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嬰津貼是為提振生育率而祭出的政策，但由於配套措施欠缺、津貼水準不高，政策效果恐怕不如預期。政府應拿出更多辦法，解決私人企業勞工重返職場的困難，才能達到拉抬新生兒人口的施政目標。
育嬰津貼政策規定，只要家有三歲以下子女，並且申請育嬰假在家照護的父母，可由就業保險基金撥給投保薪資的六成作為津貼，且雙親分開計算，試圖藉此拉抬長年低迷的出生率。
此政策估計將使政府每年多付出八十億元，對財政收支已相當吃緊的國庫而言，算是另一項負擔。既然如此，當前實施育嬰津貼的急迫性究竟何在？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過去的育嬰假政策成效不佳。不僅育嬰假申請人數始終有限，且育嬰津貼補助金額不符現實所需之下，新政策對台灣生育率的刺激效果，恐怕暫難樂觀預期。
政策有漏洞 敢生不敢請假
台灣雖然自二○○二年起實施育嬰假，但開辦至今申請人數極低。以去年（二○○八）為例，懷孕生產的受雇女性勞工有七萬四千多人，但只有約三七○○位勞保身分者申請育嬰假，比率是少得可憐的四．九％。
從職場生態來看，即使政府有罰則規範，但為成本考量，雇主通常希望員工不要申請育嬰假；若是執意請假，日後重回職場難免出現隱性障礙。又如何請領津貼？
此外，根據主計處統計資料，國內受私人雇用的勞工，數目約是受政府雇用者的六倍；但去年申請育嬰假的勞保身分者，人數僅是公保身分者的兩倍。
六倍與兩倍的差距，更凸顯「膽敢」請育嬰假的勞工比率之低。相對的，育嬰假也似乎僅僅是讓手握鐵飯碗的公職族群受惠，對刺激出生率能發揮多少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政策應該更開放，讓更多家庭受惠。」全國產業總工會祕書長謝創智就說，政府將育嬰津貼搭配育嬰假的立意雖好，但從勞工角度觀察，仍有許多「楣角」有待克服。最顯著的一例，就是津貼以投保薪資計算，而非實領薪資。
「最多只能拿到二萬六千元。」謝創智分析，現行勞保最高投保薪資為四三九○○元，換算六成薪後還不到三萬元，要維持生計仍不容易。還有部分企業為減少雇主提撥金額，將員工所得高薪低報，屆時勞工可請領的育嬰津貼更是縮水。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是育嬰津貼法源來自八年前施行的就業保險法；然而無一定雇主、並未參加各種職業工會的勞工，並非歸屬於就業保險法的保障對象。也就是說，他們無從申請育嬰津貼。
長期爭取權利的婦女團體，對育嬰津貼則抱持樂觀其成的看法。
婦女新知基金會祕書長曾昭媛就說，「權利總算是起步了。」她指出，台灣產業生態以中小企業為主，是福利政策難徹底落實的原因；規畫由就業保險基金撥付育嬰津貼，正是為了盡量降低對雇主的影響。
曾昭媛也認為，開放父母皆可請領津貼，將有助改善長久以來育嬰均由女性負擔的偏差現象。因為從數據來看，國內育嬰假開辦七年來，申請人次共有二萬七千位，但其中男性申請者不到一二○○位，比率僅有四％，同樣堪稱嚴重失衡。「照顧小孩是社會的共同責任，不是奶奶或外婆的工作。」曾昭媛說。
福利成為富者更多貧者愈少
若以職業區別，現階段得以請領育嬰津貼者，只有適用就業保險法的勞工。公教人員及軍人並非該法保障對象，因此暫時不得申請；但基於公平原則，行政院在四月通過公教保險法修正草案，將公務員育嬰津貼納入給付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若該草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原本已經享有不少優勢的公務員，未來將得到同樣保障。
對此人事行政局主祕張念中認為，公務員若享有育嬰津貼，將是由公教保險基金支應；該基金來自政府及公務員共同提撥，所謂公務員享更多福利的問題，其實並不存在。
然而，無論是政府撥款或是公務員薪資，財源應該都來自國庫收到的稅金，由全體納稅人負擔公務員的育嬰津貼，此舉合理與否，留下不少討論空間。
「原本保障弱勢的概念，透過繳稅，反而讓強勢族群得到更多機會。」文化大學社福系教授王順民直指，雖然政策本來就應該一體適用，但若同樣開放申請津貼，結果只是讓有較多機會的公務員進一步受惠。錦上添花，豈非另一種不公平？
為了挽救世界倒數的出生率，政府總算在空有口惠的育嬰假之外，端出了育嬰津貼這項牛肉。但配套政策不足，多數勞工不敢請假的尷尬處境，並未得到充分解決。想達到預期目標，相關部會還得拿出更多對策。
■四倍比率的差距 ——申請育嬰假的勞工與公務人員比率
年分 勞保身分 私人雇用 占私人 公保身分 政府雇用 占政府
申請人數 勞工人數 雇用勞工 申請人數 勞工人數 雇用人員
比率（％） 比率（％）
2006年 2,798 6,608,000 0.04 1,456 934,000 0.16
2007年 3,314 6,803,000 0.05 1,667 932,000 0.18
2008年 3,691 6,945,000 0.05 1,779 958,000 0.19
資料來源：勞委會資料庫
製表：周岐原
