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新生養時代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孩子、養孩子，到底有多難？首先，要看你在哪個地方生孩子。

瑞典媽媽 有給親職假四八○天 在家育嬰超安心

楊佳羚與五歲的路比快樂地在公園玩耍，路比是她人生中的寶貝，如果不是到冰天雪地的瑞典留學攻讀博士學位，她與先生本來打算當頂客族，生小孩是想都不敢想的夢想！

瑞典可說是想生小孩夫婦的天堂，楊佳羚開心地說。瑞典提供新生兒父母享有四八○天的有給親職假，讓爸媽能在孩子滿七歲或上小學一年級之前，彈性請領親職補助金（其中三九○天為八成薪、兩個月專給請領較少的一方，俗稱「爸爸月」），因此，普遍而言，瑞典父母都會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請親職假，無憂無慮在家照顧小孩。

在瑞典，只要擁有一年以上的居留權，就有「人口號」（相當於身分證字號），以及隨之而來的基本健保等福利。受到周遭幸福氣氛的感染，楊佳羚決定勇敢懷孕。

雖然她只是每年都要申請居留證的留學生，當她懷孕時，政府仍依照她的居住區域，讓她從懷孕第三個月開始，可到社區產婦中心產檢，整個懷孕過程都由同一位助產士負責，並且從懷孕到生產，只須付生產後三天的住院費，總計約新台幣一千元。

當小孩出生後，就由社區小兒健康中心的小兒護士，負責小孩從零歲到六歲所有免費的健康照護，包括量體重、打疫苗、發展檢查或小孩生病時提供諮詢。哺乳如果遇到問題，也有哺乳中心的人可供諮詢，包括教導餵奶的姿勢、出借擠乳器、教導刺激泌乳的方式。

完整的生育福利政策，讓瑞典人徜徉在生育小孩的幸福中，人人都視生兒育女為最快樂的人生大事，「我的助產士就生了四個小孩。」楊佳羚微笑著說，「瑞典從媽媽懷孕開始到小孩出生，都透過綿密的照顧網與社會福利服務照顧每個媽媽及小孩，這是一個讓人願意生育小孩的國家！」

瑞典完善的生育福利政策，讓楊佳羚順利完成生子及學業。（圖片來源/楊佳羚提供）

法國媽媽 產假至少十六周 高齡產婦有專門照護醫院

從瑞典往南八百公里的花都巴黎，這裡也有一位幸福的台灣女人。蔡筱穎一九九二年因為工作的關係派駐法國，二○○四年在巴黎遇到法籍男友，而走入婚姻的殿堂。

法國人浪漫歸浪漫，但政府對生兒育女的福利政策可謂相當積極，無微不至。蔡筱穎懷孕時已是四十二歲的高齡產婦，當她確定懷孕後，醫生特別保留床位，原來法國政府早已安排一些醫院，專門負責照護具有高風險的高齡產婦，「我並沒有因為高齡而心中有所懼怕！」她說。

女兒呱呱墜地後，家庭補助局就寄來生育津貼八九四．一九歐元（約新台幣三萬五千元），而且從女兒出生後至滿三歲的前一個月，她還持續收到法國政府每月發放約一六一．六六歐元（約新台幣六千五百元）的幼童津貼，這筆錢成為在物價昂貴的法國養女兒的重要金援。

由於為台灣的公司工作，她還必須一邊上班、一邊照顧小女兒，相對之下，她很羨慕同樣懷孕的鄰居法國太太可享帶薪產假，安心在家照顧女兒。「這是法國鄰居的第二胎，在懷第一胎時，她的產假是產前六周，產後十周；到第二胎時，她已經有產前八周、產後十八周一共半年的產假，如果她願意，還可以請二年無薪的育嬰假！」她羨慕地說。

法國家庭福利經費是台灣的七倍！

台灣媽媽 保母費花掉大半薪水 請育嬰假竟遭減薪

看完兩位台灣媽媽在異國生育兒女的幸福故事，再來對照在台灣的媽媽的狀況。

廖婉淳與潘政銘還沒生下兒子多多前，是朋友群中最瀟灑的夫妻檔，每年都出國玩好幾次。但現在兩人每個月合計約八萬元的收入，光為養育多多，剛到手的薪水就去了一半，於是兩個人拚命工作，甚至連出門逛街的時間都沒有。

「保母費一個月要一萬八千元，再加上平日因為加班而延長托育的費用，每個月托育費就去掉兩萬元，這還不包括奶粉、尿布以及其他相關花費。全部算算，每個月就固定花掉三萬多元在多多身上。」廖婉淳說，最近才帶多多去打肺炎鏈球菌疫苗，四劑就要一萬三千元，更是一筆沉重的開銷。

廖婉淳也曾請過育嬰假自己帶小孩，「剛生下多多時，上一家公司同意讓我請六個月育嬰假，可是一復職，薪水與職位卻比原先低，公司雖然沒有明講，還是感受到不少壓力，最後只好辭職。」

然而，辭職回家當全職媽媽後，家裡只剩一人賺錢，一家三口經濟變得更拮据，「老公經濟壓力太大，我也捨不得把剛出生的寶寶送回台南給媽媽帶，加上婆婆現在身體不好，醫藥費也是問題，只好又去找一份工作。」

問夫妻倆還想再生嗎？潘政銘看了廖婉淳一眼，苦笑著說，「生小孩花費那麼凶，怎麼可能養得起下一個？再加上每個月兩萬一千元的房貸，根本是我們養的『第二個小孩了』！再生？等我們變有錢再說吧！」

三位台灣婦女，同樣是懷孕生子，只因在不同的國家而有不同的遭遇，有人宛如在天堂，有人卻深陷煉獄，為何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別？

在台灣，很少有人能像楊佳羚、蔡筱穎一樣幸運，但卻有無數女性與廖婉淳一樣辛苦，而廖婉淳與潘政銘更可說是現在台灣大多數父母的縮影。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專員王兆慶就說，台灣家庭來自生兒育女的責任太過沉重，而生育率創新低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個年輕就業家庭，受到職場求生與養兒育女雙重壓力夾殺下的結果。

廖婉淳（右）曾為了小孩辭職回家當全職媽媽，但最後不敵經濟壓力，還是重回職場。

（攝影/吳東岳）

生育率吊車尾 養得起才敢生  國人其實想生兩個以上

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在二○一○年的生育率又下降到○．八九五（即平均每名育齡婦女生不到一個小孩），不但創下歷史新低，更已連續二年在全球排名中敬陪末座。

雖然一一年由於「建國百年」因素，生育率可能回升到一．○五，不過這一．○五的數字，在全世界國家當中仍是吊車尾，如何讓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家庭想生孩子、願意養孩子，是現在政府必須負起的重責大任！

從○三年以來，《今周刊》持續關注人口問題，這幾年間，曾多次以專題方式探討「台灣少子化」問題，以及可能帶來的社會危機。為了進一步找出讓台灣生育率止跌回穩的良方，《今周刊》特別與世新大學合作，進行「國人生養意願大調查」，企圖進一步了解一般家庭生育孩子最關心的問題。

根據問卷結果，我們發現，台灣人並不是「不想生小孩」，而是「養不起」小孩！調查顯示，高達八七％受訪夫妻認為，養兒育女有助於婚姻幸福，顯然國人對於「生小孩」這件事是持相當正面看法的。

至於國人不想生小孩的原因，有四六．五七％認為，是因為「經濟能力不足」，所以不敢生小孩；有一二％的人，是因為「怕影響生活品質而不生小孩」。

另外，也有一成左右民眾認為，「對台灣的環境沒信心，不想小孩將來受苦」，所以選擇不生小孩。

不只經濟能力影響台灣民眾生育子女的意願，有能力的人如果想比照新加坡等國家，申請家庭照護外傭，在台灣也是難如登天，只有連續三年生養三個小孩的家庭才能申請，現行規定極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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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出七帖良藥 政府、社會、企業並進 少子化問題有解

《今周刊》大調查也發現，國人平均養育的小孩數是一．八七人，但若在沒有經濟負擔的情況下，國人認為平均生育二．三八個小孩最為理想。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一個國家要維持人口不變，生育率必須達二．一以上，亦即「一個家庭要生兩個以上，才能維持正常的人口替代水準」，而「二．三八人」這數字正好跨越了台灣人口衰退的門檻。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郭迺鋒就說，這代表台灣少子化的問題還有解！

郭迺鋒分析，在不考慮經濟因素後，國人平均想要生小孩的個數有明顯增加，這二．三八與一．九兩個數字之間，有「○．四八」的ＧＡＰ（缺口），也就是所謂的「生育缺口」。若從台灣總生育率約一與人口替代率二．一來看，差距就高達一，意即每位育齡婦女平均要多生一個小孩。

為了要補足這個缺口讓未來台灣人口不至於出現負成長，《今周刊》特別在全球尋找先進國家政策、學者專家論文及各界建言，提出「催生七帖良藥」，以挽救台灣人瀕臨凋零的命運。

第一帖 孩子是國家的公共財產

當政府高呼「少子化是國安層級的問題」時，卻有年輕人說，夫妻兩人也可以過得很快樂，生養小孩花費多又辛苦，只會增加個人及家庭的負擔，「我何必幫國家解決『國安問題』」！

確實，如果針對個人生活品質來講，「生養小孩」或許是「吃力不討好」，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說，小孩出生後各種花費接踵而至，對於一般家庭來說，「養小孩」是龐大的開銷，因此只有政府將小孩視為「公共財」，國家願花更多經費及資源投資在小孩身上，才能減輕人民的負擔。

目前有五個小孩，在航空公司上班的林勝仁也相當贊成「將小孩視為公共財」這樣的想法。他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政府認為，小孩不是父母的財產，而是國家的資產，因為小孩以後是要幫國家納稅、幫國家建設的，所以對於幼兒福利，加拿大有完善的配套措施，他認為西方將小孩視為「公共財」，是台灣社會所缺少的觀念。

第二帖 育兒是男女雙方共同責任

另一個台灣應該大力推廣的觀念，則是「男女共育」。根據世界各國研究，男性對於家務的貢獻愈多，或照顧小孩的時間愈多，生育率也就愈高。若從《今周刊》問卷調查結果來看，也發現男性的理想小孩數普遍高於女性。

由於大多數台灣民眾仍認為「照顧小孩是女人的事」，導致請育嬰假的父親成了「稀有動物」。在荒野保護協會上班，目前請育嬰假在家照顧寶寶的周東漢就表示，在台灣，男性要請育嬰假，除了得面對職場上、經濟上的壓力，還得面對社會投射過來的「異樣眼光」。

畢竟一般傳統觀念中，總認為父親這個角色應該出門賺錢，扛起養家活口的家庭經濟大計，在家帶小孩「好像不務正業、怪怪的」。像他自己請育嬰假在家陪小孩，雖然僅有六個月，但是他的爸媽也都不敢對外說，「我兒子請育嬰假在家照顧小孩」！

對此，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認為，台灣女性照顧小孩的責任過重，如果政府可以普遍建置「多元的托育環境」，社會大眾打破「照顧小孩是女人的事」這樣的成見，讓另一半也參與照顧小孩的工作，則可大大減輕婦女在育兒上的壓力及負擔。

除了生養以外，托育是大部分家庭最頭痛的問題。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九成民眾認為，建立社區托育制度，有助於提升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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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帖 建立完善公立托育及幼教體系

對此，高師大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楊佳羚表示，生育率已回升到一．九的瑞典，過去也曾面臨少子化問題，後來因為大量建置普及、平價、優質的托育服務，讓「男女都不需在家庭與職場之間做一抉擇」，是瑞典催生政策最成功的地方。

反觀台灣，除了新北市最近設立四家公共托育中心之外，其他縣市並沒有官方設立或公辦民營的公共托育單位，林萬億就說，托育服務「供給不足」，是國內零到六歲幼托體系面臨的最大問題。

林萬億表示，在台灣，家裡有二歲以下幼兒的雙薪家庭，夫妻如果選擇繼續上班，家中幼兒除了請長輩照顧外，就只有送保母（每月一萬八千元），或是坊間私立托嬰中心（每月一萬八千五百元），這樣的費用對於一般受薪階級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內政部已推出「五歲以下幼兒免學費」政策，學費卻限公立補助全額，私立一學期僅補助一萬五千元，立意雖好，但在國內公立幼兒園比率不到三成的情況下，無疑是資源分配不公，且根本「緩不濟急」。林萬億強調，補助政策作半套，顯見政府的決心仍不夠，公私比至少要五比五才恰當（法國公私比八比二、瑞典九比一），因此建置完善的托育及幼教體系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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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帖 不同階段 提供幼兒津貼補助

根據大調查結果顯示，同樣有高達九成的民眾認為，「提高每月學齡前養育及托育補助」，有助於提升生育率。這一點對於剛進入職場，正面臨養育小孩及生活雙重壓力的七年級生來說，需求特別明顯。

林勝仁認為，台灣政府看到少子化情況嚴重後，這兩年推了一大堆措施，但是大多流於片面，缺乏一套整體性、前瞻性的作法。

以生育津貼為例，他說，生育津貼由各地方政府，甚至各鄉鎮市級政府自行訂定，沒有一致的政策，且常常因為主政者換人，福利也跟著變。況且，同樣在台灣，在不同縣市生小孩，所領的生育津貼也差很大，這會讓民眾有「差別待遇」的感覺！

目前有兩個小孩的李媽媽，其中一個已送托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她則建議，政府的友善育兒措施應該要分階段性，比如小孩在二歲以前發津貼就很適合，而且現在年輕父母以雙薪居多，所以二歲以後，托育的問題就很重要。托育津貼以及之後上幼兒園的學費津貼，政府都應有所規畫，五歲幼兒上學免學費的政策應該把年齡層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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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帖 將養育費用列入所得稅扣除額

在稅制相關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九成的民眾認為，「所得稅減免補助」有助於提升生育率。

蔡筱穎表示，法國政府對於願意多生的「多子女家庭」在稅率也有相當優惠，相較單身、一個小孩的家庭、兩個小孩的家庭，稅率有很大的差別。其中家裡有三個小孩的中產階級，享有免稅優惠。

至於台灣的部分，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將增加提供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一項，換句話說，從今年開始，家中若有五歲以下子女的納稅義務人，每人每年將可享有新台幣二萬五千元扣除額減稅優惠。

不過，五個小孩的爸爸林勝仁則建議，有多個小孩的家庭，若是能與法國一樣，根據小孩個數不同採取不同稅率，才有辦法減輕家庭負擔。

在台灣，獨生子女愈來愈普遍，小孩面臨沒有玩伴的童年。（攝影/吳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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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帖 鼓勵企業設置托育設施

職場環境也是影響生育意願的一大因素，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五、六年級生認為，「企業內部或附近設置企業托育設施」是相當符合需求的職場政策；七年級生則認為「家庭假制度」是首選需求。

其實關於這一點，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三條早有規定，不過法令雖然這樣定，但設立幼兒園的企業卻相當少。

就首善之都台北市來看，依法須設置托育相關設施的企業有七八一家事業機構，但僅有一家半導體通路商世平興業設置企業托兒設施，若把範圍拉大到台北市以外，全台灣企業設置幼兒園的案例更是寥寥可數。

以設有幼兒園及小學課後照顧的中華汽車來看，中華汽車一年大約要補助幼兒園及課後照顧三百萬元的經費，法令上勞委會對於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企業的補助，卻只在當初成立時補助二百萬元，之後每年僅補助修繕費用五十萬元，且最多也只能補助六年。

這樣的法令規畫，對於需要長久經營的企業幼兒園來說，根本是杯水車薪，幫助不大。顯示政府與民間企業的相關配套，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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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帖 非婚生子女不再受歧視

台灣與歐美國家的另一主要差異，在於歐美國家對非婚生子的友善，以及提倡多元家庭。像是法國就有一半的小孩是非婚姻關係所生，瑞典非婚生的比率也很高，這一點對於認定「只有結婚才能生小孩」的華人來說，是很大的觀念衝擊。

令人意外的是，根據調查結果，我們發現，有將近八成的受訪民眾能夠接受「非婚生子」觀念。雖然非婚生子女不能領取生育津貼的情況已經解決，不過選擇單身生子的女性，仍背負著傳統社會道德及經濟的雙重壓力。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更曾投書，「台灣許多制度資源的分配，都把結婚當作普遍預設，視單身為過渡、例外的生活形態。」在沒有完整的社會福利支撐下，「生育」必然被「婚姻」所綁架，然而，婚姻與生育應該是兩件事，不婚者可能是偶然單身，單身者也應保有選擇生育的權利。

「單身女性想要有小孩，也不一定會想要和孩子的爸生活在一起呀。」楊佳羚舉瑞典為例，瑞典從一九八八年即有《同居法》，讓同性及異性伴侶都可以同居，一九九五年讓同志可以登記為伴侶，二○○三年開放同志伴侶領養小孩，○五年更讓女同志伴侶可以採用人工生殖，○九年《婚姻性別中立法》則讓同志也能結婚。

她說，在瑞典，「家庭的定義是與熟識的朋友一同生活，因此瑞典的《同居伴侶法》施行之後，慢慢演變為《共同生活法》。」隨著婚姻、家庭定義的改變，生育子女的福利政策也應與時俱進做調整。

政府應提供多樣的福利措施，讓結婚和小孩沒有必然的關係，也才能讓更多人得以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民眾得以享有更多元的人生規畫，也讓真正想要有小孩的人，不管伴侶的性別為何、不管結婚與否，都能快樂生養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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