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廢核大遊行」吸引了全台二十萬人走上街頭，堪稱反核運動自九○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動員，這其中，包括反核三十年的「老將」，也有加入不滿兩年的「生力軍」，核電議題在他們心中，各有不同面向的價值投射。
簡志忠 出版兩本核能知識書 若核廢料不能處理，我們就不該再繼續製造！
簡志忠，圓神出版事業機構董事長，二○一一年，福島發生核災後，圓神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核能知識書：《我們經不起一次核災》、《台灣必須廢核的十個理由》，看似艱澀的科普書籍，兩年內再版了三次，分別都熱銷近萬本，成為近兩年反核運動的重要參考文獻。
簡志忠在反核這件事上或許不及他的老朋友出名—— 率領藝文界好友躺上凱道、發起全台有志之士大喊「我是人」的導演柯一正；他笑稱柯氏等人是「我的蠢蛋朋友啊！」看似揶揄，實則志同道合。
我從九○年代開始反核，但那時還不曉得核廢料半衰期有多長，只知道人類無法處理核廢料。福島發生核災後，我的好友劉黎兒小姐告訴我，福島核電廠出事的反應爐跟台灣在使用的反應爐，都是奇異公司的同一個型號，我聽了簡直嚇傻。
從三皇五帝到現在，是五千年的歷史，但核廢料的半衰期是二萬五千年。一九八六年，蘇聯發生車諾比事件後，就地蓋了一座「石棺」，把出事的反應爐封印在內，預計每三十年要重新再蓋一次，你知道總共要這樣蓋幾次嗎？答案是八千次！蘇聯車諾比、美國三浬島、日本福島，這些發生核災的，都是核能先進國，台灣到底有什麼本事確保絕對的安全？
去年，核二廠一號機發生錨定螺栓斷裂事件，原能會主委蔡春鴻在立法院保證：「如果出事，一定辭職負責。」人民的財產性命都受到威脅了，誰還會在乎一個九品芝麻官的去留？
前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林宗堯揭露，核四工程前後改變了一千五百多樣的設計，然後提出「解救方案」支持續建；這讓人覺得核四工程簡直是場兒戲，曾經讓鋼筋被任意截斷、水泥牆內鑲嵌尿瓶的工程團隊，現在經由林宗堯的指點，再追加一大筆預算，事情真的會改善嗎？
有一次，我去看唐美雲的歌仔戲表演，結束之後，在後台巧遇總統夫人周美青，雖然是素昧平生，但我對夫人說：「如果知道今天會碰到你，我就多帶兩本書送給你。」夫人聽了很爽快地回：「你寄給我！」當場就告訴我地址。我回家後，把書裝好，決定寫封長信給她。
我在信裡寫道：「寄上我們出版的兩本書，作者劉黎兒在距離福島八十公里處的那須有一棟別墅，在核災發生後價值已經近乎零。台灣的電力能源一向依賴台電提供政策，我相信，歷任總統院長沒有人深入了解過。」
我還告訴總統夫人，台灣有三座核電廠蓋在首都圈，台灣地震頻繁，核電廠防震係數又遠低於日本，萬一出事，大台北地區六百萬居民該何去何從？我們平時只求改善生活，力爭上游、培育下一代，希望國家能贏得世人的尊敬；可是萬一發生核災，這一切努力都會化為烏有。
過一陣子我又碰到她。夫人跟我說：「謝謝簡先生，你寄來的書我有收到了，也拜讀了，而且我讀完之後，也有給我們家先生看。」我急著問：「然後呢？」她只是笑一笑。
我們一介草民能做的，也只是盡我們所能，把資訊傳遞給有影響力的人。有人說，發生核災只好全家移民，但全家包括哪一個家？我的直系血親和姻親？那我兄弟姊妹的姻親要不要搬呢？
核電真的不需要很高的學歷門檻才能判斷安全不安全，我們只需要問政府幾個簡單的問題：目前貯存在核電廠裡的核廢料相當於多少顆原子彈？我們能夠處理這些核廢料嗎？如果這是一種不能處理的垃圾，我們就不該再製造垃圾。
孫一信 大四時被警察當暴民抬離 年過四十再度踏上反核前線
當年我擔任環保聯盟學生會會長，整個大四都在環保聯盟度過，忙著做反核戰報、召集各校學生「出任務」。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要從一九九一年說起。那年五月五日，民間團體發起規模最大的一次反核大遊行，我們稱作「505，SOS」大遊行，學生們為了炒熱運動氣氛，前一天到羅斯福路台電大樓的門口靜坐夜宿。
1992年5月，孫一信挺身抗議核四預算解凍，登上報紙頭版。(圖片來源：孫一信提供)
同年十月三日，發生著名的「一○○三事件」，那時核四預定地通過環評，鹽寮自救會居民在預定地門口，搭起抗議棚架，結果保警出動，強力拆除，自救會一名志工林順源開著廂型車衝撞。混亂中，保警把車翻倒，壓死一名警察，事情於是鬧大。
我當時趕緊跑回環保聯盟在溫州街的據點，把學生名冊收走，大批警察和檢察官正好也到那裡，捉走鹽寮自救會會長高清南，鹽寮那幾天陷入白色恐怖。
九二年五月，立法院要解凍核四預算，我們集結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就被警察抬走了，只記得過程就是拉來拉去，隔天手腳都很痠痛。
保警甚至會刻意把學生的臉抬起來，好讓記者拍照，甚至也會鎖定學生幹部，向他們的父母「動之以情」。我沒有向台南家人細述在台北從事的運動，但上頭版的隔天，我媽媽寫了一篇投書〈他是我兒子，我以他為榮〉。
以前我們只是去衝撞，很多人看到這種景象，覺得我們是暴民，現在資訊發達，有更多形式，讓大家更快速地串聯。反核運動雖然因時代背景而銷聲匿跡一陣子，但很多環保團體還是一直在累積能量，所以我們也才會看到這兩年迅速擴大的成果。
看到更多年輕人站出來反核，「過來人」孫一信感到非常欣慰。(圖片來源：孫一信提供)
周東漢 大學時去立法院丟沖天炮 希望二十年後，兒子不必走同樣的路
周東漢（左）和太太吳星瑩（右）在反核學生運動結緣，一家三口第二度參加反核大遊行。
(攝影/吳東岳)
早在高中，我身邊就有很多啟蒙我思考「民主」的人。大學的時候，我就參加了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就是現在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她（吳星瑩）正好就是綠盟的美編。
還記得大概是一九九六年，核四要通過覆議案，我們幾個比較激進的學生，不知天高地厚，拿沖天炮去丟立法院的門，引來鎮暴警察，結果倉皇而逃躲到台大醫院地下室。
還有一次，我們在核電廠附近遊行，入夜後無處可去，只好在核四廠龍門施工處過夜，因為很冷，大家還收集了一些枯枝生火，我大概就是在那時候認識一起參加活動的星瑩。隔天所有人死守在現場，直到中午一個一個被警察抬離。
說真的，如果政府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停止使用核電，今天也不會搞到這樣子。我和太太在反核活動上相識，我們的兒子在福島核災隔幾天後誕生，他今年兩歲，我真的希望，二十年後，他可以不必再和我們做一樣的事。
鄭有傑 反核短片導演 別把冷漠當成熟，否則只會危害下一代
因為「罪惡感」和「責任感」，鄭有傑決定不再自以為是地沉默。(攝影/林煒凱)
三一一大地震那天，我在拍片收工時接到簡訊，我父親是日本華僑，奶奶和許多親戚都住在日本，第一時間趕緊聯絡彼此，然後我從電視轉播畫面目睹了海嘯。很多電影裡都有海嘯的畫面，但眼前被浪捲走的房子、著火的屋頂，上面還有人，這些都是真實的，我的心裡頓時有種感覺：「我所相信的世界瓦解了！」
我有位表姊就是嫁到福島，她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她家在強制撤離的二十公里範圍內，但她的公婆都執意留下，因為他們生活的一切，一輩子累積的所有東西都在那裡。
擁核派很喜歡談經濟，我也是學經濟的，但這其中的道理都很簡單。只要台灣一發生微小的輻射外洩事件，外資一定會全面撤離，台灣經濟絕對會垮。
我媽媽的原生家庭是開紡織工廠的，只要經濟部一說漲電價，他們就無條件支持核能發電，我現在都會說：「我們已經有三座核電廠了，電價還是在漲！」結果我媽媽不但被說服，還資助我買防毒面具拍短片。
我們可以看看新加坡，他們也曾經很想興建核電廠，但因為國土太小，完全沒有核災緩衝空間，最後他們還是決定不使用，但他們的經濟還是比我們好很多啊！核能發電絕對不是唯一的經濟發展後盾。
過去，我一直不喜歡投入社會運動，第一是擔心自己了解不足，第二是不想讓別人覺得我沽名釣譽。但在福島核災之後，這些自以為是的想法全化為罪惡感，我以前已經錯過了，以後更不能再錯下去。
另外一種感受，就是責任感。上一代的人，對核電或許抱持著幻想，覺得有辦法處理核廢料；但幾十年過去，可以確定核廢料不可能再利用，也無法解決。我有兩個小孩，我們這一代必須做出選擇，否則只會危害到下一代。
我是在柯導發起凱道快閃活動的前一天，才收到邀請，戴立忍找了很多人，要我們每個人都拉幾個朋友參加。後來，持續參與了幾次類似的抗議活動，但每次都是遇到同樣的幾張面孔，有種灰心的感覺。我應該要做些事情，把觀念傳布出去，於是決定拍短片。
其實我不是要呼籲大家反核，而是希望大家去關心資訊，如果不經過認識，盲目反核和盲目擁核都是一樣的。
所以真的不要再把冷漠當成熟，否則，有一天我們會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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