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獸首風波引發了各界廣泛討論，爭論流落在外的中國文物是否該返還中國。論及西方博物館中的中國文物，有些人認為應該歸還，但如果它們沒有被奪走，很可能毀於文革。換個角度來看，藝術品因此得到了庇佑，免於消失於世。
在今年二月的巴黎聖羅蘭收藏品拍賣會之前，佳士得把其中兩件拍品挑出，私下求售。這兩件拍品，來自北京圓明園「大水法」報時水力鐘噴泉上的十二生肖銅獸首，是其中的鼠首、兔首。我也在私下詢問的對象之列，兩件獸首詢價超過兩千萬美元（約新台幣六．六億元）。我毫不猶豫就拒絕了，願以此文說明其中原由。
投標只是愛國的表示？
每次圓明園獸首現身世界拍賣市場，總要惹起一陣狂熱；中國民眾群情激憤，要求歸還「國寶」。有太多更重要的中國藝術品流落西方世界，但是沒有一樣比獸首更能沸騰民情。根據報載，今年二月獸首在巴黎專拍時，至少有六十七名律師企圖阻止這項拍賣。
這些年來，對於獸首拍賣發聲最力的人，無疑已經表達了他們的愛國情操；然而一個較為沉默、較具戰略意義的方式，可能會更具實效，而且便宜很多。
幾十年來，流落在外國收藏家手中的重要中國藝術品，主要是透過國際拍賣市場這項工具，回流到華人收藏家圈子，包括最近的中國收藏界。對於中國藝術品來說，國際拍賣市場創造了能見度、容易追蹤拍品流向，也提供擁有拍品的機會。最好的策略，是維持住國際拍賣市場這個管道，並且鼓勵大家默默捐獻，而不是去掀起體制外的軒然大波。除掉了眾聲喧譁以後，有意捐贈的買家會更容易以合理的價錢買下獸首，捐回中國。
結果，中國「買家」以每件一五七○萬歐元標下獸首，後來又說投標只是一個愛國的表示，並不打算付款時，情況其實是比較糟糕的。這項行為造成幾大負面結果。首先，它為獸首留下了不尋常的高標價紀錄。再者，這項行為完全藐視法律、蔑視行之有年的拍場行規，同時讓中國民眾對於國際拍賣市場，甚至整體拍賣產業都留下壞印象。這會讓想要善用這個制度、而不是破壞這個制度的許多中國民眾，未來在與西方拍賣世界打交道時更困難。
第三，這項行動給中國民眾樹立了壞榜樣，鼓勵競標卻無意付款的風氣；對中國拍賣公司來說，這已經證明是一個嚴重問題了，而巴黎的投標行動則讓風氣更壞。第四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對於想要買下獸首捐回中國的人來說，譁眾取寵的愛國行動並沒有達成目的。
在現實世界中「價值」幾何？
現在我們可以靠近一點看獸首，掂掂它們在現實世界中到底「價值」幾何。我認為獸首是中國文物，特別是青銅文物的一個品項，也帶有西方美學的調調。對我來說，如果不用非常醜來形容，那只能說獸首在美學上無甚可觀了。
在中國青銅鑄造的宏偉傳統裡，獸首還站不上一席之地。在中國人眼裡，獸首的設計和寫實主義色彩是很洋派的，古代中國藝術家、雕刻家早就以或多或少的抽象手筆與形式化風格揣摩動物形象，這也是現代西方藝術才有的特徵。然而獸首卻是高度的寫實主義，屬於前現代西方傳統；但就算是以寫實主義的標準而論，獸首也顯得平庸無奇；如果拿掉它身上的歷史脈絡，就只是一件不大出色的美術作品而已。
安裝在石雕人身上的青銅獸首所構成的報時水力鐘噴泉「大水法」，是圓明園中歐式建築海晏堂的一部分，由耶穌會教士在乾隆年間設計而成；其中包括了郎世寧，他長年為朝廷工作，希望中國皇室能改信天主教。耶穌會中有許多智識之士，智識有時卻用錯了地方，例如負責水力設計的蔣友仁神父，是一位法國數學家與天文學家，在水力學方面所知其實有限。每具生肖獸首代表一天中的兩個小時（一個時辰），蔣友仁則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讓泉水乖乖依照時辰，從大水法的每具獸首口中流出，然後一齊在午時噴水。海晏堂與大水法分別完成於一七四七年與一七五九年，可是水力鐘噴泉在一七八六年就停擺了。
事實上整個建築計畫是乾隆皇帝的一個突發奇想，當時他對西式事物很有興趣，所以歐式「宮殿」的一大功能，是擺放他日益增加的洋玩意兒。偏偏西洋建築師並沒有自主決定權，建築物得要符合中國的營造法式。而從歐式建築的雕刻、繪畫判斷，最後所得結果，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大雜燴，我覺得不太成功，矯揉造作，又醜。
鼠首（圖／佳士得提供）
兔首（圖／佳士得提供）
藝術品流傳於世的另一途徑
整個圓明園歐式複合體的概念，引發對乾隆皇帝個人品味的討論。乾隆是滿洲人，愛新覺羅家族入關後的第四代，也是真正漢化的第三代。雖然他視自己為中國文人，也確有所成；評論家卻指出他的品味有點問題。我同意大部分的批評，特別是與圓明園有關的。
大清朝與中國的國運，在十九世紀加速衰敗，真正的轉折點起於乾隆朝中期，從眾多皇家藝術品中可以看出端倪。中西複合設計的收藏品大增，強調科技精髓的結果，卻是花大錢買美術品，這都是衰亡的徵兆。圓明園中西複合體正是此一現象的大型鮮明例證。
巴黎獸首風波引發了各界廣泛討論，爭論流落在外的中國文物是否、何時應該返還中國。論及西方博物館中的中國文物，部分中國人認為應該歸還，我則持相反意見。我認為對中國來說，藝術品得到庇佑，免於消失於世，事實上更能流傳於世。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遠離中國的文物免於遭受可能的破壞；拿獸首來說，如果它們沒有在一八六○年被奪走，很可能毀於文革。而西方博物館中的中國文物也成了很有效的溝通管道，讓人們見識文物之美，以及獨有特徵；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國文化之精深。就務實層面與經濟層面而言，也是吸引人們到中國觀光的強力誘因。
必須強調的是，我並不反對獸首歸還中國，只是就事論事討論獸首問題，以及討論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何以被誇大至此。我尤其反對用「國寶」來形容獸首，如果乾隆的突發奇想可以稱之為「國寶」，也太侮辱那些海內外的真正「國寶」了。
對我來說，獸首代表了逝去的機運，是一個痛苦象徵。如果能有更好的領導者，十八世紀中葉的中國可以在強勢地位上，開放與西方的交流。中國能夠，而且也應該要被允許與西方世界進行有意義的互動，吸收西方所提供的重要科學知識。然而面對歐洲對中國提出的貿易方案，乾隆的回答卻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種極端的孤立政策使中國陷於落後，導致十九世紀不得不與西方有更多交流時，結果處在極弱勢地位。乾隆必須為此負責；他張狂、對知識缺乏興趣，各方面遠不如祖父康熙。
更糟糕的是，乾隆虛偽。當他積極鎖國，在重要時刻阻斷中國接收西洋知識大門的同時，他自己卻齊備各種洋玩意兒，並樂在其中，例如鐘、錶、鼻煙盒以及眾多物品，其中部分現在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獸首正是皇帝自我放縱的實例，他把西方知識拿來當作個人御用，創造了一個奢華不實、不美，且於後世無用的噴泉水力鐘。
如果說獸首有什麼地方值得每個花兩千萬美元買下，那就是為了提醒中國不要重蹈乾隆覆轍。這個價值完全在於它的象徵意義與歷史脈絡，而與藝術價值無關，更談不上是什麼中國藝術品。可悲的是，獸首的天文價格竟使人們以為它們代表了頂級中國工藝，這比當初獸首被人劫走還要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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