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青年失業率逐年增加，但是技術人才大缺工，產學斷鏈與人才失衡問題，正嚴重衝擊台灣社會，阻礙經濟發展，背後最大的問題就在「技職教育」。到底我們的技職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要如何解救我們的技職生及產業？
台灣的木工機械全球第三，排在德國、義大利之後，台灣約有二八○家業者，一年九億美元的產值，因為找不到人，洪肇志不敢多接訂單，更遑論產品升級。洪肇志抱怨：「同樣的機械，德國製貴二五％，德國講工匠技藝，台灣談不上工匠，也沒有技藝。」
事實上，洪肇志很努力升級，博凱的產品電腦化，賣到海外的機台可以透過網路與博凱連線，進行教學維修業務，一台售價二千五百萬元。他的公司有兩名博士、兩名碩士、十二名大學生，其餘為專科、高職、國中畢業。「員工平均月薪三萬四千元，博士學歷和國小畢業做焊工的員工，都是五、六萬元薪水。」他務實地說：「只要能讓我賺錢，管你什麼學歷，但我找不到高職生，他們都念大學去了。」
洪肇志碰到缺工的困境並非特例。位於台南的濠瀅機械成立二十二年，做化妝品機械，年營收約一．五億元，員工二十五人；即使廠房乾淨有空調，技術人員起薪三萬三千元，一樣找不到人，負責人傅文祺說，「不是我不想做大，是沒人做不大。」
台灣工具機業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利潤穩定成長，是台灣頗具競爭優勢的產業；但去年台灣失業率四．二四％，有四十八．一萬人失業，工具機產業卻找不到員工，不只工具機產業，台灣缺工數也逐年升高。
▲濠瀅的傅文祺（右）無奈表示：「不是我不願意做大，而是找不到人。」（攝影/陳俊銘）
▲博凱機械的洪肇志直言：「找不到高職生，他們都去念大學了。」（攝影/蔡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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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壞主因一：廣設大學 高職重升學輕就業
面對青年失業率上升，企業卻沒有可用的人才，台灣產學斷鏈問題嚴重，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直指，是台灣技職教育出問題，「一九九九年台灣專科改制升格科技大學，技職人員消失，這非常令人憂心。基本上，我對台灣的教育失望。」
九四年，台灣確立廣設高中大學為教育政策主軸，其後，包括整合高中職教育、綜合高中誕生、開放技術學院升格科大、課程修改重學科、縮減實習時數，一再摧毀台灣技職教育的功能。
歷任工業局局長、經濟部政務次長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現任全球策略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的楊世緘，過去參與台灣產業與經濟政策制定，透過「電子及資訊工業十年發展計畫」、「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工業發展自由化」、「建立產業輔導體系」等政策，帶動九○年代台灣經濟高速發展。
楊世緘回憶：「當時台灣企業脫胎換骨，包括寶成、鴻海、金仁寶營收都是百倍成長。」七○年代，台灣技職教育廣設工專，當時工專畢業生是台灣企業最愛；後來，包括經濟部人力發展處、職訓中心和工業局，都培訓工業人才。
九六年，楊世緘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當時的教育部長吳京向行政院報告，楊世緘表示：「我記得標題是『還給職業教育學生一個尊嚴』，當時社會覺得專科文憑比較差，家長也喜歡大學文憑。但這是教育部長的觀點，不是站在經濟發展的需求考量。」高職走向升學拿文憑，這是技職教育崩壞的重要轉捩點。
屏教大社會發展系教授張義東表示，台灣社會重視文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根深柢固；加上台灣經濟發展，家長不需要、也不希望小孩太早工作，社會氛圍就是要念大學，在政策的推波助瀾下，形成念大學的社會風氣。
台灣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轉型為人人都能念大學的普及教育；而技職教育往高等延伸，高職轉以升學為主。根據教育部統計，八○年代，高職生對高中生的比例為七：三，高職培育出大量的產業人力，使得台灣經濟快速成長。
但九六年，教育部提出專科改制科大，廣設大學並增設綜合高中後，高職生對高中生的比例為四八：五二，高職生去年剩下三十七萬人，較九四年的五十二萬人銳減了十五萬人；而且八成以上的高職生升學，只有不到兩成學生進入就業市場。將於一○三學年度上路的十二年國教，讓高職學校擔憂根本沒有學生可以收。
以台北市的大安高工、木柵高工等明星高職為例，升學率高達九五％，台東的公東高工升學率也有八五％；就算屬於進修學校的成大附工，機械科的高三生也都想升學，形成就業市場幾乎找不到高職生。
傅文祺表示，有次他只找高職生，結果無人應徵，他感慨地說：「孩子付出青春，家長付出學費，結果培養過去高職程度的大學生，讓家長情何以堪！」而洪肇志批評；「以前的高職生技術扎實，現在高職生都跑去念大學，結果畢業後領的薪水比高職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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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壞主因二：課程高中化 高職重學科輕實務
啟英高中董事長吳慶堂表示，當時，教育部覺得國中分流年紀太小，性向未穩定，所以廢初級職校；九九年後，高職高中化，課程質變，以升學為導向，開始增加音樂、美術課程，再設公民與社會；最近更嚴重的是，連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和生物都要讀，排擠職業類學科。此外，實習時數也從過去每周十四小時，減為六小時，偏離實務操作。
對此，童子賢表示，學生被訓練反覆操作考試技巧，青春年華為考試睡眠不足，這是不對的；高職應該鼓勵學生實做，像是自己設計、焊接電路才是正確的。
高職教育另一個問題是人才失衡。中洲科技大學董事長柴御清表示：「這十年，台灣的高職工科少了四分之一，餐飲科增加四分之一。」台大管理學院教授柯承恩也擔憂台灣工科會消失得很快。
一位電子公司陳姓老闆，三十年前從高職電子維修科畢業，後來自己創業成立電子代工廠，公司需要十名維修人員，卻只找到六名，這幾年一直補不滿；他回母校求才，才知道當年就讀的科已經不存在了，「我很擔憂人才斷層，以後都找不到這類人才了！」
根據本刊調查，以「電子維修科」為例，目前各技職學校，已經找不到這樣的科，只有少數技職學校還設有「電機維修科」，加上技職多以升學為導向，難怪陳老闆找不到相關科別畢業的學生。
去年，鴻海評估到二林中科園區設廠，園區找彰化的科技大學談人才培訓，但學校無法配合，因該校學生八五％來自中彰投，而當地的高職早已招生不足，下游的科大自然也收不到學生，「沒學生就沒產業，大學出問題，產業就出問題。」柴御清無奈地表示。
崩壞主因三：師資、評鑑引領 科大重理論輕技術
高職畢業繼續升學，擁有大學文憑，但科大畢業生卻不如當年的五專生。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去年十二月初，在成大舉辦的工業基礎人才培育論壇中直言：「機械系不懂機械設計、電機系不懂馬達。」
一位學者痛批：「科大生不好用，問題在老師，不在學生。」主因就在以研究型大學標準評鑑技術型大學，「老師不懂產業需求，餐飲系（老師）的不會煮菜，汽車科（老師）的不會修車，因為評鑑升等壓力，大家都忙著做研究寫論文。」
○五年在教育部主導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高等教育評鑑。○七年公布的「大學評鑑辦法」，明訂教育部得以評鑑結果作為核定調整大學發展規模、學雜費及經費獎、補助參據。
一位科大校長舉例說明評鑑制度的荒謬，「他找研究型大學的人來評鑑，我們的目標和願景當然和他們不一樣，比如教育部開放專業技術人員擔任講師，但有比率限制，而且評鑑就是看博士占師資的比重有多少；我們請產業的人當講師，評鑑就完蛋，所以科大的師資還是台清交畢業的博士，他們怎麼會有實務經驗？」
由於政府以單一化的學術評鑑引導大學辦學，科技大學轉型靠攏研究型大學，重視論文發表，產生重學術輕技術實務的問題，台灣的技職體系幾乎斷鏈崩解。
幾所技職體系校長表示，台灣的評鑑走火入魔，本來大學評鑑是為了自我改善，但現在評鑑成績，可能影響招生額度、增減班，甚至教育部的補助經費額度多寡，他們私下表示：「課程、師資以及評鑑，這三件事掐死技職體系。」
台灣技職教育弱化，只重視論文，高等教育沒有差異化，又普設大學供過於求，學生素質日益低落，身無一技之長，台灣技職教育徹底崩解，技職生形同消失。不僅造成產學斷鏈，人力供需失衡，導致企業無才可用，青年失業率攀高，形成「高學歷、高失業率」趨勢。
在九六年廣設大學前，大學生錄取率從約四成到去年九成以上，共有一○四萬名大學生；過度供給造成學歷貶值，落入高失業率、大學生二十二Ｋ（二萬二千元）低薪的魔咒。根據主計總處統計，九五年大學以上失業率是二．五二％，去年倍數成長到五．三七％，高於平均失業率四．二四％，居所有教育程度之冠。
台灣科技大學資工系教授李漢銘分析，台灣新生兒從四十八萬人遞減，到前年剩十七萬人；新生兒人數是以前的三分之一，但大學卻廣設三倍，系所提高招生人數，大學錄取率逼近一○○％，入學沒有淘汰機制，大學人才素質漸趨低落。
柯承恩舉例，以前台大商學系四個年級總共一二○個學生，現在一年進來五百人，「以前應該到私立大學的學生，都跑到台大來，現在講二十二Ｋ，是因為以前沒有進大學的人都進大學，所以平均薪資一定下降。」
▲技職學校應該強化學生動手做的能力，須注重實習課程。（攝影/陳俊銘）
解方一：改變評鑑制度 納入產業界擔任評鑑
曾任經濟部與財政部長、被譽為台灣經濟奇蹟重要推手的李國鼎，曾說過「技職體系影響國家非常重要」，如果人才培育得好，產業發展自然會好；如果學校教的學生出去外面無法工作，表示教育是有問題的。顯然，台灣技職教育到了全面檢討的關鍵時刻。
首先，應全面檢討評鑑制度。目前國內以ＳＣＩ（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與ＳＳＣＩ（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論文發表數指標為依據，但論文偏向理論，和實務脫節。台灣的技職教育應偏重產業實務，納入產業人士擔任評鑑委員，並把產學合作的表現列為評鑑指標，發展以特色定位的多元評鑑。
柯承恩表示，現在學位不太值錢，但技職大學不可能走回頭路，應該讓學校課程「專業化」。假設觀光是現在和未來的重要產業，學校應該以這個為主軸，結合歷史、地理和觀光去發展。
解方二：科大走向專業化 和區域產業結合
此外，應及早建立大學分流制度，比如教學型大學、研究型大學、技職型大學，培養各行各業需要的人才；同時，政府應一改過去資源獨厚研究型大學，比照五年五百億元補助，扶植技職體系壯大，目前有些技職學校的設備老舊，是三十年前的老舊器材，不符時代需求。
解方三：仿照德國模式 企業參與技職教育發展
德國技職教育的精神在於產學緊密結合，並透過政府、工會和學校，建立人才培訓的平台，楊世緘就疾呼：「教育部鬆手，企業參與技職教育。」
目前教育部由六所典範科技大學，強化制度調整、人才培育與產學研發的功能。其中由台北科技大學、外商瑞健公司與台北市木柵高工合作的台灣首例「師徒制」專案，就是由企業主導，學徒一周在瑞健上班四天，二天到北科大上課，瑞健可建議北科大的課程安排。
柯承恩樂見這個產學合作模式，他說：「現在這個狀態下，有人走出好的路，是件好事，但政府要確認怎樣的條件可以讓這個模式運作順利。」
學校老師、家長對高職的刻板印象已根深柢固，學生不愛讀書、成績不好就只能讀高職；台灣社會普遍存在「文憑主義」，一味的鼓勵孩子讀大學，忽略適才適性發展。
解方四：社會觀念改變 打破「惟有讀書高」觀念
洪肇志憂心地說，社會結構應該是高中職、專科、大學、 碩士、博士的金字塔結構，而台灣的大學變成基本學歷，每年碩、博士人數激增，變成倒金字塔，這樣頭重腳輕，很危險。
台灣高學歷高失業率已經不是新聞；而技術人才缺工，薪水優渥，也是不爭的事實，台灣社會該給予各行業尊重。「在德國，不管司機、黑手、大樓管理員，社會都非常尊重，這是台灣社會要反思的。」張義東語重心長地表示。
台灣的技職教育，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的地步，否則，台灣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出走國外；台灣企業缺工，外移其他國家，屆時，消失的恐怕就不只是技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