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上限定案後，更多經濟面與社會面的影響恐將接踵而來；本刊獨家專訪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董事長羅聯福、花旗台灣銀行總經理管國霖，及日本東京情報大學副教授堂下浩，分析制定雙卡利率上限後可能的衝擊。
二次雙卡風暴，恐怕即將在台灣上演。
經過國會朝野協商，借款利率上限從二○％降到一二．五％幾成定局；立意雖好，但從日本經驗來看，效果卻可能適得其反。日本東京情報大學副教授堂下浩分析，二○○六年日本訂定利率上限，還沒正式實施，金融機構的放款額度已經急速萎縮，「借不到錢的人只能向黑市或親友借貸，像回到古代一樣。」
「賠錢生意沒人做，」花旗銀行台灣區總經理管國霖解釋，「這就像買保險；年紀大的人保費一定比年輕人高。」他無奈地表示，降低利率上限後，銀行無法承作高風險的業務，「以後這些人只能去地下錢莊借三分利；這是政府希望看到的嗎？」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董事長羅聯福則提醒，花了幾十年時間累積的客戶資料庫，可能因此毀於一旦。「只要不是我們的客戶，他的資料就得被抹除；將來要重建，又得再花上幾十年。」
政策尚未正式上路，已有剪卡、加收年費、縮減優惠的消息；工總、商總等團體，更公開呼籲政府要審慎評估後果；如何取得各界共識，將是立委諸公最大的考驗。以下是採訪紀要：
需要錢的人借不到
問：先請幾位談一下，設定利率上限後，會有哪些直接的影響？
中信銀董事長羅聯福（以下簡稱羅）：民法二○五條已經把信用卡市場切割成兩大塊——借款利率二○％以上跟以下的。以下是由銀行承作；以上是地下市場。新法一旦實施，利率上限將從二○％降到一二．五％；對銀行來講，貸放餘額有三千六百億元會受到影響，而現在客戶還有六千九百億元的未動用額度中，我們估計會有兩千七百億元消費能量因為這樣被取消，等於消費券三倍以上威力。
花旗台灣銀行總經理管國霖（以下簡稱管）：我們也去看了兩千七百億元的周邊影響多大。我們發現，信用卡刷卡金額占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六％，再看細項，有三成一是百貨、量販是一成，加上旅遊、保險、加油站等；對這些產業的影響，都超過一百億元以上。
日本東京情報大學副教授堂下浩（以下簡稱堂）：就日本的經驗來看，日本政府對主要的貸金業者，每三個月都有一個調查。限制利率上限的法案在○六年十二月通過，預計在一○年實施。去年秋季，日本申請貸款的核准率已從五五％降到三○％，餘額整體降低三○％；今年二月，金融業家數從二○○○年的一萬家變成只剩六千四百家，顯示信貸市場已明顯縮小。
問：那麼對金融業呢？銀行的衝擊主要在哪？
羅：現在對我們最大的考驗是兩個。第一是已經貸放出去的三千六百億元怎麼收回？
在刷卡消費的市場，估計也會有二千七百億元的萎縮；而且是從今以後每年減少二千七百億元。因為這些卡片已經不是我們的客戶，消費金額就不在了。
而且利率上限甚至比中國的一八．二五％還要低，對業者來說，到底是去中國好，還是留在台灣做一二．五％以下的好？尤其是外商，他該把資源放在中國還是台灣？
借錢將只能找黑市、親友
堂：從使用者來看，這些被排除的人該怎麼辦？我們在○八年調查時發現，被排除在正常體系外的人，有三五．五％去黑市，四八．一％找親人借，等於把這個金融市場帶回古代。
政府的功能應該是排除黑市，讓資金可以從正常管道取得。可是制定利率上限，等於是違背這項潮流。
管：台灣銀行業好像可以慶幸金融風暴衝擊不大，但是看長期競爭力，我們銀行業的ＲＯＡ（總資產報酬率）跟ＲＯＥ（股東權益報酬率）遠低於國際水準，獲利長期被壓縮。私募基金也都表示過，台灣銀行業長期完全沒有利潤可圖。
以信用卡來講，我們去年光風險損失、不計行政成本，就超過循環信用的利息收入。如利率上限發生，賠錢生意沒人做，接下來是產業大幅度的退出、調整，跟日本的情形應該很像。
外資面對這樣的巨變，他們策略也會開始改變，如果中國跟這邊利差那麼大，ＭＯＵ（兩岸金融監理備忘錄）簽了，外商接下來的營運方針是什麼？結果應該顯而易見了。
問：若制定利率上限的作法很難逆轉，你們如何因應？
羅：目前施行細則還沒出來，只能先就營運成本盡量控制，像很多的優惠要重新檢討，一切要等確定後才能配合。
倒是萬一確定實施，相關一萬名左右的從業人員怎麼辦是個大問題；這些事情立法行政單位應有通盤配套準備，盡早找業者溝通，談妥退場機制。
問：難道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方法嗎？
管：我認為問題應該一個個來解決。之所以會提出利率上限的構想，是因為央行降息，讓銀行的資金成本降低。
那我們能不能用一套機制讓雙卡利率與央行的連動，雙卡利率透過連動機制，就能確實反映市場價格。或者公營行庫可以帶頭降，市場競爭就會發生。
羅：雙卡提供消費信貸的功能，這兩三年被不斷汙名化。雙卡風暴後，利率定價已經完全是用風險去評估（risk-based pricing），以不當的利率來定價，客戶最終是會被搶走的。
媒體最近不斷批評優惠縮水，實在是迫不得已；因為所有業者在這兩三年內，對營運成本都得嚴加控管，畢竟利率下降後，我們必須尋求一個可以存活的商業模式。
管：有個論調說八．九五％的營運成本太高；可是香港是八．七％，亞洲平均值九．九％，我們的位置比平均值稍低，並沒有特別高。
至於為何是八．九五％，我們業者自己統計，行銷成本其實只占總營運成本的一成二，其他是維持系統營運、交給ＶＩＳＡ、MasterCard的費用。行銷成本有沒有降的空間可以去檢討，或加強效率化，可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要三％、四％下去做。
而且，看到在資金、風險、營運三大成本中，營運成本占五○％，就責難太高也很弔詭。當我風險做很好，風險成本下降，自然營運成本的比重就增加。所以並非營運成本高就不好，可能是我們把風險成本拿過來放在營運成本，增加給消費者的優惠，讓權益擴大，這樣不見得對消費者不好。
羅：裡頭還有一個盲點：資金成本不能跟貸款利率畫上等號。以現在金管會調查的數字，資金成本一．九九％，一下子就會誤解；因為要建置、維持系統，就會一直墊高營運成本，不然卡片不可能全球幾十萬家商店在二十四小時都刷得通。
如果哪個業者做得最好，除了給他的客人最適當定價，更能吸納更多客層，尤其在成本上，風險控制得當，我就可以吸納高風險族群。現在卻變成我成本控制越好，反而客層越小，這是我們要的嗎？
設定利率上限不能解決問題
問：日本制定相關法律已經兩年，雖然還沒正式施行，社會有因此產生哪些反應嗎？
堂：日前有日本報紙寫到，最近自殺人數在增加，主要動機中，因負債而自殺的人數在縮小，而生活困苦自殺的人反而增加——因為貸不到錢。
設定利率上限，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得讓消費者變得更聰明，擁有更多的資訊；除了要對多重負債者的負債做整理，還要有負債者的諮詢機制，才能從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最近日本有些有良知的學者，開始提出數據來宣揚理念。去年秋天，札幌大學已有學者提出這方面報告，日本北海道的ＧＤＰ因為設定借款利率上限，已經下降了一．六％，證明日本這樣的作法是有問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