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喧嘩 學運世代的悲喜劇

學運世代從政者可能是最幸運的一群人。
 

他們不像過去的新生代從政者，只能從校園黨部、救國團系統、基層公務員一步步累積入黨資歷，然後無止境地等待來自國民黨高層「關愛的眼神」，才有可能被破格拔擢而直上青雲，但始終擺脫不掉「溫室中的花朵」譏評。
 

學運世代從政者是在街頭抗爭中成長，在選舉實戰中累積戰功，他們不但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見過大風大浪，更集體分享黨外民主運動奮鬥多年的成果，在三十歲時就有機會做出過去五十歲政治菁英才能碰觸的重要決策。
 

然而，學運世代從政者的幸運還能持續多久？能夠承受多少現實的考驗？他們在下一個十年有可能遭遇更大的幸運嗎？

政治機會結構受益者

從政治機會結構的角度來觀察，學運世代不但掌握住八○年代末期台灣社會快速轉型的集體發聲契機，更順勢成為九○年代台灣政經結構大幅開放後的受益者。
 

如同解嚴前後所有社會運動一般，學運崛起的社會背景，是台灣社會力集體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中的一環，因此無可避免會與政治反對運動發生緊密結合。

早期學運分子幾乎大量參與黨外助選活動，野百合學運雖然努力維繫學生的主體性、企圖與政黨劃清界限，但學運世代踏入社會後，卻因為政治機會結構大量釋出權位、民進黨（尤其是新潮流系）更大量提供新人參政空間—不論是主動栽培或被動需要，使得絕大部分學運世代先後投入民進黨陣營，新潮流系更堪稱學運世代從政者的「大本營」。
 

一九九一年底國民大會首度全面改選時，即已吸引李文忠、賴勁麟、劉一德、王雪峰等早期學運分子投入並順利當選；九二年底立法院首度全面改選，則吸納大批學運世代擔任立委助理；九三年底縣市長選舉結束後，部分學運世代開始進入地方行政體系磨練；到了九四年，學運世代已分別成為民進黨省長候選人陳定南、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水扁競選陣營的重要幕僚，羅文嘉、馬永成兩人更並稱陳水扁身邊的「羅馬」左右手。

陳水扁攻下台北市長寶座後，「羅馬」等學運世代在小內閣中扮演重要角色，羅文嘉成為全國最年輕的政務官，不少學運世代更首度進入擁有豐沛行政資源的台北市政府歷練。
 

而在許信良擔任民進黨主席任內，也開始大力啟用學運世代做為中央與地方黨務主管。此後學運世代不但大量攻下國代、立委等中央民代席次，也有多位學運世代躋身新潮流系政協委員，使得學運世代在行政、黨務、民代、派系等各層面皆不斷累積能量。
 

到了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競選陣營半數以上的主任級輔選幹部，以及各地方重要輔選幹部，幾乎皆由已經歷練多年的學運世代擔當大任。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後，學運世代從政者不但是國家元首最為倚重的左右手，更開始晉身中央部長級官員，而吸納最多學運世代從政者的新潮流系，也搖身成為民進黨

 

執政後最耀眼的政治力量。學運世代的大量從政、迅速位居權力要津，在民進黨執政前已不容忽視，民進黨執政後更備受矚目。
 

 

從政多年下來，學運世代從政者各有不同深沉感受。
 

馬永成認為政治操作自有其運作邏輯，不是帶著理想就能解決問題，曾昭明則認為各界過度誇大了馬永成、林佳龍等學運世代的決策權力；李文忠認為立法院是個無聊的地方，跑紅白帖更是沒有意義，賴勁麟、王雪峰對於立法工作卻仍充滿興趣；沈發惠對於基層民代身處的惡質政治文化，至今仍難以調適，鄭文燦、劉坤鱧則認為基層民意洗禮將是政治菁英的重要歷練過程；不少人一心想往中央發展，曾在中央部會磨練的羅正方，卻以「我們這一代缺乏獨立人格」而決心回鄉埋鍋造飯。走上政治這條不歸路，不少學運世代對於身處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其實有著高度的自省，並且憂慮學運世代能否掙脫既有派系與體制的限制。
 

羅文嘉在長期位居權力要津後，決定從陳水扁團隊「單飛」，並重新反省所謂的「學運性格」到底是什麼。他認為「學運世代的操作方式太融入既有體制，這對學運世代當然是反諷。學運世代在大學時還分什麼民學聯與台大，進社會後角色都調整，就是新潮流、扁系等，我擔心學運世代的性格、理想本來就不清楚，進到現實位置被吸納後，就更不清楚了。」

羅文嘉強調，「學運性格」應該是獨立思考、有堅持，獨立角色很重要，但現在大部分學運世代相當模糊，不敢獨排眾議，絕大部分只是派系立場，還有媚俗。「如果年輕政治人物走這種花稍路線，是很不好的現象，別人會以為新世代就是要這樣子。整體而言，學運世代即使在派系內，仍不能永遠甘為馬前卒。」

郭正亮也認為，民進黨內的學運世代，幾乎只有新潮流系／非新潮流系兩種，而且絕大部分學運世代都在新潮流，只有他與羅文嘉、馬永成等人不在新潮流內，因此學運世代的從政思考很難超越派系利益。

屬於新潮流系的段宜康，則比較憂心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的問題。他說學運世代不見得更有能力解決台灣面臨的問題，因為當前政治生態與媒體環境不容易培養出深思熟慮的政客，所以一代比一代更急功近利，更重視媒體效果，「大家只在乎報紙標題、新聞鏡頭，以及如何在叩應節目中傷害對方，而不是思考對國家長遠看法。」可能會有少數幾個例外，但無法改變整個學運世代的參政特質。

段宜康甚至悲觀認為「我們無力挑戰這個結構，只會在其中愈陷愈深，看不出誰有大力改變的企圖。當所有人都踐踏草皮時，如果只有你繞道而行，最後草皮還是會長不出來。如果說當笨蛋草皮就可以救得起來，那還可以當，但就是救不起來，還要當笨蛋？對學運世代來說就是這個樣子。」

學運世代的青春悲喜劇
 

回到政治機會結構的基本命題，由於享有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都更為寬廣的政治機會結構，學運世代在二、三十歲時就已碰到的政治歷練，幾乎是過去朝野四、五十歲政治菁英才能觸及的政治機會；部分學運世代在三、四十歲所做出的政策判斷，許多五、六十歲政治菁英甚至一輩子都缺乏這種歷史機運。

從成長學習的角度來觀察，這是學運世代得天獨厚的幸運，接下來的世代已經沒有這種可遇不可求的政治機會結構；但從接受考驗的角度而言，這也是學運世代必須承受的殘酷現實，因為學習的空間被壓縮得太短、太快，不少人還沒有機會成長就已陣亡淘汰，這也是學運世代某種程度的不幸。

在很多缺乏政治機會結構的時代與國家中，包括學運在內的所有異議反抗運動，最後常常是以鎮壓悲劇收場，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運動都是顯著案例；台灣學運世代幸運遭遇巨大政治機會結構，但又被迫提早壓縮成長學習的過程，則像是一齣青春悲喜劇，而且早就注定不會以悲劇收場。

僅就年齡而言，現在三、四十歲的學運世代歷經另一個十年生命歷程之後，不論主觀上願不願意、客觀上是否具有足夠視野與能力，都將成為台灣社會各領域掌握權力、資源的最重要「接班」力量。

因此，對於學運世代來說，年少時代的激情狂熱雖然已經遠颺，未來卻還有數不清的挑戰需要克服，才能共同努力讓這齣青春悲喜劇的結局以喜劇收場。

他們快速墮落了嗎？
 

學運世代從政者可能是最務實的一群人。
 

因為沒有前幾個世代的濃厚悲情意識，所以學運世代被認為較能務實面對台灣社會內外問題。然而，也因為學運世代曾經被社會賦予高度理想性與正義感的德道光環，因此，學運世代從政者在進行權力操作與面對權力誘惑時的「務實」態度，也容易被外界視為理想性降低、快速墮落。

隨著近年來「馬永成喝花酒與占用官舍風波」、「劉一德國代延任自肥案」、「李文忠緋聞案」等媒體報導與抨擊，「學運世代墮落了嗎？」已成為學運世代從政者最常被同儕與社會各界質疑的問題，也是學運世代從政者必須面對的時代考驗。

政治環境令人迷失？
 

相信學運世代逐漸妥協甚至墮落者，無非是從「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角度出發，再加上民進黨已經執政，因而認定學運世代在掌權後已逐漸背離當年理想。　
 

另一種說法，則是所謂的「環境決定論」。不少人看到民進黨近年人頭黨員弊病叢生、初選風氣日益敗壞，加上台灣選舉文化漸趨惡質、地方基層民代素質低落，因而認定學運世代從政者在這種選舉邏輯、政治文化中根本無法獨善其身，並且會逐漸「國民黨化」、「地方派系化」。

儘管如此，也有不少學運世代認為上述論點皆言過其實、缺乏比較基礎。
 

首先，他們從權力操作的角度回應，認為學運世代真正稱得上是「權力核心」者，不過是過去的羅文嘉、現在的馬永成與林佳龍等寥寥數人，大多數學運世代從政者根本都還沒有進入權力核心，自然也談不上「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
 

其次，他們也認為「環境決定論」不足以掩蓋學運世代的「個人努力論」，學運世代雖不乏在台灣惡質政治文化中沉淪者，但不能因為少數案例而以偏概全，學運世代即使沒有很大的翻轉或超越，也談不上妥協或墮落。
 

最後，不少人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認為台灣社會在過去十一年已發生各種世俗化轉變，身處其中的學運世代又何能獨善其身？學運世代的變化，毋寧是人的成長過程中極其自然的部分，雖然不可能視而不見，但也不必過度誇大。
 

透過下列學運世代從政者的自我反思，以及學運世代同儕的旁觀期許，或許可以提供讀者進一步思考的線索。

選舉是必要之惡？
 

輔選經驗非常豐富，現在是總統府參議的郭文彬，對於台灣特殊的選舉文化，有其相當傳神的觀察：「一九七七年蘇洪月嬌選省議員時，她的選舉就是在印好的報紙上寫『冤枉啊』，這樣就當選了。

八九年周柏雅選台北市議員時，未婚妻葉琦玲的爸爸問他需要多少錢，給他三十萬，也當選了。

但是，我冒味地講，到了九八年黨內有人選台北市議員時，花了超過八千萬才當選，也有所謂新世代的立委，別人說花了超過一億，他自己承認就超過七千萬。從蘇洪月嬌到周柏雅到現在，是世界變了、民進黨變了，還是什麼東西變了？
 

選舉是非常現實功利的東西，學運世代當然有人走上花大錢這條路，為什麼？因為要贏。但選舉就是這樣，不要說學運世代，長扁當年選舉時，也都是花了很多錢。陳水扁如果必須常常為錢煩惱，不可能會有今天的發展。但我不同意學運世代墮落這種看法，學運世代與黨內其他人相較，只是為了生存而必須妥協。學運世代其實都還存有理想，都差不多，也墮落不到哪去。」
 

台北縣議員沈發惠則對台灣選舉生態侵蝕人性有非常深沉的感觸。他說，民進黨的基層真的是很爛，他自信問政表現可以獲得有理念的老黨員肯定，但很多普羅工人、無業遊民、社會底層的黨員，卻是「不給錢就跑票」。

由於政治文化太過惡質，沈發惠說，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基層公職，「雖然有人比國民黨公職還爛，民進黨與國民黨的距離也愈來愈小，但民進黨的公職還是應該努力做得比國民黨優秀。過去十年，學運世代雖然因為找不到社會改造可能性而苦悶，但卻仍然積極尋求出路，所以只要有一絲光線，就會奮不顧身去嘗試。除非我們真的做了社會道德價值無法接受的事，像貪汙舞弊，否則沒有人可以說什麼是對是錯。」

桃園縣議員鄭文燦也說，台北知識文化圈跟地方是兩個世界，在生活方式、語言詞彙上都不一樣，學運世代以前強調「下放地方」，事實上，在地方耕耘的人很辛苦，沒有媒體報導、資源保護，只能做苦工，但實際政治工作中，理論只占一小部分，做苦工才是大部分。

他因而強調，「堅持與否只是一種語言，落在具體現實中就是如何操作而已。比如說，很多參與工運的人當選公職後都會了解，你的選票不可能完全來自勞工，你會有很多中小企業朋友、小生意人，你的支持者會很多元化，這是無法拒絕的，你無法拒絕你的選民，只能在心中過濾哪些形象不好、財大氣粗、有爭議性，但很難用傳統觀點來看這些事情。」

台中縣議員劉坤鱧長期在地方發展的煎熬則是，在地方上一定會面臨地方派系與山頭勢力的「選邊」問題，否則根本很難發展，更別說是實現理想。劉坤鱧說，學運世代想要保持理想性，只能自我要求，「全台灣的地方議會大概只有我還到處兼課教書，我不是為了微薄的車馬費，而是為了強迫自己不
要隨波逐流，否則地方民代很容易就會腐化。」

喝花酒與緋聞風波
 

基層民代固然難為，實際掌握權力與資源的官員，是不是更難扺抗權力的誘惑？曾因台北市議員秦慧珠窮追猛打「喝花酒風波」，而黯然辭去台北市政府副祕書長職務的馬永成，後來又因以總統府參事身分進住政府首長官舍引發爭議，他對媒體太過強調道德檢驗的看法則是：「有的東西是必然存在的小惡，我也同意⋯⋯。媒體到底在傳達什麼價值？如果這些價值對社會整體沒有幫助，媒體是會被淘汰的。」
 

同樣是官員的林正修，則是這樣看待「學運世代是否墮落」這個命題：「我不覺得誰可以說誰墮落，我覺得這是自我要求與訓練，學運世代如何在以喝酒文化代表感情認同的政治生活圈中自我要求，而不要出現醜態，不能貪汙及以權謀私，這非關道德，是自我要求，就像健身一樣。多交女朋友沒關係，但不要去風月場所的方式，我不反對緋聞，但反對對女性不尊重，不要只把責任推給環境，是你自己喜歡啦。我不願講學運世代墮落，而是世俗化過程中，一定有人調適不良，應該要自知進退，不要明明是墮落還說調適得好，那是最糟糕的。」

至於學運世代政治人物近年頻傳的緋聞八卦，也被坊間媒體影射的立委賴勁麟則強調：「我覺得台灣的政治愈來愈八卦，尤其是立法院，立委認真問政，媒體覺得不重要，反而是八卦的東西大家有興趣，一個傳一個，完全扭曲。之前的確有一些雜誌來問我，有關於所謂的『緋聞』，我的態度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有也不怕你報導，沒有你們還報導是侮辱自己雜誌。」

鄭文燦則是這樣看待十年前後的時代差異：「反對黨人士的緋聞，會被當做革命時代愛情故事，執政後國會議員的緋聞，則會被當成八卦，甚至是墮落的象徵。但事實未必如此，是檢證的標準不一樣，否則以前的緋聞故事比現在更多。但這也是執政的考驗，學運世代政治人物必須面對輿論的高標準檢驗，輿論以前對舊政府是低標準檢驗，對新政府則是高標準檢驗，所以壓力特別大。而且檢驗來源不是反對者，是以前革命的同志與夥伴。」

至於眾多學運世代曾經參與的「國大延任自肥風波」，時任民進黨國大黨團幹事長的劉一德強調，當時民進黨高層曾集體做出「只要廢國大，延任也可以接受」的共識，只是在輿論強烈反彈下，林義雄、陳水扁等領導人全部退縮，最後只好由負責執行的國代本身承受外界責難。

但當時銜陳水扁之命上陽明山溝通的羅文嘉，事後則有這樣的感觸：「那次很痛心，我碰到一個學運世代，不講名字，我說延任案不對，他回了一句，意思是說我怎麼還那麼天真，好像是說我怎麼還把理想真的當一回事。我那時很後悔，還幫這個人站過台。過去只要學運世代需要站台，我都會去，因為你不會對其他人有特別期待，對學運世代會，但現在也會多一些失落。」

彼此監督防腐化

對於學運世代從政者的表現，當年野百合學運五人教授團成員、現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說，學運世代最可惜的是，有相互較勁，沒有形成相互監督、期許。

鄭文燦、羅正方、鍾佳濱等人也不約而同強調「集體監督防腐化」的重要性。然而，政治部門之外的學運世代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監督」與期許呢？

現在是中研院助理研究員的范雲說，有一個研究指出，學運世代與過去朋友愈來往，就愈不容易變質，因為你不希望被你互動的人否定，所以學運世代會有一種自我監督與相互監督的力量。「這當然不是對每個人都有效，有點唯心，但多少有點影響力，像沈發惠見到我們就會開玩笑說自己是『小政客』，但友情也會讓我們對他有一些同情式理解。所以，學運世代互動在消極面是建立檢驗標準，積極面則是建立集體提升的力量。討論出某些更高價值，才能動員所有人。」

范雲並強調，如果很多學運朋友進入政治領域就容易墮落，在政治圈外的朋友就應該思考如何改造制度與環境。「否則我們批判人家，很可能只是因為我們不在裡面，很幸運，但我們的批判其實沒有比較高級或道德，換了我們可能做得更糟。」

王時思也這樣自我檢視：「我在社運團體，好像就在比較純潔的地方，說什麼不太有人敢反駁，但我不太喜歡這種感覺。我覺得大家是害怕面對過去的自己，所以才會害怕面對我。
 

比如說當縣議員就是要去喝花酒？我當然認為這種說法是屈從，但他們就會從實務角度說，如果不這樣做，可能連選都選不上，更別提政治改革這些空洞的事。我會被一直提醒，因為我運氣好，可以在社運團體存活下來，所以我不太願意用這麼嚴厲的角度去看他們，但我的確對他們很多行為很不舒服。我不是比他們純潔，而是不需要面對他們需要面對的考驗，如果我也要面對，不一定能通得過。如果迫不得已，我必須離開社運進入政治，那才可以公平比較，是別人墮落還是任何進入那個領域的人都會如此？」
 

長期在婦運領域的孫瑞穗則這樣看待所謂的「相互監督」：「學運朋友進入中央、地方政府後，我希望他們能堅持當年的理想性格，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改革不必打折扣。我對朋友們的期許，跟我常常問自己的問題是一樣的：『是你改造了機器？還是機器改造了你』運動成果最重要的，其實是關於人的品質的改造。如果政權成功轉移了，但人心還是一樣壞，人依然沒有想像力，我就覺得這個運動有缺陷，很假。就像你搞了一個偉大的公園給老百姓用，但回家繼續打老婆，我還是會瞧不起你！但話說回來，大家也應該要學會放輕鬆，說彼此監督太沉重了！」

天使與魔鬼的綜合

回到「學運世代是否墮落」的最初命題，今年決定參選的郭正亮借用社會學家韋伯的話形容自己心境，「韋伯說：『政治是天使與魔鬼的綜合，天使有理想，魔鬼有權力，不可能光是某一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怕熱就不要進廚房。我不會覺得有些人墮落，我會覺得有些人失去了很好的機會，很可惜，但也只是可惜。」
或許，所謂「天使與魔鬼的綜合」，就是政治工作中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更是人性中最真實。學運世代當年固然滿懷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但進入政治工作的繁複、繁瑣操作中，再崇高的理想也必須做出實踐策略上的修正與調整，中央層級的政治資源分配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基層民代必須面對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黑白兩道三教九流等現實挑戰。

但是，儘管學運世代未必存在相同的價值觀與終極關懷，「必須比國民黨做得更好」終究是學運世代從政者不容置疑的自我要求準繩。
 

如果學運世代從政者只是以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為藉口，以種種「環境決定論」、「人性演變說」為由，卻坐視自己的行徑與過去極度厭惡抨擊的國民黨官員、民代愈

來愈像，甚至做出與年輕時代理想完全背道而馳的政治決定，則這種自欺欺人的妥協墮落，也終將無法通過時代的考驗。儘管現實政治環境、選舉生態的確充滿讓人向下沉淪的誘因，但學運世代從政者卻沒有悲觀或退卻的權利，能夠堅守「比國民黨做得更好」的底線，其實只是最低標準，若能透過個人努力達到向上提升、耳目一新的高標準，將更是難能可貴。
 

〈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 整理〉

 

作者：何榮幸    

1966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學生時代曾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總編輯、台大學代大會首任議長、創立「傳真社」並兼任社長與總編輯。
1991年進入新聞界，曾任《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調查採訪室主任，現任《天下雜誌》總主筆、「獨立評論@天下」網站主編。
長期投入媒體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會會長、《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媒體改造學社執委。曾獲曾虛白新聞獎（新聞評論獎）、吳舜文新聞獎（深度報導獎、文化專題報導獎）、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等獎項。2006年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第一屆「傑出記者駐所講座」，現任台大新研所榮譽講座／兼任實務教師。
著有《學運世代》、《媒體突圍》；合著《我的小革命》系列、《不只是林書豪》；執筆《彳亍躓頓七十年》；策劃《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台灣久久──台灣百年生活印記》等書。

 

 

 
【二○一四年．新版自序】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二○○一年．舊版自序】看見別人，也看見自己
 
【序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野百合到太陽花的世代合作  ╱何榮幸
花開的時候  ╱范雲
「預演式的政治」──看24年前後的學生抗議  ╱陳信行
學習當家做主是一輩子的事  ╱駱明永
專訪陳為廷：野百合的啟蒙影響，太陽花的檢討反思
 
【第一篇】野百合學運的眾聲喧嘩
第一章：學運世代這種人
第二章：看見學運世代
第三章：惡魔黨被打倒了，然後呢？
第四章：學運世代的腳印
第五章：下一回風起雲湧
結語：和自己賽跑──學運世代的下一個十年
 
【第二篇】野百合看太陽花：太陽花崛起與二十四年來的見與思
林佳龍：不斷「開路」，活出自我
段宜康：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讓路」
顧玉玲：不清算歷史，還是會重覆犯錯
李文忠：沒有能力打破遊戲規則，只好繼續跑攤
羅文嘉：回首
鄭文燦：真誠的力量，推動歷史的進步
周奕成：關於學運世代的筆記
陳裕鑫：不斷被喚醒，又不斷陷入沉睡的小巨人
 
【第三篇】野百合世代的第一個十年與近況
【檔案一】林佳龍：我給自己兩年時間來了解國家運作
【檔案二】馬永成：現在沒有「政治正確」的問題了
【檔案三】郭文彬：不要老記得做過什麼，革命是論件計酬的
【檔案四】曾昭明：外界過度誇大我們的決策權力
【檔案五】周奕成：我除了造反、選舉，其他什麼都不會
【檔案六】顏萬進：我的人生哲學是「隨波逐流」
【檔案七】鍾佳濱：我是在選垃圾袋，不是在選國代
【檔案八】田欣：台灣四百年移民史，有誰不是外來移民？
【檔案九】陳俊麟：我們把自己捧得太高，把過去講得太低
【檔案十】羅正方：我們這一代還沒有獨立人格
【檔案十一】林正修：馬英九找我當民政局長，其實蠻凶險的
【檔案十二】許傳盛：九二一時，我是社會局長也是受災戶
【檔案十三】丁勇言：我已經不會想當馬克斯或列寧了
【檔案十四】周克任：我曾在崩潰的邊緣中尋找自我
【檔案十五】翁章梁：老闆的政治命運和幕僚息息相關
【檔案十六】李文忠：如果只要討好支持者，我何必從政？
【檔案十七】賴勁麟：我被安排在第四批準備被關名單
【檔案十八】王雪峰：感謝學運成就我的姻緣
【檔案十九】郭正亮：我在追求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力
【檔案二十】羅文嘉：我不會再自我膨脹，搞得傷痕累累
【檔案二十一】沈發惠：這個社會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改變了
【檔案二十二】李建昌：人頭黨員每個人都有，但不能用金錢選舉
【檔案二十三】段宜康：你會發現自己喪失的東西愈來愈多
【檔案二十四】鄭文燦：學運世代以前像鬥魚、現在像鱒魚
【檔案二十五】劉坤鱧：我在北大的同學都是中共中上層官員
【檔案二十六】王時思：我想走出一條專業社運的路
【檔案二十七】邱毓斌：工人應該組黨，起碼組一個左一點的政黨
【檔案二十八】顧玉玲：如果沒辦法自我改造，還談什麼改變社會？
【檔案二十九】陳尚志：有些朋友想法沒進步，連笑話都一樣
【檔案三十】台邦．撒沙勒：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必須和「原奸」對抗
【檔案三十一】范雲：我回家就像在做族群田野觀察
【檔案三十二】林國明：我們一直在找學術與政治間的平衡點
【檔案三十三】陳志柔：我不會放棄中國研究這個領域
【檔案三十四】徐永明：單靠熱情燃燒，不夠照亮前方
【檔案三十五】孫瑞穗：我們這一代女人比男人更堅強快樂
【檔案三十六】施威全：罵他們「統派」是侮辱了中國人民
【檔案三十七】陳正然：網路沒辦法改變真實世界的不公平
【檔案三十八】方凱亮：每個人都該問自己，到底想過什麼生活？
【檔案三十九】劉一德：跟周伯倫去酒家，才覺得百無一用是書生
【檔案四十】陳裕鑫：寫了上千萬字，到底改變過什麼？ 
【檔案四十一】周家齊：我以前兇的不得了，缺乏應有的厚道
【檔案四十二】陳豐偉：現在校園反而更加退化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