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未來還有很多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要談，我們可以從這次《服貿》事件學得什麼？前財政部長顏慶章曾任駐ＷＴＯ代表，而另一位財政部長林全，在任內推行稅改，兩者都是經濟事務專家，他們剖析未來台灣該做什麼事，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顏慶章：國會應建立貿易授權機制
《服貿協議》是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協議）裡的具體協議，而ＥＣＦＡ本身就屬於ＦＴＡ（自由貿易協定）性質，在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體系裡自有一套規範。在此我不特別針對《服貿協議》，而單純從行政權與立法權，來審視台灣從以前到現在對外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提出一個問題：「立法院難道不需要有任何事前參與嗎？」
不只這次的《服貿協議》沒有事前參與，去年台灣與紐西蘭、新加坡的經濟合作協定，立法院也只是被匆促告知，甚至以往與中南美洲邦交國的ＦＴＡ也是如此，只是因為貿易量小而未被注意；《服貿協議》因為對象是中國，引發民眾對於台灣主體地位的疑慮，其實這是很好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檢視我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失衡。在民主國家中，行政部門所有行政行為都應該受到國會合理監督，但台灣的執政黨過度倚賴多數表決，在野黨又怠惰職責，可以說代議政治失靈，是三一八學運最主要的導火線。
美國貿易授權機制 值得國內參考
美國貿易授權機制 值得國內參考
在合理的中央體制中，行政權與立法權必須互相制衡，美國是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其對外貿易談判的方式，很值得我們參考。基於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項規定，國會具有與其他國家從事規範商業事項的權力，所以從事貿易談判，是《憲法》賦予國會的固有權力。
從一九三四年起，美國國會逐漸形成一套貿易談判機制，不管多邊或雙邊性質的貿易談判，美國行政部門都必須先得到國會授權，擬定一授權法案，當中規定時間表、談判目的、預期談判目標、談判範圍、預期產生效益等，且在授權期間內都必須定期向國會回報。
除此之外，美國國會還成立「國會督導團（Congressional Oversight Group）」，派遣成員參與談判，形同談判代表團的顧問角色，故國會對談判進度、內容都一清二楚，這就是國會自治權的實現。
《貨貿協議》更重要 考驗談判智慧
《貨貿協議》更重要 考驗談判智慧
另一方面，美國的貿易夥伴知曉美國國會充分參與，也就不會擔心協商好的文本在提交到國會時被反覆修改，也會盡量在美國的授權期限內完成談判；正因如此，美國國會還授權行政機關在直接談判後能進行「快速審查（fast track）」，也就是國會在收到談判結果後會迅速直接表決，且不對內容做任何修改。馬英九總統說，不通過《服貿協議》就會失去國際信用，這話只能說是對一半。
在我看來，民眾現在反《服貿協議》，很大一部分是心裡不舒服，但真正艱困的是下一階段的《貨品貿易協議》。因為若依據ＷＴＯ的規範來落實《貨貿協議》，台灣就勢必要開放中國農產品、工業產品，最後兩岸關稅也必須降至零關稅。而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禁止中國一二九六項工業產品、八三○項農產品的輸入，洽簽後對民眾衝擊更大，政府要如何面對此問題，更考驗談判代表團的智慧。
現在《服貿協議》已經簽了，就現實情勢來看，很難退回重談，但立法院仍有亡羊補牢的機會，也就是我剛剛說的，參照國際談判機制，制定一個在貿易談判前就讓國會參與，且與業界充分溝通的法案。
只要法案成立，未來不管是誰執政，國會黨派結構如何，監督機制都已存在，且國會督導團由跨黨派成員組成，就能有效制衡，也能讓立法與行政部門在對外談判時形成同一種聲音，這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整理．鄧寧〉
顏慶章
出生：1948年
經歷：財政部部長、駐WTO常任代表、元大金控董事長
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碩士
林全：可以通過 但前提要有防備措施
《服貿協議》我不認為不可以簽，但現在居然引起這麼多人反彈。導致這個結果，《服貿協議》只是近因，背後還反映很多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包括我們對兩岸問題的作法，還有我們領導者的素養等等。
政府每說明一次 就樹立更多敵人
反對《服貿協議》有幾種人，第一，本來就反對自由貿易的，這不多。第二，產業本身可能受損的，這有一些，但大家意見很難整合，也不會成為這次學運主要勢力。第三，是對中國有疑慮的人，這比較多。但我想，釀成風暴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立委張慶忠違反議事規則。
一項公共政策，沒有人受害、有人得利最好，但如果少數人意見不同，表示有人受害，要如何讓受害人不受害，就是協商。民主政治是協商政治，不是表決政治。但是執政黨絕對多數當久了，就忘記對少數者尊重，他們把表決用到極致。
馬英九總統說六月一定要通過《服貿協議》，而且條文一個字都不能改。當你這樣說，就已經被自己的政策綁死。每個人都不能質疑你，那還能溝通嗎？
政府沒有認真看待反對聲音，都是配合馬英九總統的意思做。理論上，你應該要找反對的人，聽他們的意見，他們憂心的問題是什麼，顯現出誠意來幫他解決。溝通應該要三分之二聽別人，三分之一解釋，但是馬政府反過來，花百分之百的時間說給別人聽。
政府說它辦了很多場說明會、公聽會，這沒有用，因為它是政令宣導，不是溝通。這也顯現出馬英九長期以來的問題：缺乏民主素養。他堅持不能改，然而想用很多政治手段讓《服貿協議》通過，就會產生很多人反對。因為他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也因此，他每做一件事，樹立的敵人就更多。
從中國的立場來看，《服貿協議》是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策略的，一三年開始，中國認知到需要從製造業走到服務業，所以在三中全會就定調，透過自由貿易區引進金融、醫療，都是符合中國的國家發展策略。
從經濟學來看，自由貿易若有好處，是要充分發揮我們的比較利益，但我們並沒有針對開放服務業定義出比較利益，馬英九說利大於弊，也沒有說清楚弊是什麼。
我們規畫《服貿協議》時，不像中國有整體經濟發展的策略，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對經濟發展的上位政策，導致下位沒有方向，每個產業都不知道未來要走到哪裡去，甚至各做各的，政策彼此矛盾。一定要有一個上位目標，跟這個有關的都優先考慮，跟這個無關的、有衝突的就不優先考慮。
七○到八○年代，貶值對我們的幫助很大；自由貿易在九○年代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可是到了二○○○年後，這兩種效力都漸漸到了頂端。今天很多工廠都已經外移了，這方面能對經濟產生動能的都減少了，可是仍然沒有新的經濟發展思惟，這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花時間討論配套作法 讓服貿和平落幕
《服貿協議》會怎麼收場？實在很難。最好的結果就是不要傷害到台灣和中國的經貿關係。中國要知道，這不是反中，而是政府從一開始的規畫和溝通能力出了問題，當然也牽涉到國民黨和馬英九的包袱，或個人的特質問題。
我想，可以讓《服貿協議》通過，但前提是相關規定要補足，有一些防備措施，讓即使條文簽了也不會受害。例如用總額、身分來限制，因為現在簽《服貿協議》是面子問題，不是實質問題了。你可以針對反對者的意見好好去想，哪些事是有道理的、可以補救的，無法補救的就讓它名存實亡，這都是有行政規定可以規範的。
就像美墨的《自由貿易協定》簽完後，有許多美國人擔心很多工廠會跑到墨西哥去，結果沒有發生，因為美國規定墨西哥的車子進美國要受規範，結果運輸就不通了，有很多方法讓問題不會發生。
〈整理．賴若函〉
(攝影/吳東岳)
林全
出生：1951年
經歷：財政部部長、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小英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學歷：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