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普遍認為金融業者是服貿過關的最直接受惠者，但實際的情況是，兩岸政府強行將金融三會決議，納入服貿之下；如今服貿卡關，不僅金融三會的成果窒礙難行，業者還要背負政府「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責難，心裡相當委屈。
約莫兩個月前，國內一家金控公司的內部經營會議上，這位擁有大學教授身分的董事長，對著全場一級主管詢問：「外界都說金融業是（服貿的）最大受益者，請問誰能告訴我，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語畢，在場主管噤若寒蟬，一片靜默。
《服貿協議》在台灣爭議不休，但在一陣陣喧騰的爭論聲中，僅有的共識似乎是：「金融業是服貿的最大受益者！」
但是，真是這樣嗎？
太陽花學運期間，始終被貼上「服貿最大贏家」標籤的金融業者，不斷面臨政府官員和執政黨立委指責「挺得不夠力」。學運一結束，多位國民黨立委指出，「黨團積極讓服貿過關，銀行、保險、證券等公會卻彷彿觀眾在看戲。」讓金融業甜頭還沒嘗到，已惹來一身腥。
「金融三會」就已確定開放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更多次提醒金融業者：「不能當我們在爭取（服貿過關）時，你們默不作聲，過兩天又來申請設分行、子行。」
字字句句，聽在金融業者耳中，百感交集，甚至有業者一頭霧水：「為何大家都把矛頭指向我們？」「金融業真的受惠最大嗎？」
打開「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長達五十一頁的內容中，「台灣方面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僅占了一頁，「大陸方面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也只有一頁半；再細看這兩頁半內容，其實和過去兩年兩岸「金融三會」（即台灣金管會與中國的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多次會議）的協議結論一模一樣。
原來，去年五月二十七日，兩岸「金融三會」後，陸委會和金管會共同決議，要把會議的成果「納入」服貿中執行。換句話說，有關於金融業的「利多」，其實只是把金融三會的成果，放在《服貿協議》下執行。
當時還有一段插曲，因為去年十月，《服貿協議》已經躺在立院中「卡關」許久，而金融三會中最後一個「金保會」（即金管會與中國保監會）才要登場，當時壽險公會理事長許舒博眼見情況不對，曾提出建議：「金保會決議可以考慮變通，另闢蹊徑，跳過服貿，直接簽訂金融ＭＯＵ（備忘錄），以ＭＯＵ方式處理，以免和服貿『卡』在一起。」
只不過，這樣的建議終究沒有被採納，因為雙方政府不同意。「金融ＭＯＵ只是ＭＯＵ，和協議有一大段距離，畢竟協議效力大於備忘錄，實質的法律位階和保障程度比較高，簽了ＭＯＵ可以隨時say no（說不要），甚至不做也可以；但協議不行，如果（協議）不做了，大家就要重新坐下來再討論。」許舒博說。
但許舒博的建議證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在法理上，金融三會的結論原本是有機會脫離服貿的；如果當時沒有把金融三會納入服貿底下執行，今天「金融業是服貿大贏家」的說法，恐怕就不成立了。
另一個弔詭之處則是，這個要把金融三會成果納入服貿的重要結論，《今周刊》找遍相關資料後卻發現，除了當天提供給媒體參考的新聞稿外，竟沒有官方正式文字。
許舒博也一針見血指出：「（金融三會）不但沒有形諸文字，而且也不需要在服貿架構之下，其實只要透過三個監理平台，分別去完成即可。」
他舉例說，保險業者最引頸期盼的，降低登陸中國門檻「五三二條款」（資本額五十億美元以上、設立滿三十年、在中國設辦事處兩年以上），若真要解除，和服貿通過與否，並沒有直接關係，「因為（五三二條款）不是服貿綁住，是保監會綁住的，保監會直接解除限制就可以了，不需要透過服貿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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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綁入服貿 想脫鉤很困難
也因為如此，在金融業者眼中，「金融業是服貿過關後最大受惠者」這種說法，不僅太過簡化，甚至倒果為因。金融三會結論被強行綁在服貿底下執行，已非所願，如今服貿闖關失利，還將他們扣上「皇帝不急，急死太監」、不力挺服貿等大帽子，不少業者心中也是滿腹委屈。
如今事情演變至今，為求解套，能否讓金融業與服貿脫鉤？談判《服貿協議》的代表之一、世新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薛琦回答得斬釘截鐵：「不可能。」
無論當時的決議正確與否，但薛琦解釋，「金融三會」的結論已經納入服貿內容之中，「本來（服貿）是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可以更改的，更不可能把金融業獨立出來。」
即使服貿的產業架構和文字內容，絲毫不能更動，又有業者提出另一質疑：為何「金融三會」的談判結果，非要與服貿綁在一起？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但說真的，我也不知道，無法回答。」薛琦的答案令人啞口無言。一個連服貿主談者都不知所以然的「綁約」，造成如今「金融業是服貿大贏家」的結論，不禁令人質疑，是否因為《服貿協議》本身對台灣產業的發展，其實並無太明顯的利多，政府才必須再三強調「服貿過關是『肥』到金融業」，並拉著金融業者來背書，讓服貿順利闖關，還是另有其他重要目的？
▲兩岸金融三會的決議被強行綁在服貿協議之下，金融業者也因此背負政府「須支持服貿闖關」的期待。
(攝影/劉咸昌)
金融業西進 非百利無一害
金融三會決議與服貿成為生命共同體，已成為難以扭轉的事實，但另一個問題接踵而來：即使服貿過關，對台資金融業來說，真的如此有利可圖？抑或是看得見卻賺不到的過路財？
「對金融業來說，簽服貿絕非百利無一害。」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表示，雖然兩岸文化、風俗相近，雙方要進入對方市場的障礙相對低；但政治、經濟制度的差異大，對國家的認同更是大相逕庭，「很多大餅看得到，但吃不到。」
一來是因為，對台灣的業界來說，進軍中國市場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當地資訊不公開透明，金融業也不例外。
另一點備受討論的是，「金融三會」中，中國丟出來的肉，真的是台資銀行最垂涎的嗎？
舉例來說，金銀會決議之一是，中國官方鼓勵台資金控，透過設立村鎮銀行的方式，加速在當地縣市拓點。
村鎮銀行主要設立於農村地區，為當地農民提供金融服務。金管會打的如意算盤是，中國在二○○七年才有首批村鎮銀行誕生，發展歷史不算長久，現階段台資銀行若盡快搶進，不至於有「輸在起跑點」的疑慮。
但林向愷質疑：「鼓勵台灣人去成立村鎮銀行，真的是利多？」一來是，按現行規定，村鎮銀行不得辦理異地貸款，故業務範圍仍相對局限；二來中資銀行本身對於投入村鎮銀行的業務，意願就相當低落，村鎮銀行的客戶以農民為主，還款能力受到質疑，台資銀行搶進，面臨不良債權的風險恐高出許多。
儘管曾銘宗回應，已祭出更多控管措施，包括國銀對中國曝險不得超過其上年度淨值的一倍；國銀累積撥入中國地區分行的資金及當地投資總額，合計不得超過淨值一五％；還有國銀第三地區分支機構，以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對中國授信總餘額，不得超過其資產淨額的三○％，但仍然無法完全消弭質疑的聲浪。
如今「金融三會」與《服貿協議》一樣，已提升至兩岸之間難解的政治議題層級，何時能解套，仍遙遙無期，考驗雙方主管機關的智慧。另一方面，即使服貿過關，台資銀行要西進，還有哪些挑戰等待克服，也值得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