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德國奇蹟

五月的德國，春光明媚，我們飛抵柏林機場後，開著車往黑森林的方向前進，在萊茵河附近的公路休息站停下來，放眼望去，田園景致就像是台灣的嘉南平原一樣開闊、綠意盎然。

唯一不同的是，德國家家戶戶屋頂上都架著太陽能板。就在休息站的旁邊，方圓不到十公里的地方，立滿了超過一百座風力發電機。無處不在的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機，提供這個工業大國源源不絕的用電。

白色的風力發電機、綠色的田園及藍色的天空，共織成德國獨特的景致。一路上，我們的攝影師從一開始興奮地按著快門，很快變成「又一大片？拍過啦！」因為在德國，綠能的發電設施實在太多，我們不得不讚歎：「德國是怎麼做到的？」

如今烏蘇拉成立叛軍公司，家人也成為重要的公司成員。大兒子亞歷山大負責電網子公司，而丈夫麥可則和烏蘇拉一起負責公司。

一場二十五年的革命，促成德國廢核

德國是綠能最發達的國家，光是太陽能發電每小時就有二二○億瓦，供給全國超過一半的用電量，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到。德國更預計在二○二二年關閉所有的核電廠，經濟照樣可以成長，德國人從此不用再擔心核災，世世代代可以享受乾淨的能源。

在德國，我們看到一種揚棄核電的自然生活方式，但德國並非一夕之間就廢核。事實上，他們從民間開始發起了一場電力大革命，讓傳統獨占的能源市場改頭換面，變成人人都能自由發電賣電，更讓綠能生活變成德國的新價值。

這一切，竟從一個平凡的德國媽媽開始。而她只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既然核電這麼可怕，我家可以不要用核能，只用像風力、太陽能這樣乾淨、無汙染、又安全的電力嗎？」這個問題，在德國掀起了一場綠能革命。

她的名字叫烏蘇拉‧史拉黛克(Ursula Sladek)。二十五年前，她只是一名五個孩子的家庭主婦，住在黑森林一座優美平靜的小城舒納 (Schönau)，準備當小學老師。今天，她是國際家喻戶曉的綠能先驅者、環保諾貝爾獎「高曼獎」(Goldman Prize)得獎人，並與歐巴馬會面，討論美國的綠能政策。

一位家庭主婦的奔走，促成電力革命

她和她創辦的EWS公司 (Elektrizitätswerke Schönau，舒納電力公司)被德國人稱做「電力叛軍」，因為她挺身對抗傳統電力大公司，成立德國第一家百分之百綠能發電公司，啟動了這場革命。而她的武器，只有一個問題：「我能否不要核電，只用綠能？」也是她，讓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不可能，變成可能。

在德國無速限的高速公路上開著低硫柴油車，《今周刊》採訪團隊來到德國南方的舒納，拜會掀起這場綠能革命的媽媽。當看到附近山頭上排滿一座座風力發電機時，我們知道該下交流道了。

埋藏在風力發電機的山脈之中，我們來到電力革命的發起地舒納。經過一棟棟架著太陽能板的住家，我們一眼就認出烏蘇拉的電力公司。太陽能板在這個小小的舒納鎮成了最尋常的設施，但舒納電力公司建築完全是為了獲得最大光能功效而設計的。以身作則，是烏蘇拉的原則，也是她能成功的關鍵。

不過烏蘇拉本人完全不像是擁核電力公司恨得牙癢癢的叛軍首腦。身為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穿著樸素，舉止優雅。她自己則完全沒有想過會成為一家擁有十三萬客戶的全國性綠電公司執行長，甚至成為德國綠能的代言人。

就像大部分的德國人，在蘇聯車諾比核災之前，烏蘇拉從沒思考過「電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一九七○年代起，德國經濟發展迅速，核電廠也大幅增加。與台灣台電獨大的情況類似，德國四家大電力公司掌握全國幾乎所有的供電及電網，全力開發核能，而人民也都懷抱「安全核能是德國的未來」的美夢。

三千公里外的車諾比，激發民間反核

這個美夢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點二十三分被炸碎。距離舒納東方三千公里遠的車諾比反應爐蓋頂，被失控的爆炸給轟開，大量輻射雲很快就籠罩包括德國全境，舒納也難以倖免。

「政府下令禁止販賣牛奶，小孩沒有牛奶了！而且我們在自家後院種的蔬果也全部不能吃，我們不知道要給小孩吃什麼……」烏蘇拉回憶，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為孩子感到恐懼。這個恐懼深深地烙印在廣大德國人心中，一股強大的反核勢力開始從民間爆發。

「我們被政府的謊言背叛了，我們必須表達憤怒。」烏蘇拉決定和另外九名家長組成「舒納反核家長聯盟」，帶著丈夫麥可(Michael Sladek)和五個小孩，一起加入這個全國性的反核運動。住在舒納這座平靜小城，烏蘇拉卻說：「平靜不是無條件接受一切，而是消除所有不平等。」

這股全國性的反核力量至今仍可以在德國看到，古斯塔夫．羅沙就是當時的反核勢力「餘黨」。二十多年來，每一個星期一，不論晴雨，他都會在各地舉辦反核集會，集會規模從最多的一千多人，到現在只剩下二十幾人。「我告訴自己，如果哪一次集會少於二十人，我就不幹了。」二十幾年來，古斯塔夫身邊沒有少於二十人過。

由下而上的「草根精神」，正是德國綠能發展得以如此成功的基石。「德國的社群民意既強也明顯，」德國國際能源基金會(ＦＥＳ)政策分析師妮納．奈茲(Nina Netzer)說。「德國能源轉換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推動，民意首先形成一個一個社群；一張選票不重要，但是一群一群的選票就值得政客注意了。」

但在車諾比核災後，政府的態度仍然相當消極。烏蘇拉也感受到身邊的人漸漸對抗議遊行事件痲痹了；「我知道我們得採取有建設性的行動。」否則，烏蘇拉身邊的人就會漸漸像古斯塔夫的支持者一樣離去。

「既然政府不肯，我自己能用再生能源發電嗎？」烏蘇拉開始問這個問題。答案和現在的台灣一樣：不可能。因為四十年來，德國大電力公司ＫＷＲ(日後透過購併成為德國四大能源財團之一)掌控著舒納區電網及供電權。烏蘇拉嘗試說服ＫＷＲ重啟因核電而廢棄的六個河川水力發電廠——發電量足夠讓舒納一千戶居民使用，但遭到大公司冷漠地拒絕。

「這些大公司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完全不為人民著想。」看著明明可用的再生能源，又想到財團醜陋的嘴臉，憤怒的烏蘇拉決定槓上ＫＷＲ：她要自己用綠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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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三百位居民，催生全綠能小鎮

完全不懂法律和商業的家庭主婦，要怎麼挑戰大財團？烏蘇拉不是單獨一人，經過數年的運動，舒納二千三百位居民全與她站在同一陣線，決心要把核電趕出這座城鎮。居民中一位律師發現，舒納區的輸電網路是公共財，ＫＷＲ只是握有特許營運權，電網產權仍是舒納市政府。只要拿到電網供電權，烏蘇拉就有辦法讓綠電上網，實現綠能家園。

烏蘇拉看到了希望。她與丈夫集結市民，並在一九九一年成立市民的電力公司ＥＷＳ，舒納一千戶市民全都是股東。她更發動德國一項地方自治法《市民連署》，要求市政府拒絕ＫＷＲ的合約，並命令ＫＷＲ將電網營運權轉賣給ＥＷＳ。

但ＥＷＳ只是有權買下舒納區的電網營運權，不代表他們有錢買下。作為最後的報復，ＫＷＲ開出了八六○萬馬克的天價，比第三方評估的公允價格多出一倍以上。ＫＷＲ以為烏蘇拉等人會因此打退堂鼓。

沒想到，這竟成為烏蘇拉轟動全國的原因：他們小看了烏蘇拉的決心。

為了籌錢，ＥＷＳ找到一家廣告公司願意免費幫他們做廣告，在電視上播出一支全國性的募款廣告。廣告裡，一名小男孩站在核電廠前，述說舒納的困境。鏡頭拉近，小男孩眼中的核電廠倒影變成了車諾比反應爐的廢墟。

一個小鎮的勝利，解放德國電力市場

這支廣告打動了全國人民，堅持使用綠能的小蝦米對上血盆大口傳統核電公司的故事馬上轟動德國。第一個月，烏蘇拉這群「叛軍」就募到了一百萬馬克。「的確，我們可以說是叛軍，但是我們並不是作亂。我們遵循法律，制定規矩，一步步慢慢來。當你要扳倒的是傳統舊觀念，作亂絕對不是好辦法。」

在長達五年的角力下，ＥＷＳ終於籌得公允價格的三六○萬馬克，並在一九九八年買下電網營運權，實現了烏蘇拉「捨棄核電」的夢想。而烏蘇拉的成功「叛亂」，煽起了全國對於乾淨能源的渴望，更讓他們看到一條綠色活路。

烏蘇拉在法律上的勝利，讓採先例原則的德國，許多地方的電力市場開始動搖。一九九九年，德國率先歐盟，通過《電力市場自由法》，全國所有電力公司和民眾皆可自由使用電網賣電、購電，沒有任何限制。後人再也不用像烏蘇拉般在法庭上鬥法。

「你一定要走第一步，然後其他人才會跟隨。」烏蘇拉說。她成了德國綠能的先驅者，因為她讓「反核」二字不再是遊行和抗議口號，而用綠能取代了核能的未來。

現年三十八歲的朗尼梅爾(Ronny Meyer)，就是受到烏蘇拉的啟發投入再生能源產業。他現在是德國離岸風力產業峰會發起人。

在綠能產業自行創業的朗尼說：「在一開始會投入再生能源產業的人，腦袋多少有點像烏蘇拉那樣的叛軍性格，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時我想，管它賺不賺錢，我想要在綠能創業，我就是不要德國有核能，我就是要綠能。」朗尼舉辦的年度風力產業峰會，在德國北方布萊梅的高級飯店，共有二百多家離岸風力發電廠商參加。

德國的觀光景點已經從古堡變成再生能源。位於佛萊堡的導覽一次要價300歐元，但還是供不應求。

民間先驅的疾呼，換來國會殿堂的支持

即使號召到這麼多家廠商響應，革命卻還沒有結束。就算電力市場已經自由化，民間對綠能意識越來越高，德國還是沒有足夠的綠能供給。因為根本沒有人相信再生能源是一塊能夠獲利的市場。太陽能、綠能這類再生能源的開發成本太高、獲利風險太大。沒有利潤，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算民眾喊破喉嚨，也享受不到乾淨的綠能。

在傳統如核能、火力發電等已經在市場卡位幾十年的產業排擠下，再生能源要如何推動？從黑森林發出的綠能呼聲，一路延燒到了柏林的國會議事堂。在這裡，另一位綠能先驅者正為了這個問題傷透腦筋；第二波革命，正在這裡醞釀。

「當有了民意，實現它就是我們的責任。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從零開始打造一個不存在的產業和市場。」說這話的，是綠黨議員漢斯．尤瑟夫．費爾(Hans-Josif Fell)，他就是德國的「再生能源之父」。「人們不會一起床就決定：今天我來拯救地球吧，我來投入所有資產到綠能吧！怎麼讓大家動起來？很簡單，你得先讓這個產業獲利。」

費爾的解方也很簡單，他起草了一套僅有十七條條文的法案——《再生能源法案》(ＥＥＧ)。這套法案於二○○○年在國會跨黨派全數通過，被譽為世界各國引進再生能源法案中最成功的一套，從此扭轉了德國的能源市場；而且，不多花政府一分公帑。

《再生能源法》中最關鍵的一項，就是讓風力及太陽能這類再生能源發電時，保證電網用高於傳統火力及核能發電的價格，優先購買綠色電力，這被稱作「饋網電價」(Feed-in Tariff, FTF)，而且回購時間最長二十年，電網對再生能源的發電不可拒絕，必須優先購買。這個機制解決了投資者的風險問題，可以確保其投入的資金能夠回收。

而且，費爾的《再生能源法》寫得非常簡單，讓一般人都看得懂，就是為了降低投入門檻。「大型發電業絕對是無核家園的障礙，你怎麼讓獨占電網的電力公司歡迎競爭者加入？政府必須努力讓小型發電者，像是你跟我，都可以進入市場。」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家家戶戶都裝設太陽能板：不但可以發電自給，還能賣電賺錢。「讓全民參與，就是《再生能源法》最根本的目的。」費爾指出。

政策的支持，讓再生能源產業大爆發

為了讓再生能源更進一步發展，費爾與其他綠黨議員還不斷推動配套措施的立法。過去二十年裡，光是德國國會聯邦法就通過了十二條相關法案，這還不包含各式各樣的發展鼓勵條例。「重點是，政府不用補貼。超出一般電價的回購額，業者會加在電價裡，讓電力消費者共同負擔。」言下之意，電費一定會漲？費爾點點頭。

如此一來，再生能源的隨價徵收，不是會造成消費者的負擔嗎？特別是在再生能源昂貴的常識之下，消費者怎麼會願意多花錢？

「其實，沒有貴很多！」費爾拿出德國環保部長嘉布瑞爾的報告指出，《再生能源法》實施之後十一年，德國家庭每月平均為《再生能源法》多負擔二．八歐元(約合一○三元台幣)，等於家庭因再生能源每年電費負擔平均增加一千二百元台幣。而這個再生能源的補貼支出，也會隨著技術成熟逐年減少，最後完全脫離補貼，回歸市場機制。「像最近的太陽能回購價，就大幅刪減，因為我們太陽能發電實在太多了！」

全球第一座電力自給自足的實驗屋「向日葵」就在德國。

停車場旁，也隨處可見風力發電機。

德國不放棄任何發電的機會，就在慕尼黑的市中心，蓋有水力發電廠，每年供給超過一億度電。

在柏林，太陽能發電已經變成城市特色之一。

商業化的結果，綠能商品也有競爭力

費爾最後提醒：「再生能源的代價，始終只占一小部分。這個代價是我們在能源轉換中一定得付，而且願意付的。」

消費者主動要求購買較貴的綠電，聽起來的確很不尋常。在德國自由化的電力市場裡，一切的價格都必須競爭，較貴的再生能源真的可以吸引到消費者嗎？離開柏林，在德國第三大城慕尼黑，我們找到答案。

慕尼黑電力公司（SＷＭ)，就像烏蘇拉的舒納電力公司，原本是家綠能電力小公司。在《再生能源法》通過後，ＳＷＭ得以在全德國超過三百家新生的綠能供電商協助下擴張，逐漸變成慕尼黑電力公司龍頭；如今在慕尼黑電力市場占有九五％市場。

SＷＭ策略長佛特(Christian Vogt)解釋，他們不是獨占電力商，在已經自由化的電力市場，「我們和一般產業一樣，必須透過商品競爭力來增加市占率。」「我們的商品競爭力，就是綠能。」

若和傳統擁有核能的電力公司相比，六成為綠能、四成為火力發電的ＳＷＭ，其實一度的電價高出約二分歐元(約○．八元台幣)，但是他們有一個崇高的目標：ＳＷＭ準備在二○二五年將慕尼黑這座有二百萬人的大城市，打造成全球第一座百分之百再生能源供電的都會城中。

這個目標，獲得全市市民的肯定，九五％的市占率就是證明。「老實講，本來以為我們賠定了，我們以為利潤和環保是無法並行的兩條路，」佛特說：「但是我們錯了，消費者為了綠能，真的願意掏腰包。」

與慕尼黑的市民交談，我們的確找不到有人對電價有意見；反之，往全綠能大步邁進的慕尼黑讓他們深感驕傲。「我當然選擇ＳＷＭ，我身邊的人也都是。比起ＢＭＷ汽車發跡的城市，當全球第一座綠能大城更棒，不是嗎？」一名慕尼黑居民說。

遍及全城的腳踏車道與高漲的能源稅，讓騎腳踏車節能成為德國的新潮流。

擁抱綠能的結果，最終受惠者仍是人民

最終的選擇權，仍然回到人民身上。ＢＭＷ博物館就位於慕尼黑，不過，卻有越來越多市民選擇不買車。反之，滿街的腳踏車取代了慕尼黑市民應該引以為傲的豪華轎車。

住在慕尼黑近郊的約翰(Jochen Ziegler)一家就是一例：一家四口沒有一輛車，只有四輛腳踏車。並不是約翰負擔不起，「比起什麼油電混合車，不開車不是最節能嗎？」約翰說。

這股擁抱綠能、以綠能為傲的風氣，經過先驅者的奮鬥，已經在一般人心中茁壯。二十五年的電力革命，從人民的一個簡單問題而起，繞了一圈，最後仍回到人民自己的選擇。

約翰去年起終止和ＳＷＭ的電力合約，換了另一家綠能電力公司。不是因為不認同ＳＷＭ的目標，而是另一家公司的綠能標章更多。當他把電費帳單拿出來時，我們露出會心的一笑：帳單上公司名稱印著ＥＷＳ三個字─就是烏蘇拉的電力叛軍公司。

「你得知道，這家公司是德國第一家……」約翰興奮地向記者解釋烏蘇拉為綠能發動的革命史，但我的思緒回到了她本人說的一段話。

福島核災後，烏蘇拉接待了許多日本來的參訪團，想了解德國綠能發展的過程。其中一位日本官員，在聽完她的解說後落下了眼淚。這位日本官員甚是難過，因為他當下多麼希望二十五年前烏蘇拉的故事是發生在日本，也許，這樣就能避過一場可怕的災害……。

二十六年前的一場蘇聯核災，德國記取了教訓；一年前的日本核災，台灣又學到了什麼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