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我捫還要去嗎?
 
我們在加爾各答(Kolkata,舊稱Calcutta)的合作夥伴重返自由(Freeset)也同樣以環保麻作為提包生意的基礎,協助加爾各答紅燈區年輕婦女擺脫性蹂躪。重返自由位於索納加奇(Sonagacchi),正是加爾各答惡名遠播的最大紅燈區,方圓幾平方英里之內,一萬多名女站在街頭,向每天來此報到的幾千名男子兜售肉體。多數女子年紀輕輕被人蛇集團從尼泊爾、孟加拉、印度鄉間走私到此。也有一些女性因為窮,不得不淪落青樓賣身。在印度,性產業規模龐大,蒸蒸日上的生意全靠剝削和奴役婦女,性工作也剝奪窮人的尊嚴和純真。重返自由創立於二○○一年,創辦人為紐西蘭夫婦凱瑞.希爾頓(Kerry Hilton)和安妮.希爾頓(Annie Hilton)。兩人帶著四個孩子從紐西蘭移居加爾各答,打入窮人中的窮人,和他們一起生活與工作。夫妻倆很快便發現,新家的鄰居是數以千計因為走私或貧窮而被迫賣入火坑的女子,要讓這些婦女重獲自由不能只靠慈善捐款,必須另外成立可永續經營的事業體,才能讓她們擺脫紅燈區,找到維持生計的機會。

希爾頓夫婦與當地一名印度醫生佩麗雅.米夏拉(Priya Mishra)合作,成立重返自由,教導婦女縫製、絹印萬用麻布包,協助她們脫離皮肉生涯。剛開始,每位婦女每日平均產出不到兩個包,有些麻布包居然被縫得內外顛倒、上下相反!但三人並未氣餒,繼續發揮耐心,持之以恆培訓改進,因為重返自由確實改變了梅娜卡(Menaka)等年輕女性的際遇。

梅娜卡生於孟加拉,十二歲左右一家人連同其他印度裔家庭被迫離開家園,最後勉強逃到孟印邊境的難民營。梅娜卡在難民營期間,常溜到附近一間屋子偷上廁所,認識了住在裡面的一位三十歲女子。對方一再邀梅娜卡一起前往加爾各答,但梅娜卡都沒答應,直到有一天她和姊妹吵架,未告知父母便出走,離開了難民營。這位朋友帶梅娜卡到加爾各答最大的紅燈區,以一千盧比(譯注:約新台幣七百元)將十二歲的梅娜卡賣給妓院老闆。一位嫖客奪走梅娜卡的清白,年紀輕輕的她生命就此永遠改觀。一切全肇因於她誤將惡婦當朋友,決定和這惡婦同行,沒想到踏上了不歸路。

許多在重返自由工作的婦女都有類似遭遇,所幸到了這裡工作後,她們一一為自己的未來寫下新篇章。梅娜卡曾和幾千名妓女站在街頭拉客,但她勇氣十足,決定離開妓院加入重返自由,希望藉此改變自己的人生。近十年來,重返自由從初期的二十位員工,增加到現在約一百四十位。每一位受雇於這家公平貿易公司的女子,都成功擺脫性奴役,重獲自由。重返自由同時也給予全球各地婦女一個伸出援手的機會:只要購買一個手提包就足以讓一位女子脫離淫海,重獲自由。透過提供就業機會以及賣產品,讓深陷淫窟女子重獲自由,概念雖然簡單,卻極具影響力。大家只要換購一個新的托特包,說不定就能改變一位女子的人生。我深受這想法吸引,並樂此不疲地將這想法和姊妹共創社的顧客分享。

我們見到印度最美好的一面,也看到印度人民最良善的一面。姊妹共創社的生意夥伴柔韌不屈,讓我又有了活力。想起一開始搭車穿梭於印度時,所見盡是沒有名字的貧男窮女,多到讓我難以招架。而今活生生的婦女就站在眼前,儘管她們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卻傾其所有活出有意義的人生。即使雙方存在語言隔閡,無阻我們笑看彼此,綻露歡顏。她們沒有一位指望我當她們的救世主,我之前卻無知地為此憂心傷神。她們為了生存,已成了解決問題的高手。她們只是需要我把她們的故事傳出去,讓別人知道她們的能力,替她們布建更多的人脈,讓更多的工作找上她們。她們什麼也不需要,要的只是自食其力。
 
我回顧在印度的所見與所學。儘管貧窮現象充斥各個角落,卻非難以克服。看到這些公平貿易機構蒸蒸日上,連帶感覺自己發心於地下室的夢想種子也將開花結果。上述這些偉大組織一開始都是從小處做起,協助的女性也僅是少數,但是隨著時間淬鍊,規模愈來愈大,協助的女性也增加為數百位,這正是姊妹共創社當前的作為。最重要的是,一開始沙灘雖然遍布被沖上岸的海星,現在眼前所見卻是浩瀚如海的機會,即使一次只能幫幾位婦女,卻足以讓世界變得不同。〈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 整理〉
 
作者:史黛西.艾德格(Stacey Edgar)
擁有美國西伊利諾大學社工碩士學位的史黛西,從事社工十餘年,她以公平貿易的精神、社會企業家的務實做法,於二○○三年創辦姊妹共創社(Global Girlfriend),協助開發中國家貧窮婦女微型創業,將手作商品銷售到西方市場,藉此幫助婦女脫貧,改善家庭經濟。實踐女性經濟正義的史黛西,因而獲頒微軟啟動驚奇獎(Start Something Amazing Awards),《丹佛商業期刊》(The Denver Business Journal)評為四十風雲(40 Under 40)商業領袖,獲得《歐普拉雜誌》、《多通路零售商》(Multichannel Merchant)雜誌報導,也是《有機風格》(Organic Style)雜誌二○○五年風格人物。
以兩千美元退稅款創辦的姊妹共創社,如今已是年營業額超過百萬美元、協助全球逾五十個貧窮婦女團體、直接影響近三千五百位女性藝匠的生活,是一個不折不扣協助婦女脫貧的公平貿易公司。史黛西認為,提升婦女經濟地位可以直接提升她們的採購能力,用於購買改善健康、住家、教育之所需,亦能提升女性在家裡的影響力,起身對抗家庭與社會加諸在她們身上的偏見。女人幫助女人,購買貧窮女性手作的公平貿易商品,就能讓女性團結在一起,就能改變貧窮女性的人生。
姊妹共創社網址:http://www.globalgirlfriend.com/store/ggf/site
 
出版:時報出版
書名:窮人村的姊妹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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