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能理解，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與治安穩定，必須建構適當的監控網絡。但是，一般人更關心的是，錯綜複雜的監控系統，會不會成為國家機器伸進私領域的那隻黑手？
表面上，作者喬治．歐威爾筆下那個恣意侵害人權隱私的警察國家，似乎並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但為了治安與戰略安全，世界各國暗地裡仍費心打造不同規模的情報網絡，嚴密控管風險；在數位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這類監控系統早已跳脫實體的監視器、監聽線範圍，改以數據交換形式在無法感知的「空中」進行。
台灣，當然也不例外。
台灣的監控系統可分為治安監控與國安情報監控兩項。治安監控由檢察體系指揮調查局與刑警執行；情報監控則由國安局調度憲兵司令部作業。監控手法包括電子偵測、資通訊截收、衛星偵蒐拍攝、跟監、錄音錄影等。
監聽電話是最廣泛使用的情蒐方式，在行動通訊還不發達的年代，監聽作業高度倚賴人力，相關單位必須直接到電信局機房裝置錄音設備，並且定期更換側錄帶聽譯；遇上緊急案件，也會派人二十四小時駐守機房的「現譯台」，即時掌握監控的對象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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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有雜音，就是被監聽？ 沒徵兆、沒得查，被監控根本無從得知
隨著手機日益普及，電話監聽技術也更加進化，監控單位與電信業者直接用T1光纖連線，將被監控對象的通話紀錄直接傳送至硬碟資料庫，隨後再將檔案壓縮製成光碟，供辦案人員判讀譯文，語音與文字簡訊皆鉅細靡遺。特偵組去年因偵辦法官收賄案監聽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四個月，錄下一百三十六片光碟的檔案；柯建銘自己判斷，一共有兩萬通電話與數千則簡訊被監聽系統側錄。
一直以來，外界對監聽總有些天馬行空的想像，例如有人信誓旦旦地指稱，當手機通話品質不穩或經常出現雜訊干擾，就代表電話遭監聽；網路上甚至有傳言，只要用手機撥打特定號碼，就能查證電話是否遭監聽。但資深刑警直言：「雖然只要是電話就能被監聽，但被監聽的人不會發現任何徵兆，說撥幾個號碼就能知道有沒有被監聽，根本就是編故事。」
「我們當然也會懷疑自己被監聽，所以曾有人委託徵信業者監聽自己的號碼，如果掛不上線，就表示自己『中』了，因為同一個門號不能被重複監聽。」資深辦案人員笑著說出這個聽來有些荒謬的「調查」方式。
除了地面線路監聽以外，情報單位更能利用高階衛星設備，攔截通訊電波與對話紀錄。曾從事情報工作的退役官員指出，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駐外館處，重要會議室外牆一定裝設霧面玻璃，就是為了避免他國情報人員以衛星電訊集聲監聽；情報單位也有全球連線的聲紋辨識系統，得「以聲追人」，但這類高階技術，鮮少在國內使用。
除了傳統的語音通話以外，現在大家也常透過臉書（Facebook）、電子郵件、LINE、WhatsApp聯繫，這類通訊軟體，自然也成為情治單位監控的首要目標。事實上，調查局與警政單位，也都有專責部門，負責網路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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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局偵九隊，專責網路監控！ 掌握IP位址，等於掌握一切內容
例如刑事局偵九隊，平時就會在公開的社群網站進行「網路巡邏」，以土法煉鋼的關鍵字搜尋，尋找辦案資訊。偵九隊隊長李維浩指出，警方確認有犯罪嫌疑後，就能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向法院申請監察許可，查詢嫌疑人IP位址，甚至攔截網路通訊封包；若涉及擄人勒贖、毒品交易、殺人等重大犯罪，辦案單位也能向Facebook等公司索取使用者個資與通聯紀錄。
事實上，LINE與WhatsApp等通訊軟體都有加密程式設計，以防使用者通聯內容遭攔截竊取，「警方就算掌握了被監聽者使用通訊軟體，也只能看見他把訊息發給了誰，但每個封包都像是一個密件，完全看不到內容。」基層刑警回憶幾年前智慧型手機剛問世時的辦案狀況。
接著下來，就是軟體研發商與政府技術團隊的鬥法過程。儘管官方從未承認試圖破解通訊軟體加密系統，電信業者卻認為官方說法實在「太謙虛了」。曾任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的翁樸棟表示，無論再怎麼高端的加密技術，政府只要能掌控IP位址，就可以透過交通部所有、委託中華電信管理的TWIX資訊交換系統，攔截所有通訊內容，無論電子郵件或是通訊軟體，「想監控誰就可以監控誰」。
由於掌控了交換平台，網際網路（Internet）或3G訊號使用者，就算對電子郵件加密，或把臉書訊息設為不公開，相關單位只要把同一個IP位址產生發送的封包儲存下來，再一一進行解密，還原內容技術上毫無困難，「防君子不防小人」。
翁樸棟說，除非使用不公開、須認證才能進入的網路系統如VPN（虛擬的租用網路），通訊內容才無法被側錄；因此許多企業租用VPN中的多點式PIS（企業電腦管理系統），進行點對點的聯絡，才能夠躲避監控；但這類系統成本頗高，一般人幾乎不可能花錢購買。
由於《憲法》保障人民祕密通訊自由，因此無論是治安或情報工作，若有必要發起監聽，都必須先經由法院核准；結束監控以後，也必須發放停止監聽通知書。然而，再怎麼嚴謹良善的制度設計，都有被濫用的危機，事涉基本人權的情治監控，正當性與適用範圍也屢屢遭到質疑。
熟悉監控行動運作的人士指出，早年相關單位對停止監聽通知書的發放相對消極，有時能不發就不發；就算被法院逼得緊了，也有「權宜應變」措施。例如有人會到被監聽者家門口張貼通知書後拍照，接著就把通知書取回，把照片呈上法院交差；或是以郵政信箱寄出單掛號信留下紀錄，事實上寄出的根本不是停止監聽通知書。
通訊監察是政府重要的監控手法，治安及情報單位皆有相關設備，隨時支援偵查需求。（圖片來源／U D N . C O M）
柯建銘監聽案，引發社會反彈 查詢與柯通聯者，竟不須經過法院同意
國安局上校吳兆漢二○一二年就曾因○七到○八年之間遭監聽，監聽結束後卻未即時收到停止監聽通知書，因而狀告主管機關國安局。儘管士林地方法院認定發送通知書的責任單位應為憲兵司令部，而非國安局，一審判決吳兆漢敗訴，但這起案件仍凸顯國家情治監控，並非百分之百依照法定程序辦理的嚴肅問題。
資深刑警也坦言，早年治安監聽的限制遠較現在寬鬆，除了擴線監聽辦案幾乎沒有阻礙以外，為了辦案需求，監聽嫌疑犯住家附近的公用電話、甚至大樓總機更是家常便飯，偶爾掛錯線，也只是無傷大雅的失誤，不會有人在意，「沒有人會花閒工夫去聽別人的風花雪月，掛錯線就只是不去聽，等到時間結束而已。」
這樣的便宜行事，顯然不能被一般民眾接受。一三年九月，特偵組因監聽柯建銘，意外獲悉立法院長王金平疑似關說司法的對話紀錄並主動公開，引發社會對於國家監控作為的強烈質疑。立法院於是在一四年一月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進一步限縮政府監控通訊的權力與範圍；就連調閱能得知發話與受話位置的通聯紀錄，也必須經過法院同意。
但修法限縮監控權限，掌握公權力的政府，還是能透過各種方式窺視你我的生活。以柯建銘被監聽案為例，根據法務部提供的公文紀錄，檢察官不須經法院同意，即可指示相關單位，查詢每一位和柯建銘通聯者的基本資料、銀行資金往來、帳戶活動紀錄、信用卡交易明細等個資。
民間司改會前執行長林峯正在一三年七月四日與柯建銘通話後，特偵組檢察官隨即以「疑似關說司改」為由，指示事務官查詢林峯正的三親等是否涉及司法案件，並且查詢林的信用資料。一名王姓女子去年七月與柯建銘通聯以後，也被特偵組下令查詢信用卡及健保資料。「信用卡交易紀錄和健保病歷都屬於個人隱私，政府卻利用公權力任意查詢，明顯侵犯人權。」柯建銘說。
特偵組將柯建銘與王金平疑似關說司法的對話內容公開，引發社會對國家監聽正當性的強烈質疑。（攝影／劉咸昌）
維護國家利益或侵害人權？ 權力若遭濫用，重傷民眾秘密通訊自由
電信業者也質疑，網際網路使用者不斷增加，但修正過後的《通保法》，並未限制政府向業者索取IP位址的條件，在網路破解技術突飛猛進之下，這項權力若遭濫用，對於民眾祕密通訊自由，也將產生重大傷害。
「國家若有心要監控，你根本躲都躲不掉。雖然我們都同意適當的監控絕對有必要，但執行上一定要非常謹慎，不希望誤闖任何一個人的私領域；我們也不能排除有執行者心存歪念……。」曾從事情報工作的退役軍官語重心長地說。
無論時代環境如何改變，政府監控一定會以不同形式，持續圍繞在你我周圍。類似網絡存在的意義，究竟是維護國家利益，抑或侵害基本人權，差別只在於「老大哥」的一念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