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因為工業汙染而引起的環保抗爭，最早發生在一九八八年的高雄縣林園石化工業區，起因是廢水汙染。該事件最終由園區廠商，賠付居民十三億元補償金落幕。此後林園工業區汙染抗爭的衝突仍陸續不斷，園區廠商繼而設立各種回饋基金，透過所謂「敦親睦鄰」方式，「補償」受汙染居民，達到減少抗爭的目的。
這種廠商與受汙染居民的互動，如今演變成許多汙染性產業的常態，位居雲林麥寮的台塑六輕廠區也不例外。只是日前六輕火災造成嚴重環境汙染，受害居民群聚抗爭，似乎顯示敦親睦鄰基金並非消弭環保抗爭的萬靈丹。
然而雲林縣政府在協調此次衝突事件中，強調台塑應對地方回饋，顯示回饋制度在解決環保衝突中，仍然有一定功效。回饋制度究竟適宜解決哪些環保抗爭，不宜解決哪些抗爭，似乎有必要予以釐清。
如果將回饋視為給予受汙染者的補償，那麼回饋制度就是汙染廠商向受汙染居民「購買」環境公害權的交易制度。不過一般交易行為，通常是指私人財產權的相互補償交易；至於環境公害權可否補償交易，恐怕頗有爭議。
環境公害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環境公害足以對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脅，如果允許這類環境公害權進行交易，無異坐視受汙染者出賣其生命或健康，這是任何文明社會所不應同意的。
因此，政府必須設立汙染排放標準，並嚴格執行，以免廠商汙染行為危及居民生命或健康。任何違反汙染排放標準的環境公害事件，其實都不應該透過回饋制度來解決。
另外一種類型的環境公害不致威脅居民生命或健康，但可能影響生活品質。例如，景觀的破壞、空氣品質惡化，或居住安寧受到干擾等。這類環境公害即使沒有違反環保法規標準，卻仍然損害受汙染者環境品質。此時透過環境公害權的交易制度，或回饋制度，由汙染者對受汙染者給予相對補償，既無損於政府保障人民生命與健康的職責，又符合汙染者付費原理，同時也有助於消弭環保抗爭，應該值得社會支持。
不過，若要滿足上述理想，有兩個原則需要注意。第一，廠商應在設廠生產前，便根據公開透明的法定程序，與當地居民協商回饋方式與內容。而不是由廠商在設廠生產後，再以不透明的方式分配回饋資源。
其次，最合理的回饋是以「公益（public goods）」補償「公害（public bads）」。「公益」就是公共服務或建設，如公園、運動場等。對私人活動或商品的補助，則不應納入回饋範圍。
（本專欄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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