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運動在香港社會引起廣大回響，參與佔中方案商討的知名文化評論人、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許寶強接受《今周刊》訪問，分析背後深層因素，並提出解決建議，值得深思。
佔中運動之所以引起香港社會回響，至今民間團體推動的政治改革方案公民投票人數已超過七十萬，其實反映了過去二、三十年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等因素，已經嚴重擠壓了香港民眾，包括「溫和中產階級」所重視的價值，讓港人理想的生活方式變得遙不可及。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在台灣與香港，多少引起了「中港矛盾」或「台中矛盾」，譬如三月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便是因為民眾對於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所疑慮，震動台灣朝野；但香港因地緣關係，與中國大陸更接近，情勢也更緊張。
舉例來說，以連鎖店為主的商場，取代了小販與街道店鋪；商業中心的街道店鋪，則變成金鋪、藥行、化妝品店或電器零售。
中國大陸新富和中產階級，在國內無法得到高水準服務，一窩蜂到香港消費，排擠了平民的食肆（餐館）和商鋪，也排擠港人以往能享有的相對優質、有選擇的自由生活。
當然，缺乏民主普選制度的香港，也比英、美等國更容易產生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讓香港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城市。
其實，中港兩地社會體制、歷史軌跡不同，民眾的生活習慣和價值準則自然有差異，容易產生誤解與摩擦，但若旅客數量不多、增長不急促，社會應可以慢慢適應。而現在旅客和移民增長過多、過快，對港人日常生活造成嚴重干擾。
此外，中國大陸政府和權貴不尊重人權、貪汙、打壓新聞言論自由、缺乏法治觀念，甚至層出不窮的「造假」事件，都讓香港人憂慮、鬱悶、不滿，催生激烈的反（中）共的情緒，也演變為一種排外民粹政治，這是讓人所不樂見的。
事實上，讓港人感到不安的是社會地位的下降、舊有生活方式與價值的破壞、尊嚴自信的失落，解決之道，應是管制來港旅客的數量與速度、制定能保護及改善港人生活素質的人口和旅遊政策，乃至組織社會力量，建立一個符合人權、自由、公正和民主標準的政治、社會體制。
如果把「中港矛盾」問題，理解為「香港人」與「中國大陸人」在素質上有根本差異，互批對方不文明，是有點錯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