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台幣兌美元匯率明顯升值，但台灣的外匯存底仍然迭創新高，這意味著央行仍然維持著阻升匯率的思惟。然而研究證明，這樣的思惟，正是台灣走入苦勞經濟的重要原因。
四月八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中央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包含了「明定中央銀行理事會有貨幣、信用及外匯政策之核定權」，雖然這項修法的實質意義不大，但無論如何，央行算是「名正言順」地掌握了外匯政策。
只是，央行的外匯政策是什麼呢？尤其，攸關台灣經濟民生的匯率政策，央行又是採取怎麼樣的態度呢？
如果從央行總裁彭淮南過去一段時間的公開發言推敲，似乎，「保護出口」是央行匯率政策的重要指導原則。去年年底，彭淮南曾指台灣和南韓高科技產業市場一致，「新台幣若相較韓元升值，長期難免對台灣出口造成衝擊。」
今年二月間，彭總裁也曾表示，台幣升值不見得能提升國人購買力，「如果台幣升過頭，造成出口減少，民眾所得反而減少，根本沒錢去買東西。」他更透露，接到出口廠商來信，大喊台幣升值已讓公司訂單流失。
央行極度關切出口產業競爭力，反映在匯率政策上，恐怕就是干預匯率、阻升台幣，而其作法，則是買進外匯、釋出台幣，並且異常地累積外匯存底。
彭上任以來，貿易條件指數持續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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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以來，台幣兌美元匯率頻創新高，央行看似終於願意放手讓台幣升值，不過，象徵央行干預操作的外匯存底金額，卻仍然是沒完沒了地一路衝高。去年六月底，台灣的外匯存底金額約為三六二四億美元，到了今年四月，外匯存底已達三九九五億美元，逼近四千億美元大關，這個數字，已和台灣二○一○年的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四三○○億美元相去不遠。
從這樣的誇張數字來看，即使台幣兌美元匯率明顯升值，但央行的阻升思惟恐怕仍然沒有改變。接下來，台灣的外匯存底會不會真的與ＧＤＰ的金額「一般高」，甚至超過ＧＤＰ？而這對台灣的經濟與民生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關於外匯存底對經濟民生的負面影響，各界多有討論，但一個最簡單而直接的數據，則是外匯存底與貿易條件指數之間的連動關係。
所謂貿易條件指數，指的是出口價格指數除以進口價格指數的比值，比值愈高，表示台灣出口商品的價格比進口商品的價格高，也代表「ＭＩＴ」（台灣製造）的商品具有高人一等的附加價值，能夠賣出好價錢，產業的發展與生產是走在對的方向。相反的，如果貿易條件走低，則代表產業發展方向出了問題，出口的商品，換不回太多的進口資源。
不幸的，台灣近年來的貿易條件指數正在惡化當中，在彭淮南開始擔任央行總裁的一九九八年，台灣貿易條件指數仍然高達一四○，但一路下滑至今，目前指數的水位已經低於九十。
更不幸的是，從數據研究可以發現，外匯存底的異常累積與貿易條件的惡化具有高度相關，一九九八年，不僅是台灣貿易條件加速下滑的起點，同時也是外匯存底快速增加的起點。換言之，如果央行的腦袋仍然停留在保護出口、積極阻升的思惟，台灣的貿易條件指數走向，恐怕還有持續惡化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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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苦勞經濟帶來的社會衝擊
那麼，貿易條件的惡化究竟會帶來哪些層面的衝擊？
首先，是「薪資成長停滯」，以及其所衍生的「儲蓄率降低」、「所得分配不均」等現象，或者可以說，它代表著台灣的經濟本質已經走入「苦勞經濟」。
貿易條件指數走低，意味業者產出的商品附加價值偏低，一旦經濟景氣出現波動風險，低毛利的企業自然會降低雇用全職員工的意願，長期而言，甚至引導企業改以廉價的電力來取代勞動力。
在經濟理論中，廠商的生產要素除了資本、人力之外，能源也是重要的投入。因此，電力以及勞動力之間即存在替代效果，而以電力替代勞動的現象，即是近年來非典型就業人口（包括人力派遣、業務外包、臨時性工作及部分工時的就業者）急速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影響所及，薪資水準幾乎凍漲，導致勞工所得逐年降低，也就連帶造成普羅勞動者的家戶所得降低，進而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以主計處調查資料顯示，台灣最高所得組(全台家戶所得最高的二○％)與最低所得組（全台家戶所得最低的二○％）之間的差距逐年增加，到二○○九年，兩者之間的差距達到將近六．五倍，形成家戶所得分配惡化的現象。
此外，貿易條件惡化也意味著台灣經濟成長存在著高度波動的不安風險。簡單地說，當貿易條件指數下滑，也就代表出口單價持續下跌，其原因，往往在於出口的商品必須和其他出口國家高度競爭，說白了，就是「大家做的東西差不多，只能比誰更便宜」。
在此之下，一旦遇到如同金融海嘯一般的景氣衰退期，或是遇上如同去年下半年所發生的全球匯率大戰，貿易條件偏低的台灣大概就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業者流血搶單，犧牲獲利以勉強維持現金流量；其二，就是遭到其他競爭國家的殺價搶單。這兩條路，都將對國內經濟造成不可小覷的負面衝擊。或者可以說，貿易條件惡化的國家，對於景氣衰退期的抗壓能力也相對較弱。
換個角度想，貿易條件惡化，也有可能代表進口物價正在向上走高，不利於進口相關的產業穩定發展，長期下來，整體經濟的成長動能來源恐怕更將單一化、集中化，如同是一套投資組合出現了「產業過度集中」問題，這同樣也會增加經濟成長率的波動風險。
整體而言，貿易條件指數攸關著台灣勞工的「苦勞程度」，也關係到台灣經濟成長的抗壓性與穩定度，它就像是一個關乎民生問題與經濟發展的綜合風險視窗，能夠依循風險視窗的警示而做出調整的，則是央行的匯率政策。
可惜，從台灣外匯存底快速累積與貿易條件同步惡化的步調來看，顯然央行並沒有從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來衡量外匯存底的適當金額，保護出口似乎是央行的優先任務。
如今，在央行「名正言順」掌握外匯政策之後，決策獨立性全然無虞，應該要以更高的視野，避免決策的「孤立性」，將貿易條件指數的簡單指標納入決策重要考量，如此一來，應該也就能為台灣擺脫「苦勞經濟」提供極為有力的正面貢獻。
不只象徵產業方向錯誤，貿易條件惡化，也將影響所得分配與貧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