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開始同步監視你敲鍵盤的網路活動，這是侵犯隱私還是國家安全？格林華德（Glenn Greenwald），《衛報》專欄記者，因報導史諾登揭發美國政府濫權監控內幕，而得到今年普立茲公共服務新聞獎。史諾登為何找上他？兩人如何聯手掀起撼動全球的世紀大案？格林華德的第一手告白與精采書摘搶先曝光。
但是，光有決心還不夠，他必須找到信任的夥伴，與他一起堅持到底，聯手報導天翻地覆的大新聞。
從史諾登化名接觸，到《衛報》專欄記者格林華德寫出第一篇新聞，這中間過了一八○天。
第一次接觸 神祕男子來信
我收到一個檔案，內含二十五份文件。第一張幻燈片舉出一項計畫，列舉美國國安局向「微軟、雅虎、谷歌、臉書等的伺服器，直接蒐集資料。」一張表列出每家公司加入方案的日期。
我太興奮了，必須暫停閱讀，消化我讀到的訊息。
二○一二年十二月一日，我收到史諾登給我的第一封通訊，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他發給我的。
這封電子郵件來自一位自稱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以下簡稱Ｃ）的男子──羅馬農夫辛辛納圖斯，在西元前五世紀被推舉為羅馬最具權力的獨裁官，領軍抵抗來犯敵人。後人最記得的事蹟是：他在擊敗羅馬的敵人之後，立刻自願放棄政治權力，回鄉務農。
電子郵件開頭就說：「我非常重視人們通訊的安全。」他表示我必須使用ＰＧＰ加密系統，才願意與我溝通他確信我會感興趣的東西。
Ｃ的電郵沒能讓我馬上行動。我經常聽到各方人士要告訴我「驚天動地的大消息」，可是結果往往不是那麼一回事。而且我手上經常同時有好幾條線索在挖新聞，因此必須掌握某些具體事物，我才會拋下手邊的事去探索新線索。
Ｃ和我陷入僵局，他不肯明白告訴我他手上掌握什麼，甚至也不說他是誰、在哪裡高就，除非我先安裝加密軟體；但是沒有明確內容的激勵，我就拖拖拉拉沒去安裝程式。
Ｃ後來告訴我，這時候他開始抓狂。他心想：「我這裡甘願承擔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險，交給這傢伙數千頁來自全國最機密機構的絕密文件，光憑這些文件就會引爆數十、數百個重大獨家新聞。這傢伙竟然連安裝個加密程式都懶得去做。」
我就這樣差一點錯失了全美國歷史上最大條、影響最深遠的國家安全揭密事件。
爆料！美國祕密機構正在監控全世界
我再次理會這件事，已經又過了十個星期。一三年四月十八日，我見到紀錄片製作人蘿拉．波伊特拉（Laura Poitras）給我的電郵：「有事商量，最好是當面談。」我一向對她的留言不敢掉以輕心。她是我所認識最專心、最勇敢、最獨立的新聞工作者。在伊拉克戰爭打得最慘烈的時候，她涉險進入，毫不退縮地觀察在美軍占領下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狀況。
一○年，我們初次認識之前，她進出美國國門已被國土安全部扣押近四十次，盤問、威脅，沒收她的筆電、照相機和筆記本。她一再隱忍，不揭露這些無休無止的騷擾，因為擔心大力反彈反而壞事，使她無法工作。但後來，蘿拉受夠了，她預備讓我把這一切公諸於世。
我發表文章，詳載蘿拉遭受的持續盤查，引起各方極大重視。文章刊出後，蘿拉從美國出境，再未被攔下盤問或查扣資料。
我們得到一個共同結論：國家安全官員不喜歡見光。他們只有在自認安全，也就是黑暗之中才會胡作妄為。我們發現，保密反而助長濫權，透明化才是唯一的解藥。
我們在餐廳坐下後，在蘿拉的堅持下，換了兩次座位，以免有人聽到我們談話。由於我隨身帶著手機，蘿拉要我取出電池。她說：「聽起來挺像妄想症。」但政府有能力遙控操作來啟動手機當竊聽工具。
現在蘿拉開口說話。她收到某人發給她的一系列電郵，對方聲稱掌握某些關於美國政府偵伺自己的公民、全世界各地人士的極端機密，以及可揭發罪證的材料。他明白要求蘿拉和我合作來揭露、報導消息。
蘿拉從她包包裡掏出幾頁紙，那是無名氏給她的兩封電郵。我當場從頭讀完，它們非常有吸引力。
蘿拉說，我必須和消息來源直接通話，讓他放心，安撫他所關心的事。
不到一小時，他發電郵給我。這電郵來自VERAX@SAFE-MAIL.NET。拉丁文VERAX意即「說真話的人」，主旨欄是「亟須一談」。
他寫說：「近日內你必須推掉短期旅行，以便和我會面。你必須加入這則報導。我們可以當面交談嗎？」他建議我們利用ＯＴＲ（通訊軟體）交談。
十五分鐘不到，我的電腦發出鈴聲，通知我他已經在線上。我有點緊張，敲進他的名字，打上「哈囉」。他回答了。
我立刻告訴他我絕對參與這個報導。我說：「我願盡全力報導這個故事。」消息來源的姓名、工作地點、年齡及其他所有特徵我全都不知道，但他問我願不願意到香港與他會面。我沒問他為什麼在香港，我不希望他覺得我在追問情資。
我說：「我當然可以到香港。」我們當天在網上交談了兩個小時。
我從蘿拉給我的電郵曉得，他覺得有責任告訴全世界，美國政府正在祕密打造龐大的間諜架構。但是他希望達成什麼目的？
他說：「我希望點燃全世界關於隱私權、網路自由以及國家監聽安全的討論。我不怕自己會遭遇到什麼。我已經認清，這麼做的話，我這輩子恐怕就完了；我可以平靜接受後果，我知道這是該做的事。」
然後他吐露一段驚人的話：「我要挺身承認是我揭露這些事情的。我相信我有責任解說為什麼要這麼做，以及希望達到什麼目的。」他已經寫好一份文件，等他亮明揭密人士的身分後，就要在網路上貼文，這是一份支持隱私、反監聽的文告，號召全世界人民來連署，展現全球支持保護隱私。
史諾登在美國政府眼中是叛國者，但不少人認為他是英雄。（圖片來源／Getty）
堅決！不怕政府追殺 只怕白白犧牲
儘管亮明身分的代價極高，長期吃牢飯是一定免不了的，但消息來源一再表示，他可以平靜接受這些後果。他說：「我做了這些事之後，只怕一件事，那就是人們看到這些文件後聳聳肩說：『本來就會這樣嘛！沒什麼好介意的。』我只擔心我白白犧牲。」
我勸他放心，其實我也不是這麼肯定。我曉得很難讓人關心國家祕密監聽，因為侵犯隱私和濫權太過抽象，難以用簡單的方式讓公眾參與。
但這一次或許會不一樣，當絕密文件外洩時，媒體會注意到，而且警告來自國家安全機構裡面的人，而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律師或民權人士，這將會嚴重得多。
飛機降落前不久，我讀了最後一份檔案。雖然它的檔名是「先讀我」，但我把它壓到將抵達香港才讀。這份文件亮出了消息來源姓名──這是我首次知道他的姓名，這份檔案的結尾如下：
愛德華．約瑟夫．史諾登 社會安全卡號碼：246-55 7074
中央情報局化名大維．邱治亞，員工證號碼：2339176
國家安全局，前任高級顧問(以公司身分掩護)
中央情報局，前任外勤官員(以外交官身分掩護)
國防情報局，前任講師(以公司身分掩護)
赴港見本尊 原來是個小伙子
會面的這一刻，是整個歷程中最令我震驚的一刻。我以為史諾登可能有五、六十歲。
會做出如此極端和自我犧牲的決定，預備餘生要坐牢，我猜想他已走到職涯盡頭；但眼前這個人，只有二十九歲。
第二天上午我和蘿拉在旅館大廳會合，坐計程車到史諾登下榻的旅館。蘿拉負責安排和史諾登碰面的細節。她很不願在計程車上講話，司機會不會是地下情報員？我們的對話會被監聽嗎？我已經不再覺得這種顧慮是妄想，但還是從蘿拉嘴裡問出會面的規畫。
我們要到史諾登下榻的旅館三樓，那裡有一間會議室，他選了一處他認為完美的地方：足夠遠離「人交通」（human traffic）──這是他的用詞──但又不至於偏僻到我們到那兒等人時會引來不必要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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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疑！高級飯店會面過程有如間諜片
蘿拉告訴我，一旦我們到了三樓，靠近指定房間時所碰到的第一位旅館員工，就要問他：「有哪個餐廳現在營業嗎？」這就是給史諾登的訊號，表示我們未被跟蹤，而他顯然就在附近等著。進入指定房間後，我們要在「一條巨大鱷魚」旁邊的沙發等候。我向蘿拉問清楚了，鱷魚只是裝飾品，不是活生生的動物。
我們有兩個碰面時間：上午十點五分和上午十點二十分。如果史諾登未在第一個約定時間的兩分鐘內出現，我們就立刻走人，先去別的地方，等到第二個約定時間再回來，他會來找我們。
「我們怎麼曉得那是他？」我問蘿拉，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的相貌特徵、年齡、種族等。
她回答說：「他手上會拿著俄羅斯方塊。」
我一聽，禁不住大笑出來。這個情境太詭異、太極端了。我覺得自己像是在香港參與演出一齣懸疑緊張、超現實的國際驚悚電影。
計程車把我們送到美麗華酒店（Mira Hotel）大門口。我注意到酒店位於九龍一個繁華商業區，附近有許多光鮮高樓和精品店，這是一個非常顯眼的地方。一進到大廳，我再次感到震驚。史諾登不僅住旅館，而且還是一家相當豪華的大酒店，一晚就得花費好幾百美元。我心想，為什麼一個打算揭露國家安全局內幕、需要盡可能低調的人，會跑到香港躲藏在最繁華鬧區的五星級酒店？當時我沒有必要去推敲這些問題，因為再過一會兒我就會見到他本人，到時候我就會明白為什麼了。
和香港的許多大樓一樣，美麗華酒店大得像個小村莊，蘿拉和我至少花了十五分鐘在迷宮般的走廊搜尋，才找到預定見面的房間。我們必須換乘好幾次電梯、走內部天橋，以及一再問路。當我們覺得已經接近會面地點時，我們看到一位酒店員工。我有點侷促不安，開口問了那個暗號問題，他告訴我們有好幾個餐廳可以挑選，一一給了方位指示。
轉過彎，我們看到一個敞開的門，一條巨大的綠色塑膠製鱷魚趴在地上。我們依指示坐在空蕩房間中央的沙發上，緊張並且默默地等候。這間小房間顯然沒有什麼實際的功能， 一間似乎不會有人走進來的房間，因為那裡除了沙發和鱷魚以外，什麼也沒有。我們默默坐了非常漫長的五分鐘，沒人來。我們就走了，在附近找個地方逗留十五分鐘。
上午十點二十分，我們回去，又在鱷魚旁邊的沙發坐下來。沙發面對房間的後牆，牆上有面大鏡子。兩分鐘後，我聽見有人走進來。
我沒有回頭看是誰，我繼續盯著後牆那面大鏡子，鏡子裡出現一個男子的倒影進入房間，朝我們走過來。直到他距離沙發只有幾英尺，我才轉頭。
進入我眼簾的第一樣東西，就是他左手上還在轉動的俄羅斯方塊。史諾登說聲哈囉，伸手和我們打招呼。整個會面過程一再峰迴路轉，而會面的這一刻，是整個過程中最令我震驚的一刻。
震驚！揭密者僅是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
我不想協助政府查出我的消息來源，史諾登說服我，查出他的身分是避免不了。更重要的是，他決心讓世人來評斷他是什麼人，而不讓政府來說三道四。
史諾登當時二十九歲，但是看起來至少還要年輕個幾歲。當時，我實在無法把一切連結起來。我以為史諾登年紀比較大，可能有五、六十歲。我知道他預備拋棄性命，或許餘生都要坐牢，以便揭露他覺得全世界都應該知道的事情。因此，我猜想他已走到職涯盡頭。我以為有人會做出如此極端和自我犧牲的決定，他們一定已經歷許多年、甚至好幾十年之久的深層失望。
看到消息來源這麼年輕，我困惑了。我的腦子開始檢視各種可能性：這會是騙局嗎？這樣年輕的人怎麼可能接觸得到文件？或許，他是消息來源的兒子、助手或情人，現在要帶我們去會見消息來源本人。各種想得到的可能性，統統浮現在我腦裡，但沒有一項有道理。
他也很生硬地說：「請跟我來。」蘿拉和我跟著他走。我太震驚了，講不出話來，蘿拉也和我一樣，我們幾乎默默無語跟著他走。
不曉得他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我們進入電梯，乘坐到十樓，走向他的房間。史諾登從皮包裡掏出卡片鑰匙，開了門。他說：「歡迎！房間有點亂，抱歉，但我已經一、兩個星期沒踏出房門了。」
往後十一天在香港，我天天和史諾登會面長談。我每天夜裡睡不到兩小時，而且還得靠安眠藥才勉強入睡。其他時間都花在依據史諾登的文件寫文章，文章見報後，又得接受各方訪問、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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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歷盡掙扎 真相終於曝光
我們一致決定，假如《衛報》不願在當天下班前登出新聞，我就辭職，立刻把新聞貼在我們新架的網站。雖然我了解自己做，沒有媒體撐腰，風險太大了，但無所羈束，一直都能使人更堅強。
我一離開美麗華酒店，回到自己旅館後，通宵寫稿趕出四篇稿子。第一篇談《外國情報監視法》專案法庭下達的裁示。這個法庭是美國政府裡最神祕的一個組織，它的一切裁決都自動列為絕密，只有一小撮人有權接觸到它的決定。
我看到的裁示令人咋舌。它命令電信商威瑞森（Verizon Business）交出：一、美國與外國之間，二、美國境內全部，包含本地電話，所有通話詳細紀錄。這代表國安局祕密地、不分青紅皂白地至少蒐集數千萬人的電話通聯紀錄。
第二篇談美國前總統布希未經法庭核准，就從事竊聽活動的歷史，根據的是國安局稽查長二○○九年一份絕密內部文件。
第三篇是「無限制的線民計畫」。「無限制的線民計畫」是國安局某一計畫的名字，旨在量化該局每天的監聽活動。檔案中有一張地圖標示二○一三年二月的三十天週期內，國安局從美國國內通訊系統中蒐集了三十億筆以上通聯資料。
第四篇是「稜鏡計畫」。「稜鏡計畫」是國安局藉由美國網路服務商取得所要的一切資訊。文件上出現允許官方「稜鏡計畫」直接進入其伺服器的九大網路公司，包括：蘋果、谷歌、臉書、雅虎、YouTube、Skype、美國線上等。讓我心急如焚也就是這條新聞，因為《華盛頓郵報》也掌握這批文件，隨時可以發表。
要搶先一步的話，我們需要《衛報》立刻刊登新聞。但是我們有個問題，《衛報》編輯也和律師會商，聽取警告或建議。我問：「這對我們正在做的事有什麼影響？什麼時候可以見報？」
吉卜生(《衛報》美國版總編輯)告訴我：「我真的不知道，我必須把一切搞定才行，我們明天還要與律師會面，到時候情勢會更清楚。」
這下子我真的緊張了，我不曉得《衛報》編輯會有什麼反應，他們會被美國政府嚇成軟腳蝦嗎？這時候我心裡已經拿定主意，只要感覺《衛報》猶豫不決，我就要另投明主來爆料。
我們擬出我要在線上告訴吉卜生的話：「現在已是下午五點，我給你的截止時限，三十分鐘內如果不發稿，就此中止我和《衛報》的合約。」
這則短訊威脅的意味太重。如果我在這種情況下離開《衛報》，屆時什麼事都會被掀開來。我把口氣放軟，改成：「我了解你有你的考量，必須做出你認為正確的事。我決定千山獨行，去做我當做的事。」然後我敲了發信鍵。
不到十五秒鐘，我旅館房間的電話響了。吉卜生打來的，他顯然心緒很亂：「我認為你太不公平了。」我答說：「我認為你才是不公平。我一再問你，你打算什麼時候發稿，你卻不肯給我答案，只會躲躲閃閃。」
下午五點四十分，吉卜生發來即時通訊，附上超連結。他說：「已經上線了。」標題是：「國安局每天蒐集數百位威瑞森客戶電話紀錄。」
這篇文章立即產生巨大影響。當天晚上，每一家全國新聞廣播網無不以此為頭條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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