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蕩簽賭假球 斬斷利益結構才有效

「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看球了！」英商巴克萊銀行董事總經理劉奕成掩不住內心的激動。在三月八日中日大戰時，他連趕三攤聚會，無論是政治人物或企業人士的場合，這一天，大家心中只有棒球。

大學時代幾乎在球場度過的劉奕成，對中華棒球史如數家珍。「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現在，中華職棒每場觀眾大約只有二千多人，經過這場球，說不定可以帶來六千人進場。」劉奕成認為，中華職棒人氣回籠能為棒球注入新活力，未來國際賽事才能有更好成績。

此次中華隊雖有王建民、陽岱鋼等具有國外職棒經驗的球員加入，但來自中華職棒的球員仍占七成以上，是最主力核心。「中華職棒很重要。但老實說，我看職棒看得很灰心。幾次打假球簽賭的事讓人很挫折。」劉奕成說出心中隱憂。「政府要有魄力處理簽賭，球迷的信心才可能回來。」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署長何卓飛表示，政府從二○一○年開始推動「振興棒球總計畫」，跨部會與警政署合作成立防賭專案小組加強取締，由地檢署認養球隊提供球員法律協助，同時提高罰則來嚇阻地下簽賭與假球。

然而這個已推行兩年多的方案在資深球評、ＴＳＮＡ體育新聞網總編輯曾文誠的眼中，「目前看起來是幾乎沒有用！」對這個全面而複雜的簽賭問題，必須從法律到球員多管齊下，才有機會解決。

罰則過輕 組頭獲輕判 有恃無恐敢再犯

回顧過去中華職棒史上五次檢調大規模搜查偵辦的簽賭案件：一九九六年黑鷹事件、二○○五年黑熊事件、二○○七年黑鯨事件、二○○八年黑米事件，以及二○○九年黑象事件。除了黑象事件尚未定讞之外，過去幾乎每次案件當中，涉案組頭最終的裁處皆過輕，最多刑期也只有兩年半。

對球員來說，一旦遭起訴，往往就會被球團釋出，而且終身不得登錄職棒名單，他的職棒生涯就到此為止了。相較之下，簽賭組頭即使遭判刑也是輕判，並且幾乎都靠著數十萬元易科罰金就能免去牢獄之災，甚至還能一再犯案。以台南市前議長吳健保為例，他在○七年的黑鯨事件遭判五個月有期徒刑，卻只關了十五天就易科罰金出獄，之後再度涉入○九年的黑象事件。

針對職棒簽賭與假球，缺乏足夠有嚇阻作用的法律條文。過去簽賭案件皆採《刑法》賭博罪、《刑法》背信罪、《刑法》詐欺罪等來裁罰；而這些條文當中最嚴重的懲罰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實務上法官大多只判數個月到兩年，並且能夠以罰金來取代坐牢。

以○八年黑米事件為例，以幕後老闆之姿喝令米迪亞全隊打假球的組頭林秉文，只須支付七十三萬元罰金就不須坐牢；這與地下簽賭、詐賭動輒上億元的金額相較起來只是零頭，無怪乎這些人有恃無恐，並一再犯案。

○九年黑象事件發生後，政府重新研擬法律，一一年通過《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案，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處罰妨害比賽公平性之犯行；且若三人以上結夥犯案，刑責將提高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比過去以詐欺、賭博、背信等罪的刑責重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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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查幕後 只抓白手套根本無效

對於這樣的修法，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球類運動學系教授高英傑樂觀看待，「現在大家不敢打假球了啦！」他認為，法令的重罰再加上球團透過與球員簽訂合約，藉由提高數倍違約金來約束球員，「這樣應該足夠杜絕球員的僥倖心態。」高英傑說。

不過，曾文誠比較悲觀。他認為，職棒簽賭一犯再犯的真正關鍵在於，球員、球團、簽賭集團、檢警，甚至是民意代表已經形成龐大利益結構，「如果這種利益結構沒有辦法斬斷，你每次永遠是抓接觸的人、白手套而已嘛！」

曾文誠說，黑象事件偵辦「雨刷集團」，當時檢調曾懷疑有情治人員插乾股，「板橋地檢署一開始信誓旦旦說要清掃乾淨、向上追查，但最後也是不了了之，查到雨刷就停了。而媒體的焦點只放在大咖球星，新聞熱過了就沒消息！」曾文誠認為，政府如果有掃蕩打假球的魄力，就要把幕後黑手抓出來。

然而，要搜查並瓦解地下簽賭集團背後的利益結構，不僅難度極高，也僅能治標、無法治本。此時，從職棒聯盟的內部體質進行調整，是另一項不能逃避的工作。

○八年黑米假球事件，有別於以往的假球案由組頭、白手套從外部滲透球隊，進而控制球員，而是直接由球隊幕後老闆下令球員打假球。當時的米迪亞暴龍隊就是由林秉文、陳嘉豪等經營地下賭場的幫派分子集資買下。由此顯示，中華職棒聯盟在為球隊審核買主的把關機制大有問題。

環境欠佳 球團審核鬆 球員長期低薪

專門做運動行銷企畫的上寰整合行銷公司負責人黃嘉德表示，美國企業想買球隊，都必須先通過該運動聯盟各球隊老闆組成的會議來決定，並且針對企業資金來源進行嚴格的審查。「他們除了審查投資人背景，甚至要求對方提出完整經營計畫，當他們覺得對方無法讓球隊更好，無法通過審核，就不能入主球隊。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你的球隊好，我整個聯盟的品質才會好。』」

一旦企業的經營品質控管好，提升球員待遇的可能性才會增加，而這正是防範球員打假球的第一步。曾文誠認為：「很多選手打假球是出於個人待遇不好，才會鋌而走險。」薪水提高不必然能杜絕假球案發生，但若持續維持低薪，球員打假球機率就會提高。

根據兄弟象隊球團董事長洪瑞河所提供的資料，中華職棒開打的前幾年，象隊就有六、七名球員月薪三十多萬元；然而十多年後的今日，全隊只剩看板球星彭政閔月薪三十五萬元，其餘選手最高月薪也只有二十餘萬元。光是與過去的職棒球員相比，今日球員的薪資結構就慘不忍睹，遑論與日、韓，甚至美國齊觀。這對台灣職棒而言，無疑是一項警訊。

運彩複雜 大批資金又流回地下賭盤

非法簽賭背後有巨大經濟利益，政府在○八年起發行運動彩券，就是想把這背後的經濟利益引導到正軌。然而運動彩券顯然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到一二年為止， 不但銷售額僅達一五一億元，台北富邦銀行四年下來，慘賠四十七億元，更在○九年再度爆發大規模簽賭的黑象事件。

曾文誠認為，由於北富銀的投注設定並不吸引人，「他們沒辦法讓民眾覺得，如果我今天下注一百元，就有可能拿到十萬元。要得到這些錢的門檻太高了，對民眾沒有誘因。所以錢還是又流到地下去了。」

根據國防大學財務管理學系針對運彩經營績效所做的評估研究，台灣運彩的獎金支出率上限七七％（平均每投注一百元，回收七十七元），遠低於香港的八二％，以及外國博彩公司與地下組織的九○％；若再加上二○％的稅，使得台灣運彩幾乎沒有吸引力。

而擔任台灣運動文化協會監事，並為少棒球員打官司的律師周宇修表示，「運彩的機制設計得亂七八糟，你隨便問一家彩券行，十個顧客裡面大概有九個半不是去買運彩！」他認為運彩的投注方式設計得過於複雜，讓有心博弈的顧客面臨很大的障礙。

運彩投注方式過於複雜，對有心想投注的民眾沒有吸引力。(攝影/劉咸昌)

「《運彩條例》不應該只修罰則，重點在於怎麼把那些會去做地下簽賭的人吸引到?面上。為什麼大家寧可去玩有犯罪風險的、組頭可能落跑的？反而不玩政府設立的比較安全的、錢一定換得到、也沒有爭議的？一定是誘因出了問題啊！」周宇修說。

美國職棒曾經發生歷史著名的「黑襪」假球事件，日本職棒也發生過「黑霧事件」，事件發生之時都重創職棒產業，但在政府與職棒聯盟的合作下，就沒有再發生類似情況。而台灣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職棒史上就發生五次嚴重的打假球簽賭事件，顯示政府並沒有解決問題。

在台灣棒球重返榮耀、激勵成千上萬球迷的此刻，倘若我們在高興歡呼之餘，能夠深切檢討過去職棒發展的困境，藉著全國上下一心的契機來改善、革除假球與非法簽賭這個毒瘤，方能在贏得榮耀之外，更獲得可長可久的一項運動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