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賣的世代

學生們先是占領立法院，然後闖進行政院，接著竟然號召五十萬人走到了總統府的門口，著黑衫、持標語、反服貿。

坐在府內的總統馬英九大概會這麼想吧──他們，為何總是不服？

三月十八日學生占領立法院以來，總統和行政院長江宜樺已經為了這群學生開過四次記者會，也自認接受了許多的學生訴求；但學生的要求看似沒完沒了，行動一波比一波更激昂、更洶湧。

總統恐怕要想得深入一些了，這股怎麼哄也滅不掉的堅定意志，其實來自於許多存在已久的台灣病。這些病，長年累積，卻始終看不到改變的可能。

這些病，讓年輕人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其實，我非常想回台灣，但是，一想到薪水只剩下四分之一不到，只好再忍下去……。」為了這次三三○上凱道的活動，專程從香港趕回來的蔡秋洵，語氣激動地表示。

蔡秋洵或許正說出了台灣許多長期在海外工作的精英，心裡最深沉的話。

今年三十二歲的蔡秋洵，台大財金系畢業，曾經是二○○七年元大證券香港分公司設立後，第一位從台北派去的員工；到今年底，在香港工作整整七年，她將領到香港的「永久居留證」。只是，這一張企盼已久的居留證到手，她想回台灣的心，卻更濃了。

「無論如何，台灣終究才是自己的家。」蔡秋洵如今在港股上市公司擔任經理人，薪水加上股票選擇權，年薪超過港幣一百萬元，而且生活作息正常，周末都可以休假。她的大學同班同學許多人和她一樣，選擇離開台灣，現在分別在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工作；如今，這一屆的台大財金系校友，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同學，仍留在海外工作，沒有回台。

年輕人真的反服貿嗎？看不未來與中國的敵意才是主因

如果你以為蔡秋洵是特例，那就錯了。這一次，為了深入了解台灣年輕人心中最深的憂慮，為了理解最精英的年輕族群為什麼不願回台工作？《今周刊》進行「青年世代正義大調查」，令人難過且震驚的是，竟有高達六二．九％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才剛剛要起步的人生，會比父母那一輩過得還要差；對自己未來感到「沒有希望」或「非常沒有希望」的年輕人，也高達六一．五％。

這個答案，或許正點出了這次太陽花學運的根本癥結。

《今周刊》與世新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郭迺鋒、波仕特線上市調網合作，對二十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透過網路進行線上問卷調查，總共回收有效問卷共一一九六份，在信心水準九五％的信度下，正負誤差值為二．八三％。

三十五歲，正是人生的重要轉折；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菲力普斯健康中心」（Philips Center forHealth and Well-Being）四年前提出一項研究成果，說明過去人類在四十歲才要在經濟、健康方面承受的「中年壓力」，已經提前到三十五歲面對。

而《數位時代》總主筆詹偉雄表示，從現在回推十五年前，當時正當二十歲的年輕人，正好是二○○○年網路開始普及的「網路世代」，網路徹底影響了這一世代的思考態度，由三十五歲劃開，剛好可以分為不同的兩個世代。

透過這份問卷，清楚地看到三十五歲以下的台灣年輕人，對個人未來的無力感，與對整體社會環境不抱期待與希望。

其中，「低薪資」、「高房價」、「高失業率」，正是長期以來，壓在年輕人心頭沉甸甸的壓力。調查中顯示，有高達七九．七四％的年輕人，認為「低薪資」正是他們心中最深層的憂慮，也有六九．○八％的年輕人認為「高房價」是他們的心頭大患，這兩顆巨石，壓得他們抬不起頭。

此外，還有三四．九三％的人認為，失業率是極大問題；三四．四一％認為「政府效能不彰」；二四．四五％認為「政府政策過度傾中」，是他們心底的憂慮。
而從談判到審查一路不透明的《服貿協議》，則是他們終於等到的破口。抽絲剝繭、找出年輕人反服貿的真正原因，也就不難拆解青年之怒的真實面貌。

《服貿協議》的兩大基因，一個是「貿易自由化」，另一個是「對中國更開放」。前者的好處是能鞏固台灣外銷市場，讓台灣享受各國市場商機，並且透過外來投資刺激國內產業升級，提升國民薪資所得；後者，則讓人憂心中國對台敵意趁勢入侵的可能。

是挺或反，取決於「自由化的好處能否強過對於中國的憂慮」。這樣的心態衝突，就像中華經濟研究院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及ＲＴＡ（區域貿易協定）中心副執行長李淳所形容的：「這是史上第一次，兩國簽訂貿易協定時，一方正用飛彈對準著另外一方。」

馬總統說，自由化是台灣不得不走的路。聽來沒錯，但年輕人心裡的疑惑是，自由化的好處究竟是什麼？

貿易自由化錯了嗎？經濟是成長了 但卻沒反映在薪資上

○八年十月，中華經濟研究院做了這樣一份報告──「入會六年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所謂入會，是指台灣於○二年一月一日加入ＷＴＯ，自此，台灣可以享受各國的市場開放商機，這是台灣走向貿易自由化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這份報告中的第一點結論卻是這樣的：「入會六年來，貿易值明顯增加，但對國民所得帶動效果不大。」此外，報告中的第五點結論如下：「服務業貿易明顯擴張，但對服務業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影響有限。」

自由化，台灣在十二年前就已踏出了重要的一大步，走到今天，台灣的進出口除了○九年之外，年年出現大量順差，但這來自於自由化「鞏固出口市場」的果實，並未反映在市井小民最有感的薪資所得上；就業人數最多的服務業，也並未因為自由化而有效擴張──台灣人的平均薪資已經倒退十五年了啊！

年輕人對「自由化」的好處全然無感，又如何在「自由化與中國憂慮」的掙扎中，心甘情願地力挺服貿？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系主任辛翠玲指出，台灣必須加入區域整合市場，才能讓自己不被自由化的國際經貿規則拒於門外；但她也提到，為提升出口而低估的匯率，加上台灣出口產業議價能力不高，即使受惠於自由化而增加訂單，卻可能成為一個高效率、低價值的「過勞經濟體」。

「這些意見並非『反自由化』，而是經濟成長不能只依賴自由化。」辛翠玲說。

所以總統先生，當你透過總統府的窗戶看見數十萬抗議人潮湧向凱達格蘭大道，想的，不該只是如何說服這群人接受自由化的好處；而是靜心思考，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讓自由化的好處只在「經濟成長率」的增加，而未能真正反映在台灣人的所得水準。

年輕人反對的或許不是自由化，而是不能讓自由化果實化為薪資增長的錯誤政策。政策不改，「自由化」就只是一件漂亮的糖衣，糖衣裡包裝著錯誤的政策，持續出賣著年輕人的未來。

高房價會進一步失控？高所得一族都差點買不起房 仍不見政府作為

薪資偏低的另一面，就是對於高房價產生更加深沉的無力感。在服貿爭論中，年輕人擔心陸資、陸客大量開放將造成房價高漲，政府總是以「對陸資買房有嚴格管制」回應；乍聽有理，但人民心中最簡單的反問可能是：如果服貿上路前，政府都無法有效壓抑房價，又如何擔保陸資更開放之後，已經居高的房價不會走向失控？

蔡秋洵的大學同班同學陳宣宏，去年毅然決然自香港打包回台灣了。回台之前，他已做好了接受低薪的準備；但，他顯然低估了台北房價帶給年輕人的沉重壓力。

陳宣宏在香港瑞士銀行、瑞士信貸工作七年多，但是去年起，他決定帶著同樣台大財金系畢業的老婆，回台灣定居。

「回來純粹為了下一代的教育。」事實上，陳宣宏幾年前已經在香港買房置產，他算了算，香港地產雖然看似貴，但是沒有像台灣一般公設過高的問題，租金的投報率也比台灣高，算下來，比在台灣置產還划算。因此雖然回來台灣定居，但香港房子沒有賣掉，每個月照收將近港幣二萬元的租金。

但回到台灣，第一個面對的，就是薪水腰斬再腰斬，如今的年薪，和香港工作時的數字相同，只是港幣換成了新台幣。

「薪水低已經是預料之中，但房價之高，真的讓我們吃足了苦頭。」陳宣宏苦笑說，夫妻回台都在金融業上班，已經算高所得一族，但面對台北令人咋舌的高房價，還是得勒緊褲帶過日子。

但陳宣宏的問題恐怕不是短期能夠看到曙光。在這次《今周刊》的調查之中，有高達八二．二％的年輕人認為，這些問題在未來五年之內，恐怕都難獲得改善。

的確，高房價早已不是新聞，但長期以來，我們從未看見政府對於高房價問題有「全面宣戰」的決心。

打擊房價，最顯而易見的手段就是「稅」。透過加重房地產持有稅，提高養房成本，壓抑囤積、炒房的意願。然而，馬政府上台後的幾項加稅改革，要不就是瞄準資本市場，要不就是鎖定「高薪資所得」族群，從來沒有針對民怨之首房價問題有效開刀。

一位國內重量級投資家曾說：「西方人致富靠創新，中國人致富靠囤積。」這句話，呼應了某位上市科技公司董事長前些日子的個人觀察：「台北市天母的晚上很冷清，店面空置一片；但房東不肯調降租金，租不出去影響不大，因為房子空著也沒有太多成本。」

他感慨地說，高房價不但影響居住正義，更牽制了年輕人的創業機會，辦公室、店面都租不起，年輕人如何創業？而一個沒有年輕創業者的國家，又有多少的創新能量呢？

精英為什麼回不來？台灣機會愈來愈少 留下來的人更辛苦

薪水成長、買房成家、創業自立，這些屬於年輕人的基本夢想，這些讓年輕人奮力打拚的動力來源，在台灣，幾乎已經找不到存在的空間了。

「三十年前，台大畢業生到美國發展，多半不想再回來；但如今同樣台灣的精英離開台灣後，『想回卻回不來』，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回不來？值得執政者深思。」台大社會系教授曾嬿芬一語點出問題的癥結。

這個問題，或許也是如今正在立法院抗爭的「林飛帆們」、「陳為廷們」，最想知道的答案。

在這次的調查裡，令人難過地發現，或許如蔡秋洵、陳宣宏等精英，他們有能力選擇離開台灣，到海外尋求更好的發展；但更多的年輕人，分別有五五％的人選擇「省吃儉用」、五三．九％的人選擇「提升自我競爭力」，以及四成的人以「學習投資理財」等方式，在侷促的空間裡奮力掙扎。

此外，雖然僅有一五％的年輕人決定以赴海外工作作為抵制惡劣環境的盾牌，但如果這些有能力出走的都是如台大、清大畢業的精英，將是台灣社會的極大損失。

「精英出走絕對是國家發展的一大警鐘。」郭迺鋒表示。當然，也有少數不甘困境的年輕人，如立院中的林飛帆、陳為廷，他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把自己力量發揮到最大，努力要在窄室中揮舞出天地。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本次調查中，選擇以「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突破悶局的受訪者，僅僅只有一七％。

此外，有近八成的年輕人認為，台灣目前的政經環境對其並不公平，而且有六四．四％的人認為台灣未來十年不僅難見好轉，而且還會更糟。

「離開台灣」，似乎已成年輕人最好的出路。(攝影/劉咸昌)

狀況還會更糟糕？跌勢止不住 輸出台勞的時代恐不遠了

台灣彷彿陷入一個惡性的循環之中，尤其是對未來大環境越感無力者，越想離開台灣，赴海外工作；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台灣問題在未來五年不可能改善的受訪者當中，有四七％希望能夠遠走海外，比對未來感到有希望的比率高出不少。

而對「低薪資」、「高房價」、「高失業率」等台灣重病深感憂慮的受訪者中，有高達八成更進一步覺得在未來五年內，這些「症頭」都難獲好轉，一道道黑壓壓的烏雲，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來。這個止不住的跌勢，把許多年輕人逼得往外跑，無論是高薪的金融業，或是須吃苦耐勞的「海外台勞」；總之，「離開台灣」，彷彿成了年輕人僅有的出路下，最好的出口。

事實上，這首青春悲歌早就在台灣上空低吟多時，過去，《今周刊》製作的「無感復甦」、「苦勞經濟」、「別把孩子當提款機」、「搶救年輕人的購屋夢」等封面故事，在在都在提醒當局，正視這個嚴肅的問題；只是這次，終於有年輕的學子登高一呼，劃破天際大聲唱出了破口，全面引爆。

破口來自於服貿，來自於不透明的談判與審查，但這些不過是引爆台灣青年滿腔怒火的引信罷了。就算服貿順利上路，就算抗爭終於落幕，只要這些一刀一刀凌遲著年輕人的問題一日不改善，只要政府仍然不能痛定思痛，拿出執行力改革，台灣，終究是個沒有未來的島嶼。

反之，政府若能痛定思痛，全民能夠自此覺醒，誰敢說台灣沒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