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兩岸服貿協議》將在立法院九月份新會期處理，各界討論仍然持續，其中，前國策顧問郝明義先生始終穩守「為自己熟悉的產業理性辯論」立場，本文為他的最新評論：龍應台最近的發言，需要一談。
因為相信龍應台對出版相關事務會重視，所以不只是我，其後許多同業都樂於和她配合，提供她情勢分析。龍應台開過一次閉門會，我那天未及出席，但事後她也告訴我現場許多出版同業所陳述情況的嚴重性，出乎她意料之外。
七月十五日出版業上下游開公聽會，龍應台不來，但前一晚打電話給我，提醒我需要預警另一件政府部門之間可能因溝通不良而產生的問題。我同意。公聽會之後，龍應台要我和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私下再去找她討論，我們也一起去，再把重點說了一遍。以我們如此緊密的溝通而言，我相信在所有部會首長裡，龍應台最能直接聽到來自民間真實的情況與需要。
之後，龍應台去休假。她七月底回來，在接著的立法院公聽會，以及上周接受媒體採訪所說的話，很令人意外。
此時不談 何時才該談出版業政策？
龍應台在八月一日說：「這次《服貿協議》並未開放出版業，因此不應該在這個時候來談出版業的政策，但文化部一直有針對出版業的通盤政策，包括如何與對岸合作等，也將持續和出版業作深入溝通，但應在適當的時候來談。」（《旺報．李怡芸〈龍應台強調 服貿不涉出版〉》）
然後，八月九日她接受媒體專訪說：「人民關心公共議題、關心政府施政，不斷給政府專業的壓力，是一定要的。現在的重點是『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聯合報．周美惠〈龍應台：讓公共議題回歸專業〉》）
龍應台這些發言，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這次服貿協議引起軒然大波之後，政府官員的言行引人詬病處固多，其中尤其嚴重的是「答錄機辯護法」。
譬如，你問他們，怎麼沒為印刷業爭取到對岸開放書刊准印證，只是在他們原本就允許的商業印刷上原地踏步？他們就回答：「我們爭取到很大的商業印刷商機。」
你跟他說，開放陸資進入印刷業，只限制他們持股不超過五○％沒有實際的作用。他們就回答：「我們只讓他們投資，不讓他們新成立公司。」
他們不針對你提出的問題回應，而只是用他們設定好的說法來回答，所以稱之為「答錄機」。其中，「我們這次沒有開放出版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你不論和他們說多少遍，這次把出版產業上下游切割開來談判，雖然表面上未涉及出版，但是因為把印刷、發行與零售等環節都不對等地開放給對岸，所以會對台灣的出版業造成連帶重大影響。他們都回答：「請放心，我們這次沒有開放出版業。」
因此，我們出版業決定做一件原本政府該做而沒做的事。
在民主社會裡，政府要啟動諸如《兩岸服貿協議》如此重大的談判，理應就相關受影響的產業舉行公聽會，進行衝擊評估，並聽取建言。但政府這次沒做，只好由民間接手，十四家出版上下游公、協、學會，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出面，自己募款、召集人手，進行了一個月調查採訪，開了四場公聽會，整理出一份民間的產業影響評估及建議報告，提交給包括文化部在內的政府部門和立法委員。
根本問題 在於官員的傲慢
現在，經過這麼多同業熱心地願意參加她的閉門會議，為她補課、提供背景說明、影響分析，她也收到一份來自民間的產業生態報告之後，龍應台卻仍然還是說這次服貿不涉出版，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談出版政策，還反問民間「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說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有幾個不好的影響。
其一，這次政府造成的服貿協議風暴，除去誅心之論不談，最根源的問題在於官員的傲慢。是傲慢，使得許多高官以為他們在某些領域的專業經驗與判斷，可以推演於任何產業。也是傲慢，使得政府事前覺得不但不需要和產業溝通，甚至連在野黨立委、執政黨立委，以及執政黨立法院長都不需要溝通。也還是傲慢，使得政府事後不肯正視民間提出的質疑，始終不肯承認這個服貿協議會給台灣帶來任何負面的衝擊，一直自說自話，因而使得風暴越演越烈。
龍應台最近這些談話，不但浪費了原本可以借她而讓其他政府官員反省這種傲慢的機會，她自己也流露了這種傲慢。
她說這次《服貿協議》沒有開放出版，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官員在使用「答錄機」回覆民間的聲音。她說不應該在這個時候來談出版業的政策，要談應在適當的時候來談，根本沒有顧及產業對服貿協議的緊迫焦慮，而只透露當官的權威心態。至於反問民間「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說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更令人啼笑皆非。起碼就出版上下游產業這次碰上的問題，根本就是政府部門的不專業和草率行事所導致。大家熱心幫她補課、說明情況，是為什麼？民間幫政府準備他們該做而沒做的產業評估報告，是為什麼？到底是誰該有專業的壓力？
其二，《服貿協議》涉及議題的層面很多、很複雜，取捨也很不容易，任誰去談，都是巨大的挑戰。但是在民主社會，政府不能因為議題的複雜及艱鉅，就違反民主程序，黑箱處理，連國會都蒙在鼓裡。
在內閣部會首長中，照龍應台應有的知識份子性格與原則，本來最應該明白政府這次黑箱作業事屬違反民主程序的根本問題；但是她卻選擇加入另外一些人的陣營，不只一次把這種黑箱作業說成談判過程的技術性問題，而為她的上司或同僚製造模糊焦點的理由。殊不知，越是迴避根本性的問題，越無法平息根本的民怨。
利大於弊 一句話將造成無解的對立
其三，黑箱作業引起爭議之後，政府總要正視自己造成問題的根由，開始和民間展開理性的辯論或對話，尋求解決之道，不能總想以「利大於弊」一句話加句號就結束。你越想用「利大於弊」一句話就叫別人閉嘴，別人也越會用「弊大於利」一句話就抹煞你，造成無解的對立。
出版業上下游歷經一個多月討論，得出的產業生態影響評估和建言送給政府之後，原本最有基礎可以由文化部帶頭做出和民間理性討論的示範，讓政府其他部門與民間其他產業參考，大家逐一審視《服貿協議》對各個產業、社會和國安的衝擊和影響，然後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歸納出我們社會對一個新的服貿協議的版本有什麼需求。
現在連文化部都不與做了很多準備的民間進行這種理性討論和溝通，對其他政府部會，以及接下來立法院審查所做的示範，可想而知。
最後附帶一提，民主政治裡，政務官遇到對上級決策或團隊作業有不同意見的時候，不外上中下三策。上策：堅持立場，反映民情，努力改變政策走向。中策：掛冠求去。下策：忍氣吞聲，在自己無能改變的政策走向裡多少化解一些衝突與問題。我建議龍應台既然在枱面下不滿這次政府部門之間的隔閡扞格所造成的問題，強調自己的原則和節操與其他官僚不同，那就不要在枱面上又為黑箱作業如此美化辯解，繼續用制式答錄機來官腔官調，貽誤解決問題的時機。
否則，不知算是政務官的哪一策，也是不好的示範。
龍應台日前曾質疑民間針對《服貿協議》所給予政府的壓力「是不是專業的壓 力？」（攝影／陳俊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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