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提撥制已成為全球退休金的主流，而走在趨勢之前的先行者之一，就是瑞典。九○年代，這個國家決定成立一個完全隔絕民粹的討論平台，退休金的改革之路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如今，瑞典的年金制度不僅成為歐洲各國的仿效對象，其朝向「確定提撥制」的改革方向，也已成為世界潮流。近期國內學者即普遍倡議，台灣的退休金制度中應該盡可能拉高「確定提撥制」的採用範圍。
從民粹惡鬥到成為典範，瑞典人做了什麼？
上個世紀八○年代，瑞典開始正視高齡化問題，雖然問題並不算嚴重，預估老人占整體人口比率將在三十年內從一五％左右攀高到二○％，「但，他們已經感受到退休金恐怕撐不下去了，繼續採用目前的給付內容，下一代注定倒楣。」曾經受經建會委託、深度研究瑞典退休金改革的淡江大學保險系副教授郝充仁說。
隔絕民粹討論 才能讓改革真正成功
原先，瑞典的退休年金制度建立於一九六○年，採用類似於目前國內勞保、退撫的「確定給付制」，「情況和台灣有點類似，上路沒有多久，財務問題很快就陸續浮現。」郝充仁說，當時瑞典政府已經看見危機，但因為退休金制度的改變難度極高，因此始終僅有微調、不敢大刀闊斧地加以改革。
直到一九八四年，瑞典政府針對整體社會安全問題成立特別委員會，退休金的改革工程才算正式啟動。「瑞典有五個主要政黨、分屬兩大聯盟，改革的一開始，也是吵鬧、也有民粹。但瑞典人民的政治素養還是比較高，很快的，他們就找出了擺脫民粹干擾專業的方法。」
郝充仁提出瑞典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完全隔絕民粹。
一九九一年，保守黨取代社會主義黨執政，立即組成一個跨黨派的工作團隊討論退休金改革，「這個團隊雖有不同黨派，但特別之處，在於不容許政治人物進來，參與討論者，只能是各政黨或政團委任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具有保險或社會福利背景的學者專家。」
不僅如此，甚至是勞工團體、企業資方等，都只能委任各自認可的專業人士參與討論，而不能直接進入這個工作團隊。「工會理事長不能進來，民意代表也不能進來，總之，如果你沒有被認可的專業背景，就別想參加。」
此外，這個工作團隊另有一項遊戲規則，一旦討論形成了決議，絕對不能反悔，各代表必須簽字，並將討論的結果進入制度改革的修法階段。
「這是一個代表不同立場的專業討論平台，在這裡，大家會有不同立場的發言，但所有的討論都具有專業基礎，幾乎完全隔絕了民粹式的討論。」在郝充仁的解讀中，退休金改革的最大困難，就在於不同身分之間的妥協，「而這樣一個討論平台，讓『妥協』的進度有效加速。」
成立「緩衝基金」找籌措財源可行方法
九三年夏天，經過約莫兩年的討論，大致完成改革藍圖，其中最重要兩點，一是退休年金必須擴大「確定提撥制」的範圍；其二，職業年金的計算標準必須以終身平均投保薪資計算，取代原先以「平均十五年最高投保薪資」的制度。
除此之外，瑞典的退休金也遇到類似台灣目前的缺口撥補問題，政府該不該補？該怎樣補？在這方面，瑞典政府透過「緩衝基金」的方式來解決。基金的目的一開始是撥補新舊退休金制度轉換時的財務缺口，接下來的角色則是「財務自動平衡」機制，一旦發現退休金的財務有失衡之虞，就適度撥補，立刻讓退休金財務回到平衡狀態。
「基金的錢從哪裡來？當時的瑞典是用政府預算，但後來挪威仿效瑞典的作法，成立緩衝基金，則是用開採石油所賺取的資金。至於財政困頓的台灣能不能做，我認為，只要肯想，總有辦法。」郝充仁舉例，透過公有地出售或課徵綠能稅，都是籌措財源的可行方法。
「把這些錢用來穩定攸關台灣年輕人未來的退休金制度，短期內好像看不到創造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效果，但長遠來看，絕對值得。」郝充仁說。
瑞典年金改革進程
1984年 政府成立特別委員會，檢討整體社會安全制度。
1991年 成立工作團隊，成員僅限專業人士，進行退休年金改革研究。
1992年 工作團隊公布改革草案框架，朝「確定提撥制」的改革方向確立。
1994年 瑞典議會通過年金改革的基本輪廓。
1998年 完成立法程序，隔年開始正式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