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扁之外的台灣獄政人權黑幕

前總統陳水扁日前因身體不適，在大批警力戒護下再度就醫，引起獨立國際人權工作小組的關切。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公布的報告，陳水扁擁有兩間一．三八坪的房舍空間，比一般受刑人大七倍！陳水扁貴為卸任總統才有如此待遇，其他受刑人則只有不到○．三八坪的空間，顯示台灣還是以落後的懲罰代替教化矯正，台灣獄政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一份由法務部矯正署所撰寫的「受刑人陳水扁在監處遇專案報告」，也透露出我國獄政執行的諸多弊病。（圖片來源/UDN.COM）

全台監所超收二○％

矯正署今年八月底公布「受刑人陳水扁在監處遇報告」，表示雖不因受刑人身分而有差別待遇，但「考量陳員（即陳水扁）為卸任國家元首與最大反對黨前任主席，如在監發生任何意外，可能引起政治對立，造成社會不安。所以北監特別注意陳員服刑期間之生活處遇及醫療需求，並在法令及現有設施條件允許之下，予以較佳照顧。」

其中較佳照護包括房舍空間比別人大七倍、每日有熱水盥洗、指派專科醫師看診、放寬接見通信的對象，且比別人多接見兩百餘次等。這還是曾經貴為總統的陳水扁才能享有的禮遇，各界只在乎陳水扁是否遭到虐待、是否能夠特赦；至於其他受刑人的人權、待遇卻鮮有人關心，凸顯台灣社會的落後。

聯合國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就指出，除臨時過於擁擠等特別原因，獄方不宜讓兩個囚犯占用一個獨居房或寢室。在台灣，監獄超收卻是令人詬病的老問題。

以台北監獄為例，現有舍房及工場面積為一六一六坪，總收容人數為四一五四人，每人平均有○．三八九坪的活動空間，而一般一．三八坪大的舍房會收容二至三人，最大六．三七坪的舍房，會容納十八至二十人。

根據監察院在二○一○年提出的報告指出，一九九九年起，矯正機關核定收容額逐年增加，平均核定收容人數為五萬二二七三人。但自從二○○五年底總收容人數突破六萬人後，這個數字就年年升高（除○七年七月辦理減刑，年底收容人數縮減為五萬三六九五人），平均超額收容人數都多達五九二四人，相當於台灣的監所每年都收容超過核定額一成的人數。空間不足的問題，顯然已存在多年。

法界人士建議吸毒除罪化

面對這樣的窘況，法務部矯正署官員也很無奈，謝姓主祕表示：「我們不像飯店，客滿了就能不收，檢所繼續送人來，也只能收啊！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再繼續蓋（收容空間）了。」截至本月十四日，全台監所核定收容額為五萬四五九三人，實際收容人數則多達六萬五六六七人，超收二○．二八％。

超收導致受刑人的生活空間遭壓縮，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近十年來，新入監的受刑人以觸犯毒品罪者為最大宗，其次是竊盜罪、公共危險罪，以及詐欺罪；這兩年來，光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入監的就占年度所有新入監者的三成。

在平均每年都有五千餘名超收額的前提下，每年卻有逾萬名毒品犯罪者入監，這讓許多法界人士更加提倡「吸毒除罪化」。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辦公室主任高榮志律師指出：「要解決超收問題，治標的方法，就是吸毒除罪化。」他表示，觸犯毒品罪者，絕大多數是因吸毒被送監，這類型的罪犯因為好抓、再犯率高，所以成為檢警單位「衝業績」的主要來源。但其實，許多歐洲國家早已將毒品定調為公共衛生問題，吸毒者被視為「病人」而非「犯人」，其所面對的是國家幫助戒斷毒癮，而非遭到隔離或處罰。

在這樣稠密的空間當中，收容人彼此因齟齬而產生衝突的情形幾乎是家常便飯，但監所內的管理人員卻未因應增加。

正在宜蘭舉行「囚The Prison」個人畫展的宜蘭監獄監所管理員林文蔚指出，監所內有句話：「兩分鐘就是一個管理員，但一輩子都做不好。」這在形容，要當一名監所管理員，穿上制服只需要花兩分鐘，但是不管他在訓練中心上過多少課，永遠都學不到第一線工作該有的膽識和判斷，而這樣的經驗，有時候甚至花一輩子都學不完。林文蔚也表示，一個監所管理員在夜間值班時，所要管理的收容人，往往超過上百個。

在同一份監察院報告中就指出，○九年二月，國內各矯正機關直接戒護管理人員總計有四九五七人，管理人員和收容人的平均比例為一：十二．八二。反觀各國比例，香港一：二．四、日本一：四．六、韓國一：四．七、美國一：四．八、新加坡一：八．三，都凸顯出台灣獄政工作第一線管理人員的不足。

一人盯十二人 管理員不足

這些第一線管理者不僅要面對背景不一、（在監內）資歷不一的收容人，還必須接受上級的監視管理。值班當日，早上八點要集合點名，接著一整天二十四小時的值勤工作，都像在軍中按表操課，午間輪班休息、夜間輪班站哨或巡視。每逢收容人戒護外出，更是如履薄冰，若遇收容人脫逃，更要負起追捕之責，工作壓力之大，外人難以想像。

像這樣須要靠經驗累積與傳承的工作，卻因管理員負擔的管理人數過大，導致高流動率。據了解，台灣每座監所都標榜「全年無戒護事故」，但在監所超收、管理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這樣的目標形同不可能的任務。

監所是個封閉的世界，許多人對於監所的想像，甚至就像電影「監獄風雲」一般。事實上，監所內會發生的事，根本超越了電影曲折迭起的劇情。台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陳惠敏直言：「監所是人治的社會。」

受刑人的命運被少數人掌控，最受爭議的，就是累進處遇的計算方式。《監獄行刑法》第二十條規定：「刑期六月以上之受刑人，為促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應分為數個階段，以累進方法處遇之。」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每一受刑人依其刑期、年齡與初累犯，定有不同之責任分數，按月依其表現所得分數折抵，每抵銷一定分數，則進一級，由第四級漸進至第一級。

儘管法條明文規範，但「依其表現所得分數折抵」，卻充滿管理者的裁量空間。陳惠敏說：「最近法務部部長提倡戒菸，底下的人就非常投入地執行，各監所向受刑人鼓吹戒菸，甚至說戒菸可以假釋。結果本來不抽菸的人反而不能提前一個月假釋，有抽菸的人為了那一個月，也忍著假裝戒了菸。」

高榮志指出，台灣受刑人的假釋決定權在於法務部，「但法務部不了解各個監所，假釋決定也沒有聽證過程，那法務部怎麼決定？它沒有辦法實質地評估每一個人！沒有那個能力，也沒有那麼多人力，甚至也沒有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只能兼顧到齊頭式平等，你點數多了、時間到了，就給你假釋。」

缺乏外部制衡機制

因此，民間學者和法律、社會領域專家主張，應該建立類似委員會的常設機制，由外部進行監督制衡，讓更多隨人定義的程序能公開透明化。

在歐盟國家，一名受刑人入監後，除非是無期徒刑，否則都是以「重入社會」為隔離矯正的前提。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怡提及，德國的受刑人要獲准假釋，會透過精神科或心理科專家以及管理人員共同做深度評估。「重刑犯刑期將滿的最後兩三年，甚至會被移送到開放性監獄，讓他有重新適應社會的空間；高齡受刑人出獄前，也會給予自行照顧起居生活的訓練。」

「政府花很多費用在監獄裡，就可以花比較少費用在防止再犯，你把錢花在那裡，就會得到那個成果。」林欣怡說。

陳惠敏也表示：「受刑人若在獄中持續被否定，得不到任何系統支持，就算假釋出獄了，再犯率也會很高。」

馬英九總統四月公布台灣首份「國家人權報告」時強調，政府將推動國內人權標準與世界接軌，要把世界級的人權規範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但台灣監獄顯然還是二十一世紀人權問題最黑暗的角落，如果台灣還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懲罰及隔離，不參考先進國家人權標準，徹底改革獄政，所有的人權宣言都是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