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著地方發展旗號，苗栗縣政府再次出動怪手，輾過大埔居民安身立命的家園。在號稱先進國家的台灣，這種不文明的場景不斷出現，原因在於，我們的土地徵收制度實在不太文明。
標榜自由民主、號稱進入先進國家之林的台灣，難道找不出更文明的方式，處理必要公共建設的土地徵收程序？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認為，與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至少有「公共利益遭濫用」、「程序不正義」、「補償不成比例」等三大不合理，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仍未確實導正問題。
公共利益遭濫用
住商用地大 有炒作之嫌？
已被拆除的張藥房原址，如今鋪上嶄新的柏油，一旁三年前被鏟平的農地，現在成了景觀綠地；附近不少農舍已經轉手，改掛起開發公司招牌，方圓一公里內，至少就有五間類似店面，等著收購土地改建。在這些打著「為您開啟幸福之門」口號的土地開發公司看板之間，穿雜著「家破人亡、誓死抗爭」的布條，顯得格外諷刺。這起都市計畫案，離真正的「公共利益」仍十分遙遠。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授廖本全就認為，都市計畫區人口達成率僅六成的苗栗縣，在大埔開發案中劃定了一六五公頃的新訂都市計畫範圍，卻僅有二十八公頃是「園區事業專用區」，其餘皆為住商用地，顯然是藉發展之名，行土地開發炒作之實。
政大地政系教授陳立夫也早在二○○五年的研究中即指出，台灣向來輕率發動土地徵收，原因在於制度面欠缺嚴謹判斷，對於何謂「應有公共利益」？何謂「保障私人權益的程序」，皆無具體的判斷準則。
在美國，徵收計畫是否確實符合公益，須由法院進行最後裁決。但在台灣，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的適用事業除了國防、交通、水利、教育以外，還包括「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徐世榮感嘆，「土地徵收在外國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但在台灣，少數人憑著抽象的『公共利益』，就能大肆徵地。」
為強制徵收土地，苗栗縣府再次出動怪手拆除民宅。(圖片/UDN.COM)
程序有瑕疵
有爭議時中央無法介入裁判
英、美、德、日等國皆規定，地方政府徵收土地之前，必須進行不同的公聽、審議程序，中央機關或司法系統，對開發計畫有最終的准駁權力。唯獨台灣，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由地方擬定，雖須送中央核准，但中央一向「尊重地方職權」，從前任閣揆吳敦義的白紙黑字保證，都不能維護大埔四戶原屋原地保留就可得知，中央形同放任地方各行其是。
然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認為，若所有土地徵收皆進行聽證，或由中央政府代辦公聽會，業務量將超出政府所能承擔範圍。也就是說，未來當人民與地方政府發生土地徵收糾紛時，法令依舊沒有提供任何「中央介入裁判」的保障。
此外，補償價格與地主實際損失不成比例，也是台灣土地徵收制度的另一大弊病，《土徵條例》修法前，政府皆是以遠低於市值的公告地價加四成作為收購價格。以張藥房為例，縣府補償金總額才區區二十四萬元，恰好折抵怪手代拆費用。
補償不成比例
政府以超低價取得私有土地
徐世榮指出，台灣徵收土地的補償金額，比起先進國家，簡直低得不可思議。例如德國政府認為，徵收土地是對人民憲法權利的侵害，因此應給予超過土地現值的補償，德國巴伐利亞邦甚至明確規定，徵收土地時給予居民市價五倍的補償；美國政府也多採「協議價購」方式，以高於市價金額向民眾購地。
儘管行政院號稱《土徵條例》修法後，土地徵收已能做到「市價補償」。但仔細觀察法條後發現，新法規定地方政府應定期調查地價動態，每六個月將變化幅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作為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也就是說，地價仍是由政府評定，並非市場交易金額，且充滿人為操作空間。
區段徵收則是近年來政府徵收土地的一大利器。所謂區段徵收，指的是政府圈起一大片土地進行建設，土地被徵收的民眾，可選擇在同一區段內換領「等值」土地作為補償。
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蔡培慧說，區段徵收幾已成政府搶奪人民財產的工具。由於區段徵收能用抵價地代替徵收補償費，故政府不必事先支付龐大補償費，可有效降低開發成本；美其名是人民與政府合作開發，共享繁榮成果，但政府得以取得大量配餘地標售、標租、設定地上權，民眾對換領地面積、位置則毫無決定權。
以大埔徵收案來說，苗栗縣府提供的抵價地雖在同一「區段」內，許多卻是位於墳場、電塔附近的畸零地，根本無法興建住宅，但民眾只要一經同意徵收，即再無轉圜空間。
儘管江宜樺出面信心喊話，強調修正後的《土地徵收條例》內容已包含抗爭團體多數訴求，期盼未來不再有不當徵收土地的情形發生；然而，從法令仍無力約束的荒誕問題看來，民眾還是只能自求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