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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芙妮陳英杰:賣鞋子就像開唱片公司

達芙妮陳英杰:賣鞋子就像開唱片公司
(攝影/吳東岳)

2011-11-10 10:19

一年要賣出五千萬雙鞋的達芙妮,宣告中國第一女鞋品牌要「全時尚化」,賣鞋、賣衣服,還要賣到全亞太。賣鞋子像包裝藝人?董事會主席陳英杰從玩音樂中體認下一個十年的品牌控股策略。

今年初才接任達芙妮董事會主席的陳英杰,雄心壯志地宣告要把這個中國第一女鞋品牌「全時尚化」,他的企圖其來有自,因為光今年上半年,達芙妮就已賺到每股盈餘(EPS)十元。

陳英杰的「全時尚」計畫中,達芙妮除一年賣五千萬雙鞋,還賣流行服飾、配件,不只在兩岸賣,還要賣到日本、新加坡,甚至擴展到整個亞太地區。

「目前服飾營業額占比不到五%,但這會是達芙妮品牌再造的關鍵之一。」他盤算著,隨中國消費者的生活水準提高,當熟客變成貴婦,帶著第二代到達芙妮,媽媽會覺得「檔次」不夠,女兒則覺得不夠「潮」。

所以,陳英杰把達芙妮一分為三,除了本來走均價四百元人民幣的母品牌,還發展了達芙妮.印象(Collection)和達芙妮.生活(Young)。前者鎖定二十五到四十五歲的小資熟女,強調講究品質、注重細節,主打高端女鞋;後者以二十到三十五歲的時尚潮女為主,色彩鮮豔、風格鮮明的服裝是主角,而鞋子則成了配件。

 

賣鞋也賣衣 品牌全時尚化


「以達芙妮在中國的知名度,品牌絕對是可以延伸的!」他認為,達芙妮要從「品牌」變「潮牌」,不應該只看到腳,而是全身都要有潮味。

「以前是蹲在地上幫人穿鞋,現在才發現上面的空氣特別新鮮。」去年,陳英杰就以自創服飾品牌d:espina黛比娜試水溫,今年逐步把原本的達芙妮D18青春系列,改裝成以服飾為主的「達芙妮.生活」。

不僅跨足服飾,達芙妮接下來也要跨出兩岸。以東京和新加坡作為未來十年進軍亞太市場的試點,「日本和新加坡都是指標市場,東京可以掌控東北亞,而新加坡連帶影響東南亞和中東。」目前達芙妮兩岸櫃點已超過六千家,未來十年,店數成長要超過一倍,預計成為亞洲最大女鞋集團。

達芙妮在中國女鞋市場稱霸,這些都是陳英杰花十年時間,土法煉鋼摸索出來的。

「二○○八年我就在想,下一個十年達芙妮會是什麼?」陳英杰說,一九九九年他接任總經理時,達芙妮採批發模式銷售,有的加盟店掛著達芙妮招牌,裡頭賣不知名的山寨鞋,有的是一家三代在店裡「生活」,中午老闆娘在門市後面煮飯,把收銀台當飯桌。

看不過去的他,自己帶著五十位娃娃兵,走遍中國三十四個行政區,改開直營店。「我三十歲,下面的人不過二十五歲!我問他們,你二十五歲,想不想當經理?想當,後天就拿背包跟我走。」回憶當初的憨膽,他把展店當深度旅遊,例如到江西,不只到南昌市,還去三百公里外的上饒,直到現在,陳英杰的腦子裡就像是GPS,哪家店要開在哪一條街,他心裡都有個底。

靠著徒步走天涯的方式,陳英杰讓達芙妮在全中國一線到六線城市扎根,也改變自己對市場的觀察。其實,學生時代他曾和任賢齊、李俊廣(前痞客幫總經理)等幾位朋友成立「赤蛇」樂團,表演重金屬搖滾,苦了許久卻沒紅過。

 

達芙妮

 

要從批發走向中階鞋款


在全中國快速展店時期,一次,他到內蒙古呼爾浩特考察,吃飯時竟然聽到好友任賢齊的〈心太軟〉。「當時我第一個動作就是打電話跟小齊(任賢齊)說,你在中國紅了啦!」陳英杰笑著敘述這段小插曲,從那個時候,他悟出什麼東西才能紅?是琅琅上口的〈心太軟〉、〈月亮代表我的心〉,而不是年輕時自以為酷的重金屬搖滾,自此,他確立達芙妮要以中階鞋款為主的發展策略。

上一個十年,達芙妮以「付得起的時尚」打遍中國無敵手,但陳英杰知道,消費者不會永遠只吃同一套。「以前我認為達芙妮不做前衛音樂;要做,就要做普通、多數消費者最能接受的流行歌曲,但一家唱片公司不能永遠只靠任賢齊賣錢吧!」他說,品牌發展的概念就像經營一家大型唱片公司,要有任賢齊,也要有五月天;要有SHE,也要有劉若英。


接下來的十年,陳英杰定義達芙妮是「引領時尚和提供舒適的品牌控股公司」,利用多品牌去引領時尚,多檔次去深耕分眾市場,多品類去擴大成長動能,多渠道去成為國外品牌進軍中國市場的踏板。


去年,達芙妮以近十億元新台幣買下寶成集團旗下Full Pearl公司的六成股權,取得ALDO、Aee等國外品牌代理權,加強集團在高端市場的競爭力。「每一個品牌就像一位藝人,有人走偶像路線,有人走唱將路線,而唱片公司的功用就是幫藝人找到最適合的定位,然後再包裝出去。」

 

至於海外布局,陳英杰很注意美國Payless連鎖鞋店的動向。Payless在美國經營超過四千五百家連鎖鞋店,利用地區特許經營權,拓展到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印尼等國家。今年達芙妮新增六百家櫃點的目標可望完成,明年是否循Payless的展店模式進軍海外市場?值得拭目以待。

 

達芙妮

達芙妮要從「付得起的時尚」轉型為用多項品牌引領時尚。(攝影/陳永錚)

 

陳英杰
出生:1955年
現職:達芙妮董事會主席
學歷:中原大學國貿系

由於對中國司法體系的不信任,《逃犯條例》提出之後,來自各方的批評聲浪從來沒停過。香港法律界與民主派認定,這項修法不僅將削弱香港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更將破壞一國兩制基礎,削弱香港所剩不多的自主性。香港美國商會也質疑,若中國能自香港任意引渡嫌犯,香港恐將失去一向受國際信任的法治基礎,以及依法治而存在的國際樞紐地位。

 

這些意見非但沒讓港府卻步,反要求親中「建制派」占多數的立法會加快進度,將法案直接送二讀會審議。此舉直接促成六月九日的百萬人「反送中條例」遊行,但港府態度並未鬆動,仍宣布修法日程不變;上萬名以年輕學生為主的民眾,於是又在十二日二讀會當天包圍立法會,擋下《逃犯條例》二讀。

 

然而,香港警方將這場包圍行動視為「暴動」,發射布袋子彈與催淚瓦斯強力鎮壓,造成多人受傷,事後又以暴動、襲警罪名,前往醫院、校園拘捕示威者。

 

警察對學生開槍,徹底激怒了一向溫和的香港人。即使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法,也無法冷卻沸騰的民怨,阻止不了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遊行。

 

六月十六日的遊行,不少人是戴著口罩與護目鏡上街,或在看見攝影鏡頭時刻意以文宣遮臉。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這些害怕遭秋後算帳的市井小民,也早就已經無從分辨,香港還是不是過去那座講究法治、確保自由人權的城市。

 

坐落在香港中文大學、紀念六四事件的「民主女神」銅像,最近被披上寫著「反送中」字樣的黑色圍裙,明確表達了中大學生對《逃犯條例》的反對意見。但曾參與佔中超過一個月、這波包圍立法會行動也衝到第一線的中大研究生Rick,竟然也是戴著口罩在女神銅像前現身。

 

「香港的未來就是我的未來,如果《送中條例》通過,大概連走出來的機會都沒有了。」Rick熱切地解釋參與遊行和包圍立法會的動機,卻又害怕自己成為警方搜捕對象,即使已經遮了半張臉,還是不忘要求攝影記者千萬別拍他的雙眼。

 

儘管懷著強烈恐懼,但對既有生活方式的眷戀,終究還是讓許多香港人挺身向政府表達不同意見。「這次《送中條例》逼人太甚。我們已爭取不到普選,現在(中國)又要拿掉香港的防火牆、剝奪司法獨立,這是香港人不能忍受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就認為,害怕失去原有生活方式,是上百萬香港人一改過去「政治冷感」形象,勇敢站出來的主因。

 

港人不認為香港應該「等於」中國。至少,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起算的五十年內,這件事都不該發生。無論是一九八四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於聯合聲明精神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皆明文規定,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得以保持原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一國兩制漸崩、喚出危機感

蔣經國、李光耀早看衰情勢

 

但當初抱持類似想法的人,如今看來,顯然過於天真。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一國兩制』是讓兩邊可以花一點時間,慢慢走在一塊。只是中國走得太近、太快,讓香港人覺得不舒服。」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認為,香港人近幾年感受到不同於中國的獨特性逐漸流失;《逃犯條例》一旦通過,甚至連「不必活在中國法律下」的底線也會失守,民眾因此將迫切的危機感,化為具體的「反送中」行動。

 

其實,欺騙了許多香港人感情的「一國兩制」,最早是中共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策略。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出訪美國時曾表示:「我們尊重台灣的現實……,現行的政策、現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一九八一年,中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所謂「葉九條」,其中第三、第四條,更直接點明「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

 

對於中共包著糖衣的發言,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一九八二年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時回應:「他們最終目的是赤化我們,使我們失去自由。」這些話如今聽來,雖然像是典型的「逢共必反」;對比香港現況,卻又異常貼切。

 

1982年10月,前總統蔣經國在專訪中對於涵蓋「一國兩制」的「葉九條」,
直指「將使我們失去自由」。(圖片翻攝自《中央日報》)

 

不只蔣經國不信一國兩制,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一九九二年也曾預測,中共不想要香港成為政治模範,只想讓香港成為經濟模範,「如果民主和自由市場合而為一,打造出繁榮的香港,就是在挑戰他們(中共)的制度」。

 

李光耀更分析,中國之所以容許香港「五十年不變」,單純只是認為香港具有經濟價值,而不是覺得香港模式值得模仿,「五十年後,你以為中國還會容許香港有別於廣東嗎?」

 

但香港回歸至今,不過近二十二年,為什麼當初說好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已然搖搖欲墜?

 

改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二○○三年,是第一個重要轉捩點。

 

「○三年以前,北京不怎麼插手香港,但SARS後,中央推出自由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政策,雙方開始在經濟上有密切的融合。」葉健民指出,當年北京適時伸出援手,是為香港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卻也讓中港矛盾逐漸浮現,「剛開始,我們都以為經濟是中國要學香港,完全沒想到中國會發展得這麼快,有天會變成他們才是老闆。」

 

○三年以後,香港觀光、零售、服務業,從中國觀光客手中賺進大把人民幣;金融、物流業則紛紛北上,拓展希望無窮的內地市場,經濟上日益倚賴中國。與此同時,已有人憂心「香港社會中國化」現象,亟欲區分中港差異,例如○四年六月,就有三百名專業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源於西方社會的觀念,列為香港核心價值,呼籲市民加以維護。

 

「維護核心價值」,意味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國並不信任。中國的因應對策,則是運用經濟影響力,扶植對政府友好的「愛國愛港」媒體、封殺反政府媒體,並鼓勵愛國企業家收購傳媒集團股權。「十幾年來,中國在媒體上花了很多心思,除了傳統偏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過去並不親中的媒體如《星島日報》,也向政府靠攏。」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

 

作家董啟章也認為,中國在政治上不容許香港出現反對聲音,因此對輿論控制用力甚深,多數主流紙媒與電子媒體都被「建制派」控制,很難從中看見民意和批判性;民眾只能藉網路媒體與社群網站,獲得不同於官方立場資訊。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發表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二○○二年香港新聞自由度還曾居全球第十八位,但過去五年,香港的新聞自由度都只能在全球七十名前後徘徊,今年為第七十三名。

 

中國長期介入媒體經營的結果,就是在香港內部打造出兩個「平行世界」,習慣透過傳統媒體獲取資訊的年長者,和善用新媒體的年輕世代,對社會的看法出現巨大差異。這樣的世代差異陸續體現在「反深廣高鐵」、「反國民教育」等社會運動上,並在一四年「和平佔中」達到高峰。

 

 

雨傘革命導致中國態度轉硬

全面普選訴求,更被視為「追求港獨」

 

「一四年佔中行動,完全是年輕一輩的運動,傳統民主派幾乎沒有角色。民主派覺得要理性、要參加選舉,年輕人才不管這套。」葉健民回憶,這場要求特首與立法會全面直選的佔領行動,不僅無法獲得香港保守人士支持,即使在泛民主陣營內部也無共識。

 

董啟章也指出,佔中行動過後,香港民主社運人士陷入「勇武派」(支持佔領、包圍)與「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路線之爭,兩派甚至互不相容。

 

儘管一四年這場「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卻讓中國政府決定對香港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家李怡分析,中國共產黨一向把所有要求自主的意見,都看作是對統治正當性的挑戰,依據這個邏輯,符合一國兩制精神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已不符合中共核心利益,「真普選」這類「激進」訴求,更容易讓中共解讀為「追求港獨」,北京因此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並不令人意外。

 

二○一六年,六位泛民主派議員在宣誓就職時更改誓詞或增加口號,就被港府提起訴訟;訴訟期間,特首梁振英還請求中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公職人員宣誓形式規定,最終六人遭法院裁定喪失議員資格(DQ),「政府取消的不是議員資格,而是人民投票的選擇,這讓香港人難以忍受。」香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說。

 

除了對反政府意見「零容忍」,中國政府也插手香港內政。今年四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示,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中央與特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並呼籲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存在的缺失和風險。

 

更早在一七年十一月,王志民就約見了三十六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宣講中共十九大精神」,解讀黨賦予香港的使命與要求,「在香港人眼裡,中聯辦只是北京和香港的聯絡窗口,但中聯辦主任『召見』立法會議員,等於把自己當成省委書記(中國各省第一把交椅)在做。」李怡說。

 

鐵腕之下,港人憂心多年的「香港社會內地化」進度,也從未停頓。根據中國法令,符合依親、團聚等條件的中國公民,可向公安部門申請俗稱「單程證」的港澳通行證前往港、澳定居;香港單程證每天限額一百五十人,九七年回歸至今,約有一百萬中國人取得香港居留許可,但同一時期香港人口僅成長九十萬,其中還有二十萬來自外籍移工,「內地移民」比率明顯提高。

 

而中國三月間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被質疑可能模糊一國兩制界線、讓香港被內地同化。區諾軒就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推動學校只以普通話教學的「國民教育」,都說明了北京意圖消滅香港獨特性,使香港變成一個「普通中國城市」。

 

正因為自由空間早已受到壓縮,香港社會對《逃犯條例》反彈才會如此強烈,且共識度遠勝過去任何一場社會運動,「如果一四年雨傘運動是以分化告終,一九年反送中就是以團結開始。」董啟章說。

 

 

人人自危,退一步將無死所

中國境外逮人已有先例,入境香港恐遭殃

 

成名分析,和平佔中提出的「真普選」民主訴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理想;但《逃犯條例》修正通過後,可能剝奪所有香港人既有的人身自由,「一個是想爭取原本沒有的權利,一個是原本擁有的東西快被搶走了,當然是後者的切身感受比較強烈。」

 

感受強烈的,不只有香港人。

 

「我,包括我的家人,都不能再去香港轉機。」台灣資深媒體人楊憲宏表示,即使《逃犯條例》暫緩修法,他依舊秉持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原則,拒絕踏入香港管轄範圍。

 

他舉例,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桂民海,一五年就是在泰國被綁,可見中國已有藉引渡協議從外國擄人的先例;香港如通過《逃犯條例》,任何被中共認定犯罪的對象,都可能透過港府移送,「這其實就是實質戒嚴,剝奪言論自由」。

 

網路脫口秀《博恩夜夜秀》主持人博恩,則在主題為「今日香港」的節目現場,以詼諧口吻說:「我的蜜月旅行已經改機票了,多花了兩萬六,超級不爽的!」以幽默方式道出台灣人對《逃犯條例》與中國司法體系的恐懼。

 

「這是所有香港人的存亡關頭。面對《送中條例》,我們退一步即無死所。」高齡八十三歲的李怡,語氣斬釘截鐵。

 

長者都已如此激動,年輕人當然更加熱血沸騰,其中也包括許多還未成年的中學生。

 

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高呼「香港加油」的中五生(相當於台灣高二)Felix,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心路歷程,簡直就是台灣太陽花學運主題曲《島嶼天光》的翻版。

 

他六月十二日決定罷課,包圍立法會,卻遭父母大力反對;但他明確對父母解釋,自己無法看著香港斷送在支持《逃犯條例》的政客手中,「如果我沒走出去,是對不起香港。你們可以不支持我,但至少要尊重我,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年輕人總覺得我們這一輩太和平了,想用他們自己的方法試試看。」涂謹申指出,不同世代對「反送中運動」形式的想像仍有很大差異,但因為已經沒有退路,所有人開始學習尊重目標一致、但意見不同的夥伴,沒有人試圖擔任發號施令的領袖,「他們會說:『你在立法會裡理性發言很讚,但也請你理解我們在門外做我們覺得對的事。』」

 

 

有人抵抗修法、也有人無所謂

爭民主自由,從來不是「一蹴可幾」

 

當然,還是有香港居民不買單「反送中」訴求。

 

三十六歲、在香港待了六年的金融業中階主管Maggie,因為六一二的包圍立法會行動,被迫在家工作,她毫不掩飾對示威行動的不認同:「要先有好的生活,然後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有了自由民主,所有問題就會自動解決。」她說。

 

出生在中國的她認為,隨著內地經濟發展、香港優勢漸失,「自由」就成了香港人僅存的優越感來源,「至於民主,香港從來就沒有;在這種反中情緒高漲的環境下,更不可能爭取到,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但在這次事件中被「啟蒙」的香港人,也不在少數。

 

六月十二日,足球作家施建章發表了一篇名為「作為七○後,我深切向青年道歉」的長文,在社群網站引發回響。

 

文中提到:「我們在殖民地一代長大,老是回顧當年的美好,遇到大事,只是一句『我不懂政治』,讓你們這十年受盡白眼。我們透支了你們一代的資源、守不住法治。今天,我們一起同行,就算輸了,我們也與你們一樣,不會認命。」

 

「七○年以前出生的人,可能包袱較多,只想顧好生活,要不就是覺得努力也不能改變什麼。」走進中大校園咖啡座、脫下口罩的Rick認為,香港年輕人對物質的期望下降,自然會將重心轉往理想與價值,「我們就是nothing to lose(沒什麼好失去),為什麼不出來替自己的家做點事?」

 

不過,並不是所有年長的香港人,都只重視眼前生活。

 

「我是退休公務員,十幾年前就把兩個女兒送到澳大利亞讀書,現在她們都很感謝我。我知道很多人沒能力出國,只能留在香港生活,所以我必須為下一代站出來。」六月十六日遊行起步前,六十五歲的周先生忙著將「學生不是暴徒」的文宣繫在後背包,並用濃重粵語口音說,「這條惡法沒擋住,香港就完了。我還可以去澳大利亞找我女兒,其他人呢?」

 

兩場遊行,確實「暫時」擋住了《逃犯條例》。林鄭月娥在六月十六日當晚為了「政府工作不足」向香港市民道歉,並重申暫緩修法沒有時間表。外界研判,《逃犯條例》極可能與○三年的《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樣,遭無限期擱置,並有可能在明年六月立法會換屆後自動失效。

 

但對於這樣的結果,參與者仍不滿意。區諾軒就說:「『暫緩』,只是緩兵之計,我們不會接受。要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就只有撤回條例一途。」

 

李怡更悲觀認為,任何期待香港能對抗中國的想法,都太不切實際,因為中港實力太過懸殊。香港想維持既有生活與一國兩制,只能寄望國際聲援,「台灣情況和香港不一樣,你們至少和中國隔了海峽,又有美國幫忙。」他無奈地說。

 

談起「反送中」,曾於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任內,在香港生活七年的作家平路,拿起白紙黑筆,寫下「悲愴」兩字。

 

「這次事件讓我感受到很大的悲愴感。」在她眼中,中國和香港,兩個地方都擁有它們幾乎是「命定」的文化結構與生活方式。「香港擁有英國殖民的身世,與中國內地使用的溝通方式、做事方法都相差甚遠,彼此之間很難擁有『信任』。」

 

她認為,這次香港市民動員兩百萬人,已經竭盡全力,「現在只能寄望北京要有智慧,要了解到,北京的邏輯與香港不一樣,更要知道,香港不應該變成中國南方一個黯淡的普通城市,香港人的法治素養、專業以及堅毅,都能幫助中國變成世界舞台上值得尊敬的參與者。」

 

勤勉堅毅的香港人,能把平凡漁村,化身為國際金融樞紐,一百多年來,卻始終無法親手掌握命運。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或許是香港這親近友人,給台灣最珍貴的啟示。

 


 

擁有英國殖民身世的香港,很難真正與中國政府相互信任。(圖片來源/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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