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林第一線工作曝曬值一次就破表

說起我為什麼會選擇到核電廠上班，其實也是一段辛酸的歷程。我的家鄉在南投埔里，因家境不好，加上農業沒落，沒辦法討生活，所以我讀到高中一年級就輟學去工作，靠自己半工半讀，二十五歲才從台中私立光華補校取得高中畢業的同等學力。
 

一九七三年年底，幾家國營事業公告招考技術員，台電就是其中一個，而且同時開了火力班、核能班和配電班，每個班五十位名額。我那時心想核能電廠是全新的技術，有很多新的東西可以學習，就報考了核能班，但我不知道核電是什麼東西，也不曉得有什麼危險，只覺得台電是一個很穩定的飯碗。
 

看電影學快速拆裝 減少暴露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是我在台電服務三十三年的第一天，我接受了近一年半訓練和實習，內容不外是學電廠架構或基本核子物理課。我們核能班是當初三個班當中唯一不足額錄取的，一九七五年八月，結訓後歸建到核一廠的只有四十二人，可見已經有人意識到核電的危險，而不敢來報到。

當時核一廠正在興建中，我被分派到儀器課的核機儀器股，每天朝八晚六做的就是包括裝機、配管、裝設儀器，接線的工作也會參與到。

核一廠正式裝填燃料是在一九七七年，當時從美國引進的中子源放入反應爐裡作為引信，我們隱約知道那很危險、是會貫穿人體器官於無形的毒物，這時才有「玩真的」的感覺。但是，我們即使到高汙染區，也只是穿上一層防護衣，那只能防止輻射塵直接接觸到身體，根本防不了輻射線。

這時我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在監控、巡視驅動水壓幫浦的控制棒，這關係到反應爐的運轉。我們這一組每天都會接到檢修通知單，指示我們哪個控制閥故障，或是某個水位儀表沒有正常顯示。同組的還有一位股長、兩位工程師和另一位技術員，像這種「跑現場」的工作，多半就是由我和另一位技術員負責。

鎖螺絲、拉電線這些任務，說穿了跟水電工沒有兩樣，但卻是在高達上百毫侖目輻射量的管制區裡做這些事情。我自己在進去之前，會事先演練怎樣最快把東西拆裝完成，這甚至不是電廠的訓練，是我自己看電影學到的。

進入管制區工作的人，都可以申請一支輻射劑量筆帶在身上。上面標有從零到每個人一天可以接受的最高輻射曝曬量：一百毫侖目。

有一次我「跑現場」進入了汽機區域，沒想到才幾分鐘，那根顯示劑量的指針就因為超過最高指示量而消失不見！當時我以為可能是劑量筆摔到、故障了，但直到那個月月底，我們固定每個月回收一次、也有檢測輻射值的員工佩章顯示，我的曝曬值奇高無比，把保健課的人都嚇了一跳！
 

健康出問題 想轉調困難重重

那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發生的事，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我去的那個地方輻射量超高，幾乎高達二十多個侖目（二萬毫侖目）的量。在接受到高劑量輻射過後的那段日子，每晚臨睡前，我就感覺到胸口悶痛、有灼熱感。每當夜深人靜時我心想，我有老婆、小孩要養，同樣是賺錢，為什麼要賺這麼危險的錢呢？於是就提出請調申請，電廠卻不准許，因為我是他們花很多心血訓練出來的第一批前線員工。

我只好拿出一九七七年在榮總做的健檢報告，那時我就發現我的血小板比正常人還少，但是廠長卻說，「血小板低又沒有病，繼續追蹤就好啊！」我只好再到醫院做染色體檢驗，被判定有次發性血小板不足，醫生開立的診斷書上寫著：「建議不宜在輻射場所工作。」

我在一九八○年請調南投大觀火力發電廠，但興建中的核二廠聽說我轉調成功，馬上到台電公司人事室攔截我的請調單，後來我雖然調到了大觀一年，但卻一天到晚收到核二廠的「借調」，真正待在大觀的時間只有一個月，其他時候都在為核二廠工作。要是我沒到核二廠支援，核二廠那組測試運轉的工程師就一整天無法工作，技術斷層很嚴重。

就這樣，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才真正離開核一、核二發電廠，成功轉調到台電受訓中心。但儘管如此，在一九八八年核二廠要發行建廠十周年特刊的時候，他們還是把我找去幫忙，進入管制區拍攝反應爐的照片，因為我以前是台電攝影社的負責人，又熟悉工作現場。那些照片，也成了現在我和台電打官司的一項證據。

儘管早就被醫師診斷應與輻射線隔離，但李桂林還是從核一廠被「轉調」到核二廠。
 

體檢報告被改成「健康」退休

我在二○○七年退休後，就一直在三芝的家中養病，直到○九年覺得喉嚨也出了問題，經檢查後發現，我喉嚨長了一塊息肉，被診斷為喉部鱗狀細胞癌，還好切除後目前還沒有轉移跡象，成大職業醫學科王榮德醫師，診斷我是因為呼吸道暴露在游離輻射汙染中才致病。

電廠員工的體檢報告都有一欄健康級別鑑定，我因血小板數目只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而被診斷為最不健康的第三級，但卻曾經被保健課的主管打電話「告知」，第三級會讓他很難寫報告，所以他會往上提升。在我退休前，榮總的醫師果真如台電所說，開出了代表「健康」的第一級體檢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